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骄傲自满与阶级偏见
1950年元旦，也就是贺龙、杜重石等一野部队入城以后的第三天，杜重石就收
到了国民党在成都的法团机关：航空委员会、水上警察局、报刊发行机关以及银行、
工厂、仓库……等单位的物资清册清单，检举潜伏特务的姓名、住址，以及追查特
务破坏活动的线索等共六十多卷册。以后又陆续收到了一些。这些材料大都是民革
地下工作人员会同群众在解放前夕的混乱局面中组织应变委员会或应变小组冒着危
险竭力保护下来的，而且都与接管及治安有关，因此杜重石把所有材料全都交给成
都军管会秘书长杜桴生，由办公室主任廖家岷会同签收。
1 月3 日，贺龙跟杜重石谈话，表扬说：“进成都才两天，你就收到了这么多
的材料，很不容易呀！足见你在成都的工作很有群众基础嘛！等川西行署成立了，
你可以搞民政工作。”
杜重石说：“一切听从老总安排。”
贺龙说：“你是中央派来的。你的工作，我一个人说了不算数，还要请示周总
理最后决定。”
当时贺老总的意思，是要杜重石出任川西行署民政厅厅长。这事可从中共中央
文献研究室于1986年6月给杜重石的信中得到证明：
杜老：
您好！
我们在编辑《周恩来书信选集》时，看到一份大概是一九五○年一月九日周恩
来同志发给贺龙同志的电报，电文中道：“支电称杜瑞石想系杜重石之误。杜的工
作，同意来电意见。周恩来一月九日”
请您证实一下，这份电报是否发于一九五○年，建国后您的工作是如何安排的，
以及您的简历。
请您在百忙中抽空回忆一下，并早日函覆。此致
敬礼！
中央文献研究室办公室（章）
一九八六年六月三日
通信地址：北京一七四○信箱
联系人：李静
“支电”即“四日发出的电报”。可证贺老总在1950年1 月4 日也就是与杜重
石谈话后的第二天即致电周总理请示，建议任命杜重石为川西行署民政厅厅长，周
总理于1 月9 日覆电表示同意的。但是不久川西行署成立，李井泉任主任，杜桴生
任秘书长，民政厅厅长则是邱翥双。这里面的变化，是怎么回事情呢？根本的原因，
固然在于某人的“骄傲与偏见”，而事情的“诱因”，则从杜重石所收到的财产清
册所引起。
共产党党内有派，派内有别，这并不是什么秘密，毛泽东在讲话中也曾多次提
到。五十年代，许多地方、部门，“进城干部”与“地下党员”之间闹不团结，也
是老话题了。“进城干部”，大都是野战军部队下来的，他们总觉得“天下是老子
一刀一枪打下来的，没有老子的冲锋陷阵，就没有新中国”；“地下党员”呢，有
的是从老区根据地派来的，有的是当地培养发展的，不论来自何处，他们的工作环
境，极其危险，比炮火连天的前线更加容易牺牲，而他们的工作成效，则为正面战
场所绝不能取得。本来，地上与地下，是革命战场的两个方面，应该是相辅相成，
互为表里，缺一不可的。可惜的是，当年有相当多的干部特别是进城干部在这个问
题上犯了错误，从骄傲与偏见出发，总觉得自己对革命的贡献大，总觉得在枪林弹
雨下才是真正的锻炼，在灯红酒绿的白区城市里是锻炼不了人的。更有甚者，则抓
住地下党员当年因工作需要而结交的三教九流大做文章，说他们“社会关系复杂”，
审查个没完没了，伤了许多同志，特别是出身不大好的同志。今天我们回头来看这
些问题，也许有人会觉得可笑，可在当年，这些可都是一时难于解决的老大难问题
呢！
1950年1 月5 日，当时的成都市市长兼市委统战部部长李宗林来找杜重石，要
他把所收材料交统战部处理。杜重石回答他说：“这些材料，主要牵涉到接管财产
和深挖潜伏特务，与统战部关系不大。我和杜桴生、廖家岷同住军管会，已经在两
天前就把材料都交给他们了。统战部需要了解情况，可以找他们查看嘛！”
这话完全在理，李宗林无可奈何。他从衣袋里取出笔记本，一边翻看一边笑嘻
嘻地如同打哈哈般说：“你对贺老总讲，红四方面军到川北，杨森叫夏炯跟红军秘
密谈判；夏炯还给了红军许多医药用品和军需物资，还有手枪、子弹。老杜，你把
反动派说得这样好，该不是替反动派涂脂抹粉来懵共产党吧？”
杜重石脾性耿直，生平最讨厌的就是装腔作势说假话。李宗林说话的时候虽然
是笑嘻嘻的，其实是借打哈哈说出了他的真正想法。心理有些反感，就正色地回答
他说：“与红军谈判这件事情，是我亲身参加的。红军代表是陈昌浩，二十军代表
是夏炯，我是夏炯的随员，怎么能说我是替反动派涂脂抹粉来懵共产党？如果我说
的是假话，那才叫‘懵’呢！”
这话也完全在理，李宗林又一次感到无可奈何。他似乎有些恼了，一改刚才笑
嘻嘻的语态，而是绷着脸，一字一顿地诘问：“你把反动派说得这样好，那么杨森
为什么要挖朱总司令的祖坟呢？”
杜重石说：“1938年我在延安，就当面给朱总提过当时社会上谣传杨森挖了朱
德祖坟这件事情。朱总说：‘这是国民党顽固派惯用的造谣挑拨伎俩，谁相信这些
鬼话，谁就要上当。’”
李宗林见杜重石搬出朱总自己说的话来反驳他， 脸上有些挂不住了，怒形于
色地大声反问：“你把杨森说得这样好，为什么他不起义，要跑到台湾去给蒋介石
当殉葬？”
杜重石不是个畏惧权势的人，自已认定不错的事情，依旧据理力争：“这事情
我比你清楚得多。刘文辉、邓锡侯和潘文华到达彭县以后，就专门派人送信到广汉，
要杨森到彭县商量一同起义的事情。当时杨森身边有胡宗南部队，还有特务盯着，
完全没有他的行动自由。他自己去不了彭县，就派他的副手喻孟群到彭县去跟刘、
邓、潘三人说明自己的困难处境。直到他上飞机逃到台湾之前，还亲自部署喻孟群、
夏炯和范埏生关于二十军起义的事情。当时杨森有三万多人马，喻孟群和夏炯是正
副总指挥，范埏生是二十军副军长，后来都遵照杨森的指示起义了。这些情况，你
都知道吗？”
杜重石的话依旧是在理的，李宗林第三次无可奈何，张口结舌地说不出话来了。
半天，这才勉强笑了笑说：“不要一只屁股坐两条板凳，要站稳立场啊，同志！”
可是杜重石仍不买他的账，接着说：“你要我站稳立场，就是说我的立场不稳，
你的立场很稳。不过我并没有忘记毛主席的教导：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只相信自
己的武断绝对正确、认为只有自己才革命别人的立场都不稳的人，更应该多想想毛
主席的教导，大有好处。”
这一次谈话，双方落一个不欢而散。杜重石算是把李宗林给得罪了。
第二天，杜重石把两人的谈话向贺龙汇报，李井泉在旁边插话说：“李宗林同
志在政治上是好人。”
这句话，引起了杜重石的反感，犟脾气一上来，不管你李井泉是一野的政委、
川西行署的主任，也用话噎他说：“李宗林在政治上是好人，我在政治上是什么人？
是坏人？”
李井泉看了杜重石一眼说：“我没说你政治上是坏人嘛！是你自己在说。”
杜重石没和他再争辩。贺龙就说：“同志间有意见，由区委开会解决。”
看起来，杜重石在贺龙和李井泉的眼中，至少是属于“桀骜不驯”的那一类人
了。
当夜七点钟，在统战部临时办公楼（原国民党二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唐式遵的私
邸）李宗林的住处开了党组区委会，与会者共五人：区委书记、李宗林、杜重石、
杜桴生和徐淡庐 （他当时由李克农派到西藏去工作，路过成都）。
区委书记是一野后勤部部长兼的。他说了开场白：同志间有了意见，要在区委
会上开诚布公地相见。接着李宗林就抢着发言：“我们要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发扬
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现在请老杜先作自我批评，再由大家发表意见。”
他这种狂妄自大的话，等于把自己置身事外，喧宾夺主地成了区委会的主持人
了。他的这两句话，分明是要杜重石在区委会上承认自己立场不稳，犯有“一只屁
股坐两条板凳”的错误。他说话时那种盛气凌人的语态，也很使人反感。杜桴生噘
了噘嘴，看了他两眼，却没说话。杜重石就很不客气地说：“摆事实讲道理，凭事
实讲真话，是每一个同志所应该具有的党性品德。我和李宗林同志发生不同意见的
事实经过，应该先由双方说清楚，再请同志们提意见批评。现在事实经过还没谈，
李宗林就命令我作自我批评，”他把“命令”两字加重了语气。“他只凭主观武断，
硬是把千真万确的事情说成是我捏造，是我替反动派涂脂抹粉来懵共产党，是为党
性所不容的。”
李宗林见杜重石不作自我批评，反而据理反驳，不由得跳了起来，声势汹汹地
说：“党性不容的是地主出身的剥削分子！顽固坚持错误，是成份不纯的必然反映！”
话说到了这个份儿上，这会也就没法儿开下去了。共产党是讲阶级斗争的。共
产党的哲学，就是阶级斗争的哲学。但是可悲的是，在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早期
和中期，许多讲阶级斗争的人，却居然不知道什么叫“阶级”。他们有的不按占有
生产资料的多寡来划分阶级，而按“思想体系”来划分阶级，于是在旧社会奋斗了
一辈子仍然当不上资产阶级的人，在新中国只凭一句话就被划到了资产阶级的那一
边；有的不相信人的思想认识会随着客观环境的改变而改变，无视革命领袖中毛泽
东出身富农、周恩来出身地主、朱德出身旧军队的现实，而是把阶级和阶级烙印看
成是永远不变的东西，批评一个非无产阶级出身的人，只要最后一联系阶级出身，
就算找到了“阶级根源”，就一切问题都解决了。
李宗林祭起“阶级出身”这宗法宝，实际上也反映了他自己的理屈词穷，只好
用大帽子压人了。在那个历史年代，形而上学猖獗，认识问题简单化，处理错了许
多问题。明明自己错了，还自以为是“立场坚定”的具体表现。其可悲之处，也正
在这里。
关于杜重石和李宗林的认识之争，一提到了“阶级出身”，问题反倒更加不好
解决了。双方振振有词地分说了一通，结果区委会既无结果又不欢而散。临散会的
时候，杜重石引用毛主席的话说：“科学的态度是实事求是。好为人师的狂妄态度，
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
李宗林无法反驳，白了杜重石一眼，鼻子里“哼”了两声。
尽管开了区委会，可矛盾没有解决，反而加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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