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败诉进团河

    刘柳的三寸不烂之舌果然发生了效力，说服了焦大炮，在刘云峰的报告送到局
里来的时候，说了几句话，明确表示了他支持重审的态度。另一方面，程英等人到
了劳动教养收容所，看了林建国的案卷，又找本人谈了话，也认为此案处分过重，
提出了重审的建议。局领导看了一份报告、一份建议，又见焦大炮出面支持，也不
得不批下了“同意提请重审”六个大字。

    法院判案，被告不服判决，可以在十天内向上级法院提出上诉。上级法院把案
卷调去，另换人马，开庭重审，原审人员，不得参与意见。劳改局是执行机关，没
有审判权，提出重审，由于没有明文规定应该由谁来审理，一般都是由原审单位复
核一下了事。于是林建国的案卷，又被退回了原办分局。

    早在“文化大革命”之前，不论是法院还是公安局，都有一种对付申诉人员的
办法，那就是对确实犯有罪错而又对处分嫌重的人，不但不予减刑，还要酌量加刑，
其结果是越上诉判刑越重。其理由嘛，凡是犯有罪错的人，都应当自认罪该万死，
不论受到什么处分，都应当认为是受到宽大处理，不但宣判当时要三呼万岁，谢主
隆恩，以后每逢提起此事，都应当涕泪交流，感恩戴德，才算是“认罪态度良好”，
才有资格去当“劳改积极分子”。要是不认罪，或认为科刑太重，就是“对自己的
罪恶缺乏认识”，就是缺乏改造的基础，这样的人，即使他一个人能干三五个人的
活儿，也评不上劳改积极分子；这样的人，如果不服上诉，就会因为“对自己的罪
恶缺乏认识”而三年徒刑变五年，五年徒刑变七年，以示“抗拒从严”。在劳教收
容所，一进大门，先要进行“入所认罪认错教育”，对不认罪的人，大会批，小会
整，各种难以尽述的私刑就会一起上，如果仍不认罪，那就进严管班、集训队。如
果还不认罪，那就进禁闭室，也不打，也不骂，一天只管四碗像米汤似的棒子面粥，
任凭饥火慢慢儿去熬煎。许许多多在私刑吊打下挺过来的人，进了禁闭室，躺在草
铺上，却经受不了这个“饿”字的折磨，关不上两三个月，就“认罪”了。但就是
这样饿，也仍有关了八个多月不认罪的“好汉”，放出来的时候，简直像盏纸糊的
人灯，风都能吹得倒。那时候，“人道主义”只在供外国人参观拍照的“模范监狱”
里存在，一到远离首都的劳改农场，说一句比较恰当的话：人就不如牲口了。当时
之所以要这样办，是因为怕一人上诉胜利，人人群起效尤，不但原判机关威信扫地，
重审机关忙不胜忙，管理机关也将难于管理。另外还有一点：那时候办任何事情都
讲“阶级分析法，”五七年的时候，就有不少“法官”因为“为阶级敌人说话”而
成了右派。剩下幸免戴帽者，也就只好学一个“宁左勿右”了。

    “文化大革命”之后，清扫积弊，恢复实事求是的光荣传统，公安局里面这些
陈年陋规，已经改革了不少，但是由于劳动教养终究是一项规章不全的“法外之法”，
从抓到放，包括审讯、复查在内，都是一包到底，并没有监督机关过问此事，因此
劳动教养实际上是公安局的一块自留地。要怎么种就怎么种。在警察权力恶性膨胀
的今日，这已经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了。美国电影《第一滴血》所反映的，正是这
种危险的倾向。

    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是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民主”早已经被宣
布为手段而不是目的，作为专政工具之一的警察，到底应该有哪些权力，宪法上又
没有明确规定，这就不免也有人把自己驾凌于法律之上，为所欲为，不是保卫了人
民，而是坑害了人民。

    林建国的案卷，虽然由劳改局转到原进分局请求重审，但是审案的人，还是那
几个原办人员。即便另换几个人办，跟原办人员不是同一间办公室，也是“低头不
见抬头见”的朋友。办案人员，谁都愿意当“青天大老爷”，最怕听见“错判”二
字。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凡是有退回来重审的案件，不管是原办人员还是另换人
马，前提总是从维护自己的威信出发。除了铁证如山无法反驳和来头极大不敢反驳
者外，重审的主要着眼点不是放在辩明是非上，而是尽一切力量在“驳”字上做文
章。林建国有前科，本就是个流氓团伙的头头，说他流氓成性，似乎并不过份；国
庆节动刀子，为的是李爱国，也完全符合氓爷们为争“圈子”而“挄架”的习性；
而最最有力的一条，还在于林建国的那一刀，捅进了王冰的胸膛，而王冰的那一刀，
只不过在林建国的手臂上划了一道浅浅的口子，可见林建国心狠手毒，在这次打架
事件中，应负主要责任。



    但是就连这样的复查结论，也不能病痛快快地下达。因为拖的时间越长，越能
够表明办案人员的慎重从事。

    十月十八日，三百多名注销北京市户口的教养人员押赴新疆。林建国因为等待
复查结论，暂时留在收容所。刘云峰心里明白，注销北京市户口押送到边远外地的
教养人员，很可能这是最后一批了。换言之，即使林建国的申诉失败，至少“递解
出境”的可能性是很小了。

    果不其然，就在刘云峰踏上去新疆的火车的第七天，也就是十月开五日，原送
分局办案人员专程来良乡向林建国宣读了复查决定书，主要内容为。一、林建国和
王冰发生互殴事件，不是一方无故挑畔一方自卫还击，而是素有积冤，根本原因在
于争夺李爱国，因此属于流氓打架范畴；二、节日期间，在国际友人如云的游览胜
地动刀子行凶，影响极坏，应从严处分；三、考虑到林建国自粉碎“四人帮”以来，
组织一新工程队，有一定成绩，且从未发生过大家斗殴事件，此次互殴，可以视作
偶犯，准于改过自新，特从轻处理，改为在本地劳动教养三年，不注销北京市户口。

    林建国听了这样的复查决定，当时即提出抗议，表示仍不服。可是劳动教养不
同于判刑，不服判决，可以逐级上诉。办案人员说：他的申诉经过复查已经被接受，
处分也已经改轻了许多，再不满足，就是“无理取闹”了。──而无理取闹，可也
是教养理由之一呀！

    林建国的申诉，是胜诉？还是败诉？连他自己也茫然了。

    十月二十八日，林建国就被押上大汽车，跟许多教养分子一起，被送到了北京
市郊的一所教养农场──团河农场。

    因河农场，坐落在北京市南郊大兴县境内。它的西界，紧挨着大兴县县府所在
地黄村镇；东边则紧挨着“团河行宫”。团河农场，即以“团河宫”命名。早在清
代，这里是皇家射猎场所“南苑”的一部分。“团河行宫”，就是皇帝及其家族们
围猎之后的休息、进膳之所。因此“行宫”里设有殿堂楼台和御膳房。正中央一个
大荷花池里养着鲤鱼，四周都是合抱的参天古柏，池边有水榭，御碑亭里刻有乾隆
皇帝手书的修建团河行宫的题记，环境非常清幽。但是“行宫”外面，碱性的沙土
地十分贫瘠，只长蒿草，不长庄稼，当地乡民称它是“兔子不拉屎的地方”。日伪
统治期间，日军在“南苑猎场”的北部修建了一个机场，这就是今天的南苑机场。
剩下南部的大片土地，就这么荒着。一直到一九五五年，北京市公安局第五处看中
了这块“近地”，在这里开办了一座劳改农场，这就是“团河农场”。

    五十年代的团河农场，规模没有现在这么大，当时全场共分三个大队：一大队
全是犯人，以种稻麦为主；二大队全是劳改释放的“就业人员‘，以种葡萄为主；
三大队是少年犯管教所出来的大孩子，称为”少年职工“，以种蔬菜杂粮和饲养为
主。六十年代初期，又把北京市公安局属下各劳改农场中未曾解除教养的四百多名
右派分子集中在这里最北边的三余庄继续教养，编为二大队七中队。这是当时团河
农场唯的一个教养中队，也是全国农业单位中文化水平最高的一个中队。

    六十年代的团河农场，种葡萄的尽管只是些躬腰驼背、步履龙钟的“老反革命”，
一个月平均不过三十几元工资，但是技术过关，效率很高，葡萄园里不见一棵杂草，
年产量达到八百万斤，按北京市人口平均分配，每人一斤还有富余。“文化大革命”
起来之后，为了纯洁首都，勒令牛鬼蛇神们离开北京，团河农场停办，人员全部转
移到天津市北面的清河农场，原址改办干校，北京政法、文教系统许多干部曾经背
着铺盖卷儿到这里来种过葡萄。由于“人无恒业，则无恒心”，对技术不求进取，
对劳动得过且过，果树冻死、病死了不少。不久干校又停办，原址交给了北京卫戍
区，解放军开进了农场，到了粉碎“四人帮”的时候，果树已经死去大半，一个年
产八百万斤的葡萄园，只能生产二三十万斤了。──当然，比起十年浩劫的全部损
失来，这只不过是九牛一毛而已。

    看起来，团河农场只有“归劳改”才能兴旺发达。干是解放军撤出团河，农场
仍由劳改局接收。靠边站的老杨长，去请回来；已经“递解回籍”，在家干得十分
红火的技术员，通过“特批”又去“挖”了回来。给他们的任务是恢复旧规模，三
年不问产量。大家眼看着缺行断垄、奄奄一息的葡萄园，不禁流下了眼泪！

    可借，由于人力不可抗拒的新陈代谢，当年那批勤勤恳恳、兢兢业业、技术高
明、价格低廉的“老反革命”们，有的已经离开了人世，有的落实了政策，回到子
女家人身边，安度晚年去了。进驻葡萄园的，是一批十七八岁、二十多岁的小伙子，
是一伙儿天不怕、地不怕的“小闯将”，是一拨儿新近进收容所的“文化大革命”
的新产品──扰乱社会治安的坏分子。

    这一批毛头星，在十年动乱中经过世面，见过阵仗，软硬不吃，死活不怕，就
连在劳改队里当了二三十年队长的老将出马，也拿他们没有办法。望着那一帮吃起
葡萄来生龙活虎，干起活儿来阴阳怪气，打起架来舍生忘死的“垮了的一代”，看
着那一棵棵淹没在比人还高的荒草丛中垂死挣扎的葡萄树，难怪从五五年就来到这
里跟犯人、跟果树打交道的老场长会伤心流泪，摇头叹息了。

    为了维护首都的治安，让北京市的居民不遭受生命财产的损失，北京市公安局
的民警同志动了许多脑筋，花了许多力气，一心想把北京市治理得“比水晶玻璃石
还透明”，却不料经过三十多年的努力，如今还在搞“严打”，坏人竟然会越抓越
多！干一行有一行的难处，北京市公安局的局长，可不是那么好当的。三十多年来，
平心而论，他们虽然也“左”过，也“右”过，也“聪明”过，也愚蠢过，但是
“坏人越抓越多”的责任却不在他们。公安局抓人，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并不那么
容易。动手去抓之前，起码要经过侦查、了解，一个公安分局，一天能抓起十几二
十个坏人来，就多得不得了了。可是另有一种力量，说一句话就能够叫大批安份守
己的人去杀人放火，一夜之间就能把大批发奋读书的孩子们变成流氓、强盗；灭的
没有生的快，更何况灭的既没有从本质上转变，又没有从肉体上消灭？

    三十多年来，单是为了对付够不上刑律的“小三号”，北京市公安局在劳动教
养之外，又创办过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组织劳动、强制劳动等多种多样的劳改形式。
实践证朋，形式越多，处理起来也越难。不仅案情轻重难于细分，就是如何区别对
待，也很难把握。因此，随着“四人帮”政治体系的瓦解，这些新发明也统统取消
了。对待坏人。除了依法逮捕判刑者外，只剩下一种行政处分：劳动教养。因为这
是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由国家主席刘少小奇签字批准并公布执
行的，作为市局，无权否定或更改。以前，像团河农场这样的劳改单位，除就业名
义上不算处分者外，其余犯人、教养、强劳、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样样俱全，应有尽
有，管教工作，按《劳动教养条例》规定，应该由公安局和民政局共同管理，实际
上民政局并不参与，此外，也搞不清它到底是执行机关还是审判机关。似乎每个干
部都手握审判权。而更可悲的是许多干部不仅是文盲，而且还是法盲！

    现在，经过改革，恢复了司法局的建制，原属公安局领导的劳改局，划归司法
局领导。劳改对象也单一化：清河农场只收犯人，不再收教养。团河农场只收教养，
不再收犯人。既便于管理，也便于教育。

    林建国他们，就是在这个时候来到团河农场的。这个时候，团河农场的葡萄栽
种面积扩大了一倍，共分五个大队，每个大队辖三个中队，共计有教养分子三千人。
干部加职工共一千五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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