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再谒主席、辞别朱总

    杜重石成为特别党员以后不久，金城通知他毛主席要再次接见他。他已经是特
别党员，由金城陪同，先去晋谒组织部部长陈云。陈云的住所是窑洞，门前有一长
条空地，看样子已经用锄松过土，浇了水，准备种什么农作物。从这可以看出，共
产党不论什么层次干部，都要以身作则，从事生产，开荒自给。连陈云这样的中央
级部长名额不例外。

    陈云是商务印书馆的工人出身，相貌清秀，和蔼可亲，说话语音偏低，但是彬
彬有礼，很有风度。他告诉杜重石：组织部决定让他回国统区去做统战工作，具体
出发日期听候通知。

    接着陈云跟他谈了许多统战工作的重要性和工作方法。他说：“在国统区做统
一战线工作，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也就是实行既要统一、又要独立的原则，
采取既有团结、又有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独立，指的是思想上、政治上、
和组织上的独立性，执行自己的政治路线，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一句话：抗日统
一战线，是要把敌对的或消极力量争取到自己这一方面来，加强抗日的力量，而不
是放弃自己的原则向敌对或消极力量妥协，削弱了抗日力量。在国统区做统战工作，
也和上战场作战一样，还要懂得战术，要给自己找掩蔽体和保护色，还要善于利用
国民党顽固派冠冕堂皇装点抗战门面的话，来实现我们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妥协的
政治主张。”并阐述了抗战救亡必须坚持持久战，批判了当时人们头脑中最普遍的
速战速决和悲观失望两种错误的观点。

    陈云谈话的低声语调，有使人乐于与他交谈、亲近的吸引力。

    杜重石问：“我在国统区工作，怎么跟党组织联络呢？”

    陈云答：“必要的时候，会有人跟你接头的。”又说：“朱总司令到延安后，
会接见你的。”

    随后又由金城陪同，再晋见毛主席，请示工作。

    杜重石这时候已经是特别党员，对主席谈话，连姓氏也不用，只称“主席”。
有时候，还偶有在延安根本听不见的、国民党官员对上级的习惯尊称：“主座”。

    杜重石心情轻松愉快，充满了共产主义必然实现的崇高信念。他像尊师重道的
学生一样，屏息静气地恭聆主席的指示和教导。关于利用各种关系广开门路，他想
起四川的袍哥，就问：“川康袍哥组织遍布城乡，有的还拥有武装，与川康军队浑
然一体。请问主席，能否作为统战对象？”

    毛主席说：“旧瓶可以装新酒嘛！凡是对抗战有利的，都要加以团结，争取到
统一战线中来。”

    1938年9 月29日至11月6 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六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
总结了抗战十五个月来的经验与错误。陈云说的最近朱总从前方回延安来了，就是
开的这个会。会议结束以后，朱总给抗大、鲁艺学员及各界人士作了一场当前军事、
政治形势报告，也就是传达会议精神、贯彻今后的工作方向。

    在这次报告会上，杜重石详细听取了朱总传达的会议精神，主要是克服右倾错
误，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精神。



    共产党提出并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后，党内就出现了右倾的错误：有的在
救亡运动中对国民党的压制和干涉迁就让步；有的在接受改编中对国民党的反共阴
谋丧失了警惕性，以致上千人的部队被国民党缴了械；有的过份相信国民党，在国
统区把一切党的活动公开化；有的军队领导干部以接受国民党的军衔为荣，甚至不
愿再过艰苦的生活；有的人眼看着国民党特务分子在根据地进行破坏不敢斗争，等
等。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1937年“七·七”事变起，共产国际书记处于8 月10日召开了专门
会议，讨论中国抗战的局势和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认为：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比较弱小，中国的抗战应该依靠以蒋介石为首的
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要运用法国共产党“一切为了人民阵线，一切经过人民阵
线”的经验，做到与国民党共同负责、共同领导。同年11月底，中共驻共产国际代
表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委员和候补书记王明被派回国，积极推行共产国际的这一
“新政策”，他在12月9 日至14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报告， 对抗
日民族统一战线提出了一个系统的右倾投降主义主张：认为国民党是抗战的领导者，
主张“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把自己的行动限于国民党蒋介石
所允许的范围内；轻视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争和敌后根据地的作用，幻想通过国民
党的军队速战速决。并且申明以上观点是共产国际的指示。

    1937年12月下旬，王明作为中共代表团成员之一到达武汉，在武汉大学作了
《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报告，公开宣扬他的错误主张，又发表《中国共产党对
时局宣言》、《挽救时局的关键》等文章，对国民党作了种种让步。一直到1938年
2月27 日至3 月1 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 他还进一步提出“以运动战
为主，配合以阵地战，辅之以游击战”的战略方针，赞同国民党提出的“只要一个
军队”和“统一军令”的主张，要八路军服从国民党的统一指挥、统一编制、统一
武装、统一纪律、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统一作战行动。其实，所谓“统一武
装”和“统一待遇”，只是王明的一厢情愿，国民党是绝不会这样办的；而所谓
“统一指挥”、“统一作战计划”、“统一作战行动”等等，只不过自己束缚了自
己的手脚而已。

    王明以前是“左”倾势力的代表，只知道斗争，不知道团结，不承认团结各种
中间势力的必要性。由于斯大林和一些共产国际的领导人对蒋介石的抗日积极性估
计过高，对他的反共立场估计不足，作出了错误的决定，而王明又把共产国际的指
示神圣化并加以发挥，于是又形成了他的右倾错误。

    中共中央举行了三月政治局会议以后，派任弼时为代表到苏联向共产国际说明
了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具体情况，共产国际终于表示同意以毛泽东为首的正确
路线，在此基础上召开的六届六中扩大会议，终于在党内从根本上克服了王明的错
误路线。

    通过这次传达，使杜重石更进一步了解到党的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复杂性及困
难性，也更进一步坚定了到国统区去做这一神圣工作的信心。

    传达报告刚刚散会，三大队大队长方正平通知杜重石说：朱总司令要见他。

    这时候已经是冬天。杜重石到延安已经半年多，他的任务本来是代表杨森来向
朱总请教并参观访问的，但是这个愿望提出来以后，一直没有得到安排。如今他入
了党，就要离开延安了，可是这一任务还没完成。上次毛主席和陈云接见，已经再
次提出，陈云答复是在他离开延安之前一定安排。如今朱总主动找他来了，可见他
离开延安的时间也不远了。

    杜重石在休息室见到了朱总。由于是初冬，天气晴朗，加上他刚才做报告提起
了精神，可能感到热，所以披着新棉衣，没扣扣子，一副憨厚朴实随便的神态，全
没有总司令会见下属的架子。

    杜重石想借多叙述一些杨森与他的旧谊来引起他的回忆与好感，所以见到朱总
以后，竟喋喋不休地从他们两人在云南护国军中同过事；朱德去德国留学，杨森曾
为他饯行；1926年万县“九五惨案”发生以后，朱德和陈毅到万县协助杨森反英斗
争；北伐时朱德还当过杨森的党代表；接着又说了二十军奉命在上海抗战，几乎全
军覆没，还受到中央军的歧视，等等。

    朱总一直等杜重石把话说完以后，这才笑笑说：“杨子惠的这些往事，我都晓
得的。中央军歧视地方军，当然要不得。可是大敌当前，大家都应该服从抗日救国
这个大局。讲清误会，消除隔阂，互相谅解，中央和地方的矛盾就会得到合情合理
的解决。我们八路军就是抱这样的态度待人的。一切都要从团结抗日出发嘛。我们
是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被迫抗战的，速战速决、悲观失望都不对。一定要坚持持久
战。抗大已经把毛主席的《论持久战》作为军事学教材发给你们，你应该把这本书
介绍给子惠看一看。”

    杜重石答应了一声，朱总接着说：“我们八路军深入敌后建立抗战根据地，开
展游击战，是孙悟空钻进铁扇公主肚皮里翻筋斗。肚皮里不太平，是削弱敌人在国
民党正面战场上的战斗力。这种配合起来在敌人前后方同时打击敌人的打法，是战
胜敌人的好办法。子惠派你到延安来参观学习，了解八路军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
展游击区，和敌人打游击战，好得很嘛！大家为了同一个目标，打击敌人。张学良
的东北军就派来不少军官在抗大学习，我们把他们编成一个独立中队。他们学习了
《论持久战》中的游击战的战略地位问题，据说收获很大呀。不过，无论什么军队，
也不论是打游击战还是正规战，都要严格军风纪，才能和老百姓打成一片。没有群
众基础，情报不灵，怎么能打游击战呢？这是我们多年的经验。八路军的三大纪律
八项注意做得很好，所以八路军随便走到哪里，哪里的老百姓才会对八路军像亲人
一样。”

    朱总说到这里，杜重石插话说：“二十军也很重视军风纪的。由于部队统属系
统上的原因，不好把八路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完全照搬，夏炯他们到了安庆以后，
就把‘三大纪律’改为‘四大纪律’，把‘八项注意’改为‘十四项注意’了。”

    说到这里，杜重石把二十军的律条一一背了一遍。朱总听了，笑着说：“二十
军的纪律和注意事项比八路军还多些，我还应该向子惠学习呢！”

    杜重石接着说起社会上谣传杨森挖了朱德的祖坟，由于政治处境的原因，杨森
又不便公开辟谣，感到很为难的时候，朱总说：“这明明是国民党顽固派耍的挑拨
离间伎俩，哪个相信这些鬼话，哪个就要中计上当。”

    俩人又深谈了一番关于如何在国统区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事情，最后朱总说：
“前线军事很忙，我就要去前线；你也即将回二十军，再找你谈话的机会就没有了。
你到国统区去开展统战工作，切记要坚持党的原则，要有独立自主精神，不能迁就，
一迁就就要被国民党顽固分子利用。”说到这里，他从棉衣口袋里拿出一封信来，
递给杜重石说：“这封信请你带给子惠兄。他是我多年好友。他爱国、反帝，民族
意识很强，这都是很好的。只是什么都在个人权利上打圈子，就不作兴了。”

    谈话就到此结束。杜重石拿出笔记本儿来，请朱总题字留念。朱总用钢笔写了
“抗战必胜，建国必成”八个大字。

    朱总致杨森的信，是用毛笔直行书写的，并不封口。杜重石离开延安的时候，
为防途中发生意外需要销毁，所以反复诵读，铭记在心。信共两页，首页是：

    子惠吾兄大鉴：

    别久念深，由杜平先生处得悉吾兄近况，甚为欣慰。

    国府公布的国共合作基本纲领，谅早为兄洞悉。我党以孙中山先生之三民主义
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盖抗日救亡，首在国共合作，全民团
结。民族解放，必须坚持抗战，恢复领土主权之完整。抗战必胜，建国必成，全赖
于此……

    这封信，杜重石安全带到了成都。1940年春，杨森的顾问齐卫莲从湖南前线因
公到成都，杜重石把此信交他转给了杨森。

    过了1939年元旦，杜重石接受任务，离开延安，先到西安。然后通过陕西省军
邮局负责人林卓午的关系，搭邮车平安到达成都。

    到达西安的时候，恰逢“宣侠父失踪”事件发生，对杜重石的震动很大。他是
黄埔一期毕业的，与胡宗南同学，只因为他是共产党员，胡宗南竟在国共合作期间
下令军统特务将他绑架，而且制造了“失踪”的假象。杜重石去延安之前，路经汉
口和西安的时候，曾和他两次见面，对他针砭时弊的见解十分佩服。这种政治迫害，
一方面说明国民党顽固派的不顾大局坚持反共，一方面也说明国共合作的前途并不
平坦。此去国统区开展统一战线的工作，也是困难重重，险夷难卜。想到自己已经
是中国共产党的特别党员，又振作起来，不论前途有多么大的艰难险阻，决不动摇
为党工作、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的意志和信心。

下一节　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