两个右派的苦恋

    本文记录了两个右派大学生长达二十多年的苦恋，但是有情人终究难成眷属。
这一对儿，一个是大陆土生土长的农民的儿子“小高”，一个是来自香港的陈独秀
的孙女儿陈祯祥女士。他们五十年代在大陆求学期间，不但遭受到了政治迫害，而
且也遭受到了婚姻迫害。全文曾经以高作纯和吴越的署名发表在1998年第11期的
《章回小说》上。

    毛泽东最爱搞“运动”，在他的一生中，从延安到北京，大大小小搞过多次
“运动”。

    1957年夏季，在“清匪反霸”、“抗美援朝”、“三反五反”、“反胡风分子”、
“肃清暗藏的反革命”……等等一系列运动刚刚过去或曰还没有过去，又发动了一
场政治运动，在当时叫做“反右派斗争”；后来他自己承认那是一场有计划、有步
骤、有目的、有对象的“阳谋”。其目的，是想挖出一大批与他政见不一的“阶级
异己分子”，在当时称为“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其对象，就
是“思想最活跃、头脑最复杂、行动言论最不好驾驭的知识分子”。

    于是，在中华大地的上空一时间阴霾笼罩，乌云翻滚。几乎是一夜之间，就在
知识分子中人为地制造出55万“右派分子”来。其中有专家、学者、教授、作家、
艺术家、编辑、记者、大学生……即便不全是国家的精英，至少都是有用的人才。

    伟大的领袖如慈父，如良医，从“望子成龙”和“治病救人”的愿望出发，对
这些人高抬贵手，网开三面，制定的政策是“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然而，
一顶“金箍”箍在他们头上，历时达二十余年。弄得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妻离子散，
家破人亡。境况不可谓不惨。

    纵观二千多年的中国历史，历代最高当权者，无不把“读书人”看作是对他们
统治地位的最大威胁。从秦皇的焚书坑儒，到满清的文字狱，再到五七年的反右派
斗争，都表明了这一点。然而，令人不解的是，精读过十七遍《资治通鉴》的伟大
领袖，怎么就忽略了“刘项原来不读书”的警戒呢？

    这场伟大斗争的后果，除了使这五十五万人和他们的亲属罹难之外，还造成了
万人缄口的可悲局面。毛泽东自己也承认：（反右斗争）“带来一个缺点，就是人
家不敢讲话了。”话尽管这样说，其实他是很喜欢这样一个政治局面的，因为这为
他后来的个人独断专行、为所欲为奠定了基础。这种局面一直发展到了“史无前例”
的十年动乱，几乎葬送了千百万人为之奋斗牺牲的事业。这不能不说是民族的不幸，
国家的不幸。

    这里记录的，是两名普通大学生的往事。他们不幸成了这55万人中的两个，经
历了二十多年的磨难，终于活了下来。而今已年愈花甲，而且百病缠身，在生命将
终之际，把他们的经历、遭遇、体会、认识，真实地记录下来，也许对后人会有一
点儿帮助的。“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啊！

                         第一章  自作聪明的孩子

    他姓高，现在大家都叫他“老高”，四十年前，大家都叫他“小高”。

    小高出身于秦皇岛市北部山区一个普通农民的家庭。那个小山村名叫高家庄，
属抚宁县石门寨管辖。父亲和哥哥都是勤劳俭朴、忠厚老实的标本式农民，苦心经
营着三十几亩地和一个小小的杂货铺，借以维持全家人的生计。1948年秋，也就是
他十二岁那年，解放军解放了秦皇岛。按不久之后“土改”时的阶级划分法，他的
家庭被划作“上中农”，属于当时的“小康”人家。

    乡下孩子读书晚，1951年，他都十五岁了，方才小学毕业，考入山海关第一中
学（原田氏中学）。1957年他高中毕业，考进北京师范学院（现改为首都师范大学）。
当时他已经二十一岁，比起同班的同学来，要大那么两三岁。

    一个大学一年级的学生，不过是个“大娃娃”。但他年龄比同班同学都大，加
上早慧早熟，又不安份守己，在那个时代，这样的人，就注定了他一生坎坷的命运。

    1957年的夏季，中国上空的政治风云变幻莫测。五月一日《人民日报》公开发
表了《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意在号召全国人民帮助共产党整风。并提
出“放手鼓励批评”，坚决执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
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这之后，在机关团体，民主党派，高等院校中就用大
字报、大辩论的形式开展了大鸣大放。一些毫无政治斗争经验的幼稚的知识分子，
居然当真地给共产党提出了诚恳的“意见”。

    五月十五日《人民日报》就发表了毛泽东亲自写的文章《事情正在起变化》，
奏响了反右斗争的前奏曲。六月八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正式
开始了对那些提了意见的知识分子的镇压和打击，正式名之曰：“反右派斗争”。

    在政治风云变幻莫测的一九五七年夏季，小高正紧张地复习功课，准备着“高
考”，只是偶尔偷闲冷眼旁观当时的形势，心中似乎有话要说，好像有不吐不快的
感觉。七月中旬，高考结束了，只等大学录取通知书到来。时间宽裕了，精神轻松
了，在那个燥热的夏季，他一早一晚，在家门口，在树荫下，几乎是一气呵成了一
篇极“不合时宜”的“大文章”，名之为《“整风·争鸣”随感》。

    从时间看，1957年的七月中下旬，“反右”的号角早就已经吹响了。许多已经
“响应号召”说了“心里话”的知识分子们大都已经感觉到上当受骗，正在懊悔不
迭，而他却偏偏  在这个时候“冒”了出来，这不是“顶风上”吗？其实，他也不
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英雄好汉”，恰恰正是出于他“山里人”的憨
厚，刚刚读过“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课文，还没有忘记，想在这时候出来尽一
下“匹夫之责”。于是，这篇厚厚一叠的“大文章”写好以后，贴上了一角六分钱
邮票，寄给了中共中央书记处。

    这篇文章，确实称得上是一篇“大文章”，字数也许不足一万，够不上“万言
书”，但其内容却谈到了：关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问题、国家工业化问题、农业集
体化问题、宪法问题、统购统销问题、中苏关系及中南关系问题、文字改革问题、
人口问题……涉及面之广，在当时说来，够得上“十分全面”了。

    一个二十一岁的大孩子，尽管他早慧早熟，终究学识有限，所谈意见，也不过
一些感性认识而已。不过话又说回来：五十年代所执行的“国策”，问题很多，只
要不是瞎子，明眼人大都一眼就能看穿，并不需要什么大学问家、大思想家来深思
熟虑的。

    例如，在“工业化道路”问题上，小高就不同意“一五”计划中提出的“优先
发展重工业”的方针。他认为发展重工业需要大量资金，当时的中国一穷二白，如
何积累这笔资金？我们既没有海外殖民地可以掠夺，如十八世纪的英国；也没有加
利福尼亚的金矿，如十九世纪的美国。有的只是六亿农民。一个靠农民夺取了政权
的党，忍心去榨取农民的血汗来积累工业化资金么？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他主张
优先发展轻工业，相应地发展重工业。这与当时的国家方针，可是“背道而驰”的。

    再例如关于“农业集体化道路”问题，他在文章中居然主张应放缓速度，只要
维持在五十年代初的“初级社”水平就可以了。

    这当然也是“背时”的论调。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经过几十年的碰
壁，结果是头破血流，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农村不是“一夜之间回到了
解放前”么？

    再例如关于“中苏关系”问题，他在文章中明确反对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
政策，提出应在美苏之间“骑墙”的主张。事实证明，中国的外交政策，到了七十
年代，终于不得不“骑墙”了。他只不过早说了二十年而已。

    关于文章内容，用不着一一细说了。只要去问一问大多数右派分子们，谁的
“谬论”不是三十年之后都变成“真理”的？

    小高怀着一颗“赤子”之心，义无反顾地把这封厚厚的信投进了邮筒。他自以
为当了一次“国家的主人”，心安理得，不知祸之将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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