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一次测试

    速战速决的第一个战役会有这么顺利，战果会这么辉  煌，阻力会这么小，这
都是陈志骜下来值前所没有想到的。他的改革实施方案，在局里跟局长、政委们都
研究过。关于值班员制度，有一种意见是干脆取消，改为专职的值班队长值班；另
一种意见则认为：教养队里设立值班员，并不是缺少队长，而是体现“自管”精神。
这种做法，从原则上说是对的。之所以会出现弊病，主要在“正确区分两类不同性
质的矛盾”以后，把知识分子划到了敌人那一边，却把流氓盗窃划到了人民内部，
成了友军，成了向敌人专政的主力。“文化大革命”期间，哪个队长也不敢任命专
政对象当值班员，值班室总是被“人民内部犯法分子”控制着。“文化大革命”结
束以后，虽然不再划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事实上，真正的反革命也不可能教养
两年就完事），但是任用膀大腰圆的流氓分子当值班员依旧是“传统习惯”。出问
题的，也是这些“氓爷”们。只要改变一下队长们的看法，任用具有一定文化修养
和比较老实可靠的人当值班员，并把值班员的任务规定为服务性质，由教养人员当
值班员的办法不仅可行，而且是应该的。

    陈志骜当然同意后一种主张。不过下来以后，并没有想过要先拿值班员开刀。
因为值班员权力过大固然是教养队里的积弊之一，但别的急待解决的问题也不少。
他到了十五中队以后，之所以会先解决这个问题，完全是由于林建国的被逼出走，
矛盾已经激化，他只不过因势利导地推动了一下，就水到渠成，顺理成章地解决了
这一矛盾，并且还创造了值班员由选举产生这一看来是行之有效的办法。可见只有
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办法和准则。

    他睡在床上，虽然感到有些疲倦，但是脑子还不肯休息，还在思考着许许多多
问题。从值班员的选举产生，他想到了正副班长的选举，一定比值班员的选举更有
利也更可行一些。因为长期以来，教养队里规定不许串班串组，人们相互之间的了
解并不多，全中队的选举就不如一个班的选举切实可行。

    从值班员的问题中，他又连想到家属问题。教养家属，本应该是促进教养人员
加强改造的力量，应该是一支可靠的同盟军。但揭发出来的事实表明，确实有一些
家属和教养分子勾结起来共同做坏事。有的人虽然没有去销赃，但也背着管教干部
偷偷儿地给教养人员塞现金、塞酒塞烟甚至把淫书淫画送了进来，起了很不好的作
用。应该怎样把这批同盟军争取过来呢？他苦苦地思考着，直到有了可行的方案之
后，才安然睡去。

    一觉醒来，耳听得值日小队长已经带领全队教养人员在操场上跑步了。看着窗
外，天色还不太亮：打开灯看看手表，已经六点一刻。他赶紧披衣起床，一面往外
走一面想：作为一个劳改队干部，虽然不必跟罪犯们同吃同住同劳动，但干部们住
在院儿外面，连打起床钟都听不见，难怪院儿里面值班员们做坏事干部们连影儿都
不知道了。他忽然想到：何不在院儿里腾一间房，就住在院儿里面呢！俗话说：
“是猫就吓唬耗子。”只要有干部在院儿里面住着，想干坏事的人就会有所顾忌，
就会有所收敛，而最主要的，还在于能够更好地了解到教养人员的一举一动、一言
一行。

    正想去找管理员，忽然看见刘柳走进屋来。他跟林建国一起值夜班，聊了个通
宵，如今交了班，该他吃点儿早点睡觉了。陈志骜问他聊出点儿什么名堂来，他回
答说：要知个中事，须个中人。通过这半夜的交谈，他发现林建国不但对教养队中
由来已久的各种弊病了如指掌，而且脑子十分清楚，见解也有独到之处，特别是对
于当前正在开展的认罪教育，他有他自己的看法，建议陈志骜不妨找个时间跟他好
好儿聊聊。陈志骜突然想起头一天上午林建国在全中队大会上说过的那些关于有罪、
无罪和认罪、不认罪的话来，决定今天上午先把这个问题解决一下。



    吃过了早饭，陈志骜通知值班小队长：上午学习，七点半吹哨子，全中队在食
堂集合。

    大家都以为是接着开坦白检举会，不料陈志骜却宣称：坦白检举，第一是靠自
觉，第二是靠法律，不搞群众运动。只有在自觉的基础上坦白交代罪行，才能有决
心改过：不自觉的人，要靠法律的威力，即害怕从严处分而被迫交代罪行。被迫不
如自觉，但比拒绝交代要强。外力虽然可以起推动和诱发的作用，但必须有一个限
度。知情者的检举，是最佳外力，这种外力越强越好：不知情者的劝说，只能恰到
好处，适可而止，超过了限度，就有可能变为威胁和暴力，就有可能走上逼供信的
错误造路，从而制造冤假错案。为此，他宣布：马金山等人的问题能不能彻底交代，
主动权完全操在他们自己手里：不争取从宽，必定落一个严惩的结果。何去何从，
由他们自己选择。

    回过头来，又说交代余罪问题。由于这一次“严打”范围广泛、人数众多、时
间短促，经办人员不可能做极细致的工作，大多数案件只能就案判案，于是就出现
了三种不同的情况：第一种是初犯，头一次做案，就被发现，没有别的罪行。第二
种是重犯或惯犯，除了发案的罪行之外，还做过别的案子，也就是还有余罪。余罪
可以是同性质的，例如盗窃犯，除了抓获的这一次之外，未被抓住的可能还有多次；
也可以是不同性质的，例如因盗窃而发案的罪犯，还有未被发现的诈骗案等。这种
余罪，一时未被发现，但随着“严打”的逐步开展和深入，一部分案件已经被揭露，
材料已经转来；一部分案件也会先后被揭鲁。为此，能否主动坦白，就成为衡量处
分轻重的先决条件。如果能主动揭发，从而破获重大案件，还可以立功，将功折罪，
减轻处分。这就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第三种，由于多方面的因素而
造成的冤假错案，在任何时期都是不能避免的：在“严打”中，尤其无法避免。按
照“不放过一个坏人也不冤枉一个好人”的精神，对余罪要追查，对错策要纠正，
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这就叫辩证法。

    散会以后，以班为单位，进行如下几件工作；第一，用书面形式写出自己对自
己的评价：是处分恰当还是过轻、过重？是否有余罪或重新犯罪？是否属于冤假错
案？第二，各班民主选举学习班长、生产班长和纪律卫生检查员，任期暂定半年，
原正副班长仍有被选举权。第三，决定每月的头一个星翔日或国家规定的假日为接
见日，今天就写信通知家属，并允许非直系亲属和友人来探视。以后到日子就可以
主动前来，不必等通知。第四，十一月初接见日之前，出一期墙报，由学习班长组
成编委会负责编辑，希望大家踊跃写稿。

    陈志骜的讲话，不仅出于教养人员的意料之外，也出于干部们的意料之外。首
先一条，自有教养那一天起始，班长就都是由中队干部指定的，一向是“委任制”
而不是“选举制”。凡是班长，必然是队长的亲信，他们跟“班员”之间，即便不
是完全对立，至少也有一条鸿沟。如今一旦改选，这些原先的积极分子失去了靠山
和权力，叫他们在班里如何过日子？新选出来的班长如果跟“班员”们串通一起，
跟队部不一条心，学习、生产怎么推动？任务怎么完成？第二一条：自有公安局那
一天起始，干部们最忌讳的就是“抓错”二字，即使事实证明确实是抓错了，也要
千方百计找出点儿碴子来，以证明“没有这个问题也有那个问题”。实在没有碴子
可找的，还可以在态度上做点儿文章：顶憧公安人员，就应该抓、应该押。所以多
年来形成一种“只有错放没有错抓”的“公安局总是有理”的局面，叫老百姓“谈
虎色变”，避之唯恐不及，从而树立了“绝对权威”。今天陈志骜居然当众承认公
安局也有抓错人的时候，而且还是对一些收容不久的教养人员说的，岂不是自己拆
自己的台？这话如果出在教养人员口中，是要作为反改造分子批判的，如今出在他
陈志骜口中，阎劲才先是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继而怀疑陈志骜是不是又走上了
他当年走过的右倾的老路上去，而且越走越远了。散会以后，阎劲才特地找了一趟
陈志骜，很诚恳地谈了自己的看法。

    陈志骜没跟他讲什么大道理，只是叫他随便找一个班去听一听，看一看，且看
班里怎么说、怎么做，到底是好还是坏，一切都让事实来说话。

    阎劲才半信半疑地跟陈志骜一起参加了十三班的学习，他要看一看他安插到十
三班去当班长的武大魁和杨潞生是怎么被选下来的，也想听一听陈志骜是怎样答复
班里提出来的问题的。

    先选学习班长。武大魁料到自己的班长一定要下台，赶紧提名柴心恒当学习班
长。柴心恒是阎劲才特意调来专整林建国的，照他想，即便不是自己人，至少也是
同盟军，只要柴心恒能当上学习班长，至少自己今后不会挨整。要论条件，柴心恒
既是大学毕业生，又能说会道，口口声声认罪服教之外，还最善于批判别人，似乎
是个最理想的学习班长的人选。但是他的机灵和积极过份外露了，虽然得到了阎队
长的青睐，却得不到大家伙儿的喜欢和拥护。张航提名王馥刚当学习班长，武大魁
立即反对，理由是王馥刚至今还不认罪，根本就没有资格当班长。为此班里展开争
论，发言很踊跃，也很热烈，却相持不下。最后要求指导员发表意见。陈志骜说：
劳教农场是个执行单位，从公安分局送来的人，既有有罪的，也有没罪的。有罪的
当然要认罪，没罪的，自然不认罪。不认罪的，可以通过正当途径和手续向公安局
提出申诉。不论有罪无罪，也不论认罪不认罪，来到劳教农场，只要遵守农场的纪
律制度，服从干部的指挥，不做违法的事情，就应该一视同仁，一样对待。有罪无
罪，应该由审判机关去做结论。对于不认罪的人，干部不但不能歧视，不能用暴力
或变相体罚、精神虐待等违法行为去强制他们“认罪”，还要为他们的申诉和辩解
提供方便，要认真细致地做工作，一方面从思想上教育他们不能隐瞒罪行、有罪不
认，一方面还要协助他们找出确切的证据来证明先自己无罪。致于经过调查、审理
证明确实有罪的人，那他们就必须承认甚至承担加重处分的罪责。任何企图狡赖、
企图拿法律开玩笑的人，最终还是要吃大亏的。陈志骜的话启发了大家，最后付表
决的时候，王馥刚终于以十票对三票的绝对多数当选为学习班长。

    接着选生产班长。出于大家的意料之外，王馥刚却提名武大魁。理由是武大魁
不但劳动上有经验，样样活计都拿得起来，而且干活儿从来不惜力，下班几天来，
产量一直在全小队遥遥领先。作为生产班长，他是最好的人选。至于他当值班员期
间打过人，参加过赌博，那是另一个问题，只要能接受教训，坚决改正，以后不再
犯，就是进步的开始。

    王馥刚的提议引起了班内热烈的争论。一方面在班内确实找不出另一个在劳动
上比他更肯干、更有经验的人了，一方面大家又对他的违法乱纪行为很有意见，认
为他不配当一个班长。意见最多的，还在于马金山赌博盗窃集团被揭出来以后，他
不但不带头揭发，还死抱着哥儿们义气不放，处处为马金山打掩护。

    双方意见又一次相持不下。陈志骜不得不再次加以启发说：武大魁在劳动上出
色，为大家所共见，谁也没有加以否定，可见大家心明眼亮，功过分明。至于他打
人、赌博，违法乱纪，这要一分为儿看问题。武大魁虽然出生在工人家庭，但是刚
上小学不久，就赶上了“文化大革命”，不但没念几天书，眼睛里看的，耳朵里听
的，都是武斗、打人的场面或故事；小小年纪，就跟着父亲、哥哥学喝酒、撂跤，
长大以后，变得性格粗鲁、头脑简单，还结交一班不三不四的朋友，每次酗酒闹事、
寻衅打架，总是他冲在最前面，结果被拘留的是他，送教养的也是他。如果他稍有
头脑，见了棺材掉了泪，从此不再喝酒打架，经过两年教养，是能够改好的。可惜
环境又给他造成了第二次犯错误的机会：自己没改造好，却当了拥有特殊权力的值
班员，找碴儿打人居然还占理。他以前并不赌钱，进了值班室以后，可以说是被马
金山拉下了水的。根据他自己写的坦白材料；从今年三月到十月，八个月时间中，
已经输给马金山三百多块钱了。由此可见，他也是一个被害者：以前是受“四人帮”
所害，现在是受马金山所害。从现有材料中看，除了偷喝过马金山的酒之外，他还
没有偷过别人的钱和东西。他输给马金山的钱，都是他一次又一次逼着家里人给他
送来的。他的错误性质，目前还是同流合污。原因就是他手里还有钱。一旦他家里
断了他的财源，下一步马金山就该逼着他去偷了。所以说，武大魁能不能当班长，
关键看他觉悟不觉悟。只有觉悟了，才能跟马金山赌博盗窃集团彻底决裂。只有觉
悟了，知道沿着错误的道路滑下去有多么危险，才能管住自己不再酗酒，不再打人，
不再去赌。像武大魁这样的生产能手，要是没有什么缺点错误，当个劳动模范都可
以，为什么不能当班长呢？

    听了陈志骜的一席话，阎劲才也坐不住了。他接着话茬儿说：

    “武大魁这一次犯错误，我应该承担主要责任。首先是我任用了马金山这样一
个坏人当值班组长，平时又不督促检查；其次是我不善于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
相信教养队的秩序要靠拳头才能维持，自己思想上也不允许教养队里还有不认罪的
人存在。这样一来，值班员打人就变成是工作方法之一，成为合法化至少是半合法
化了。所以说，武大魁以及所有值班员以前的打人问题，统统应该由我承担责任，
由我向上级检查。武大魁今后要是再打人，责任就完全要由他自己负了。”

    阎劲才今天当着教养人员的面检查自己的错误，连陈志骜也始料不及。武大魁
虽然是个粗人，却最讲义气。他先听陈志骜指出他被马金山拉下了水，想想已经觉
得很有道理，又听阎劲才代他承担了打人的责任，心里觉得十分过意不去，急得他
结结巴巴地抢着说：

    “我打人是我的错。阎队长从来没有叫我打过人。要检查、要处分我都钉着。
这里面没阎队长的事儿。都是马金山那老小子不是东西。我以前根本不会打牌，是
他愣拉我打着玩儿，一连让我赢了三四天，把我的赌瘾逗上来了，我可就倒了血楣
了：打那以后，总是输的时候多，赢的时候少。从今年三月到十月，我前前后后一
共从家里要了三百多块钱，都输给了他不算，现在还该着他二百块钱的账──这里
面有我输急了想捞本儿向他借的，也有向他买高价酒欠下的。他那箱子里的一千五
百元，他说有我的二百，全是瞎话！连杨潞生的那三百都是蒙人的。杨路生跟我一
样，早就输得连好裤子都没有一条了！我武大魁为了打架折进来，又学会了耍钱，
这不是越学越坏了吗？从今往后，我要是再打人、再赌钱、再喝酒，我自己把手剁
下来！”

    话说到这个份儿上，还能叫他怎么样呢？总得给人家一个改正错误和以观后效
的机会吧！特别是争取武大魁的起义对彻底揭露马金山有很大的作用。于是陈志骜
对他的态度给以充份肯定之后，就让大家举手付表决。这一回，连刚刚被揭露的杨
潞生都不能不违心地举起手来表示赞成了。数一数，除武大魁之外，共十三只手。
陈志骜笑着问；

    “武大魁，全班人都信任你，你自己对自己倒不相信么？”

    武大魁羞愧地红了睑，生平头一回像大姑娘似的扭扭捏捏地举起了投自己一票
的手──于是武大魁的生产班长破例地以十四票满票一致通过。

    最后选纪律卫生检查员，有人提名柴心横，没什么争议就一致通过了。

    选举结束，进行下一个项目：每人发一张六十四开的纸条，除姓名外，只要求
写上是不是错案和有没有余罪这两项，详细情况先不写。

    这是大家早就考虑好了的，只须三两分钟，就写完了。陈志骜把十四张纸条收
齐了，让大家接着写接见信或者墙报稿，就跟阎劲才一起离开十三班，两个人分头
到各班去把纸条地收齐了，回到中队部。

    秦浩然、毛振华和刘云峰也回到队部来了。他们是分别到炊事班、菜园班和运
输杂务班去收答卷儿的。大家都抱着好奇心，想看一着在一允许翻案的前提下，会
冒出多少个不认罪的人来。

    二百八十一张答卷儿，按照有罪有错、无罪无错、处分过重达三种类型加以区
分统计，得出的数字是：自认有罪有错的二百三十九八，占百分之八十五，其中注
明有余罪和新罪要交代的五十六人，占百分之二十，自认无罪无错的八人，占百分
之三，自认有轻微罪错但处分过重的三十四人，占百分之十二。

    这个统计数字，有点儿出于大家的意料之外。自认有罪有错的人中，有写“罪
有应得”的，有写“感谢政府宽大处理”的，还有写“当日胡作非为，不知有罪；
今日劳动教养，悔之晚矣”的。这一类人，可以柴心恒为代表。自认开罪无错的，
大都属于生活作风问题，他们认定了《刑法》中取消了通奸罪，就意味着可以任意
胡来，连中国的固有道德都不顾了。这一路人中可以刘国栋为代表。他先后多次拘
留、两次教养、一次强劳、一次进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所为的都是两个字：女人。
他从来不偷，也不打架，更不是流氓集团的成员，而是把勾塔女人作为“业余爱好”。
遇上老实的，挨两句骂算完事；遇上风流的，搭上话就上公园，看电影，接着就趁
家人都上班的机会把女人往家里带，玩儿腻了就甩，另找新欢。他在答卷上写着：
“《刑法》无教，法院不管，双方同意，是谁多一个鼻子眼儿？”另一个原是仓库
保管员，名  叫王炎，因看守自盗被教养。他在答卷上写着：“我实在冤枉。我确
实没有往家里偷过东西，可是从我家里搜出赃物来了。我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
我相信政府不会冤枉好人，一定会替我平反伸冤的。”自认罪错轻、处分重的三十
四人中，也包括林建国和王馥刚在内。

    归完了类，大家几乎同时吁出了一口长气：总算没有乱了套！二百八十一人中，
如果有二百人自认无罪，接下来的工作简直就没法儿做了。如今只有百分之三的人
自认无罪，即便全都属于错判，在近似于运动的“严打”中，办案粗疏，百分比也
不算太高，何况其中还有像刘国栋这样的人明明是在无理取闹？加上自认处分过重
的百分之十二，要求复查的人数一共百分之十五，这对未经公开审判只经分局预审
就结案的劳动教养处分来说，百分比也不算太高。就是经过法院判决的案子，不服
上诉的比率，不也不止百分之十五么？

    陈志骜对大家说：要开展认罪教育，全中队共有多少任不认罪？这是必须做到
心中有数的。用“自报”的方式所得到的调查数字虽然不可靠，但至少具有参考价
值。它可以叫我们分清轻重缓急，先甄别自认无罪的，次复查自认处分过重的。只
有在真正分清有罪无罪的基础上，才能开展认罪教育，不然，对于真正冤屈者，就
有造成冤上加冤的可能。即便对于那些自认有罪的人来说，也不能全听他们自己的
一面之词。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明明无罪或罪行轻微，却自始至终自认有罪的先
例也不是没有。因此认罪教育的目的，一方面要提高罪犯们对自己所犯罪错的认识，
以便于改恶从善，求得新生；一方面也要帮那些真正被抓错了的人做工作，以便于
早日平反昭雪。这样，既维护了群众利益，也维护了政府的声誉。凡事有正必有反，
有对必有错，只看到问题的一方面，绝不是辩证法。如果劳改队干部只以罪犯不逃
跑、肯干活儿为完成任务，那只要一挺机关枪加一条皮鞭就足够了，还要设立这么
多政工干部做什么？

    这么一说，大家的心里更有底儿了。当时就请分工兼管档案材料的副指导员毛
振华先把自认无罪的八个人的档案袋取出来，先由干部们轮流传阅，了解案情的来
龙去脉，以便作为重点，进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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