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心正者才能成正果

    杜重石被判刑8 年，却稀里糊涂的服了11年刑。等到他“释放”出来，等待他
的却是变相的“无期徒刑”。

    幸亏周总理在临死之前向毛主席进了一句忠言，也幸亏毛主席在临死之前醒悟
到“民心”不可失。于是，他这个本来就没罪、而且已经“刑满释放”的“非战犯”，
又被列入战犯的范畴“特赦”了一次。

    特赦回沪，家已破，人还在，不团圆。可悲！

    63岁的老人，竟成为新进的工人，月工资36元。可叹！

    历史不容亵渎！颠倒了的历史，又被人民颠倒了过来：“四人帮”打倒了，刘
少奇平反了，邓小平复出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被彻底否定了！

    1980年，杜重石的冤案终于彻底平反。如果从1950年算起，足足30年！

    尽管他已经是耄耋老人，但是对党的忠心不变，对祖国的爱心不变，对政府的
信任也不变。虽九死，仍无悔！

                       第一节  新生之后，劳燕分飞

    杜重石被判有期徒刑8 年，刑期从1958年9 月30日算起，  按说到了1966年9 
月30日，刑期就满了。怎么到了1968年暑假，他的两个女儿来看他，他还是“服刑
人员”，没被“释放”呢？

    原因就在于他还有三年“剥权”。从法律上说，“剥权”是剥夺公民权，诸如
选举权、被选举权、著作出版权等等。剥权虽然也是一种处分，但那是算在刑期之
外的。按正规办，应该先释放，然后以管制分子的名义存在于社会上。也许是“文
革”期间的新发明新措施，也许是当时的劳改单位对于“法制”观念十分淡薄，特
别是远离城市的外地劳改队，为了省事，往往把“剥权”期也算在刑期里面，“合
并执行”。于是杜重石就在这些“省事者”的“照拂”下凭空多服了三年刑。

    苦挣，苦熬，苦等，苦盼，苦苦熬煎了十一个年头，终于熬到了1969年的国庆
节前夕。不论是正式的刑期，还是附加的三年剥权，总算都熬满了。杜重石正喜孜
孜地做好了回上海与家人团聚的打算，到了队干事代表国家来宣布“刑满释放”的
时候，忽然平地一声雷，“执行通知书”上写的，是“刑满释放，留场就业”八个
大字！

    什么叫“留场就业”？没有到过劳改农场的人，一定很难理解，必须作一番解
释。

    “就业”，指的是没有工作或失去工作的人走上工作岗位。这本来是一件大好
事。但是在劳改农场，这却是一件谈虎色变、闻之丧胆的大坏事。

    “文革”以前，凡是劳改犯，经过判刑劳改以后，除了服刑期间重新犯有重大
罪行依法加刑者外，一般是到期必定放人。执行得严格的，连半天也不差：上午抓
的上午放，下午抓的下午放，半夜里抓的，稍稍提前，黄昏以前一定放。宣布释放
以后，把铺盖行李搬到招待所去，然后办理各种手续、购买必要的生活用品，离开
之前，劳改单位还会派一辆马车把你就近拉到汽车站或火车站。到了自己的原籍，
凭释放证就可以恢复户口，然后由街道或民政部门安排适当的工作。

    “文革”开始以后，各大城市“清理阶级队伍”，凡属于地富反坏右“黑五类”
分子的，大都押解回原籍监督劳动。哪怕是三代以前的祖籍，从来没有去过，村里
根本不认识这个人，也会从档案中把根儿“捯”出来，然后押了去。

    因此，劳改释放的人，哪怕没有戴任何帽子，也为城市所不容。至少是北京、
上海、天津三大城市的人，中央公安系统有内部文件，规定“释而不放”，一律强
迫在原场或原厂“就业”，称为“就业人员”。

    劳改释放，留场（厂）就业，并不是“文革”期间的发明。早在五十年代，国
家的劳改政策中就有“就业”的规定。但有几个前提：第一是自愿；第二是无家可
归的人，第三是有较高的劳动技术，生产上一时离不开的。这三条中，又一切服从
第一条：哪怕他根本就没有家，劳改释放以后他原意走，也只能让他走，不能拦他。
因为一旦释放，他就是公民。公民享有人身自由。至于生产上离不开，那也只能协
商，“请”人家暂时留下来“帮忙”，一旦有人接替，还是得让人家走。这种经过
脱胎换骨重新做人的“新人”，就业以后，通称“职工”，国家政策规定：各种待
遇都与没有劳改过的外聘职工完全一样，工资按国家劳动局定的级别发，有工会组
织，被评上先进生产者的，一样可以得到各种奖励，包括到疗养院疗养等等。这样
做，应该说是完全正确的。

    但是“文革”期间的“就业人员”，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前提下，统统划
入了“牛鬼蛇神”系列，而且依旧是专政对象，政策规定一律由原劳改管教部门管
理，与“劳改人员”、“劳教人员”合称为“三类人员”。

    “文革”开始后的就业人员，待遇比劳改、劳教略为好一些，例如有通信自由，
但来往信件依旧有被“抽查”的时候，还不是暗地里查，而是光明正大地剪开信封，
看过以后，能给的印上一个“信件检查”的条戳发给各人，认为有问题的，特别是
国外寄来的信件，不声不响地就没收了。例如有人身自由，但星期假日外出仍需请
假，而且只限于到本场几个分场去看看以前一起劳改的“朋友”，最多能到附近几
个村子去买点儿东西。再例如有选举权，但只规定你选场长或政委做人民代表，选
别人是不行的，当然也不会有被选举的可能。

    既然是“就业”，当然应该有工资。但是这工资的数目极低，基本上只够买饭
票的，要做件衣服穿，就得从牙缝里省。“就业”政策是全国性的，但工资标准却
各地不一样。拿农田工来说，北京地区的劳改农场，1969年最高的三级工工资是43
元，二级工是36.50 元，一级工是32元，等外一级是27元，等外二级是25元。 四
级工直到八级工名义上也有，但谁也拿不到。个别人或体力特别强，或技术特别高，
或特别善于迎合队长的喜恶，一个中队里也许有一个两个四级工，工资则是48元。

    杜重石在安徽劳动，但又属于上海市劳改局管，不知道他们执行的是上海的标
准呢，还是安徽的标准，总之，发给他的月工资是12元！

    政治待遇差、工资低，这都还可以忍受。无法忍受的是：判刑有期，就业无期。
从理论上说，就业是安排工作，不是处分，当然没有期限，但是又带有强制性质，
释放以后，你不愿就业也不行。如果你不辞而别，除了新疆之外，户口哪儿也报不
上，一旦抓回来，罪名则是“逃跑”。轻则批斗一两场，重则送“毛泽东思想学习
班”，变相的刑罚，整得你不敢再逃才算完。

    这样的“就业”，难怪劳改释放的人闻之丧胆了！

    但是“胳膊拧不过大腿去”，杜重石没有三头六臂，只能乖乖儿地在这里廉价
地出卖劳动力。可他这一年已经57岁，再过几年，力气卖不动了，奈何？

    十一年时间，盼来的是“变相的无期徒刑”，杜重石心情的恶劣，可以想见。
原指望出来以后，法制也许健全一些了，再依法申诉，以免冤沉海底。可是看看
“文化大革命”中的所作所为，哪一件是讲法律的？看起来，自己这一生，是只能
“枉死”在这里不可了。

    在这种心情下，加上他与妻子重聚的希望已经没有，于是他“获得新生”以后
办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写信给妻子，告诉她这里的实情，宣布与她离婚。

    但是这封发出之后，没有接到家里的回答。直到很久以后，才知道妻子在上海
的遭遇：

    造反派第三次来抄家，妻子拿出丈夫写的信：“我和杜重石已经离婚，划清了
界线，我现在不是反革命家属了。”

    他们恶狠狠地反问：“既然离了婚，为什么还不嫁人？不嫁人就是还有联系，
就是界线没划清楚！”

    一心向着红太阳的造反派呀，他们手中居然会有这样大的权力！“我虽未杀伯
仁，伯仁由我而死”，为免妻子受这无端的牵连、无尽的痛苦，还是那句话：长痛
不如短痛，情迫之下，只好含悲忍泪，从此劳燕分飞，别无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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