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生活

    只因为有了电脑
    我从写作条件最差的作家
    变成创作条件最佳的作家

    一、我是个不会写字的作家

    作家以写作为职业。他的生产工具就是一支笔。他的劳动就是趴桌子、爬格子。
因此，写字是作家的基本功。

    但我却是一个不会写字的作家。出去参加笔会，最怕的就是要我“留下墨宝”。
眼看别人潇洒挥毫，我只好躲得远远的，以免露怯。

    不会写字的作家，也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像高玉宝那样的文盲作家，本来就
不识字，于是只好来一个“返朴归真”，按照苍颉造字的原则，或象形，或会意，
不会写“蒋”字，画一个“蒋光头”，不会写“杀”字，画一个脑袋下面加一把刀。
另一种是像我这样的学者型作家，编过课本和字典，号称语言文字学家，不是不识
字，而是不会写字。──正确地说，是写字很慢、很累、很差，春蚕秋蚓，天真得
很；稍许写快点儿，就会除了自己之外，谁也不认识了。

    既然我以写作为业，怎么不好好儿练练字呢？这要从我小时候说起。

    我父亲是个大律师，写的状纸，都由秘书抄写誊清。我从小就想“子承父业”，
也想当律师，也想请个秘书给我抄稿子，有时间宁可看书，也不练字，而且打小就
身体力行：从小学到中学，我的大小楷作业，都是由同学代写的，自己则腾出时间
来看小说。到了每周三下午的作文课，我的任务是同一题目写三篇文章：正面做一
篇，反面做一篇，不左不右再做一篇，用来回报替我写大小楷的同学。当然还要人
家替我抄到作文本子上。

    如此这般作为，其结果是练了笔却没练字。九岁在县报上发表了第一篇文章，
十五岁主编县报的《青年文艺》周刊，十六岁发表了第一部长篇连载，开始走上了
编辑、作家的道路。

    我每天要写许多字，却又写不快，写不好，看见外国人有打字机，特别是听说
萧伯纳的书房里有四台打字机，都上着卷筒纸，剧本、小说、散文轮换着打，羡慕
得不得了。但是中文打字机笨重得很，根本不可能用来写作。那年月，中国也没有
一个作家是用打字机写作的。苦命的中国作家，失去了整整一个机械打字机的时代！

    北方有句俗话，叫做“拉不出屎来赖茅房”，我自己写不好字，却赖中国字太
落后，太难写，无法机械化、现代化。1950年，我参加了中国文字改革协会，在四
川、上海等地积极推广拉丁化新文字，居然小有成绩。1952年奉调北京，在中国文
字改革委员会专门研究汉字拼音化问题，参加《光明日报》的《文字改革》专刊，
并与倪海曙老师一起创办了文字改革出版社和《拼音》月刊，出版了中国第一部用
拼音文字写的诗集。

    如果没有政治上的风云变幻，我仕途通达，会顺利地成为一个语文学家兼作家
的。

    二、写作条件最恶劣的作家

    1957年，由于历史的误会，我被错划为右派，不久即被送到劳改农场劳改，一
去就是23年。

    入囹圄，遭缧绁，念念不忘的还是文字改革和文学。在紧张的劳动之余，我同
时在做三件事情：编一本《汉语世界语大词典》，写一部纯学术著作《浙江缙云方
言初探》，写一首叙事长诗《望娘滩的故事》。

    星期假日，我在60mm宽的铺位上摊开参考书，研究我的方言学；出工做土方，
我的左右口袋里各装着一摞用废旧纸张裁成的“卡片”，每逢上下午工间休息的短
短15分钟，如果有灵感，就写几行诗，如果没有灵感，就拿出字典的卡片来排序。
真是分秒必争，惟恐老之将至云尔。

    1966年，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身处专政机关，有如
台风的中心，肉体上倒是没有受到丝毫折磨。但是除了雄文四卷和宝书一册之外，
所有书籍都被收缴一空，学术研究无法继续，精神世界感到极度空虚。好在写小说
是不用什么参考书的，特别是“高大全”、“三突出”等“四人帮”文艺理论出台
以后，我反感之极，决心用形象思维也就是文学形式来加以反对。于是我利用一个
人管理80亩稻田可以单独行动的机会，早上带着干粮下地，中午就坐在田埂上、树
荫下，在膝上摊一本用卷烟纸钉弛的本子，用只有自己认识的“狂草”奋笔疾书。
到了星期假日，请“知己”把我倒锁在工具房里，扣一只箩筐当凳子，摞三只箩筐
再铺一块语录牌当桌子，偷偷儿地整理在田埂上杜撰出来初稿，大冬天的还要穿着
棉大衣戴着绒手套，半天下来，手脚全冻僵了，站起来连路都不能走。写作条件差
还在其次，关键是不能被“当局”发现，要不然，“利用小说反党”的大帽子扣到
了我的头上，弄得不好连小命儿都会丢掉！

    经过五年努力，三易其稿，一部180 万字的长篇历史小说《括苍山恩仇记》终
于脱稿了。“四人帮”倒台以后，稿子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前后印了近70万部，
终于成了80年代最畅销的小说之一。

    全世界在监狱里写小说的人不少，但像我这样的写作环境和条件，恐怕并不多。
“文革”期间偷偷儿写小说的人也不少，但作品中不带“帮气”的，据评论家们说
只有我这一部！

    三、有了电脑之后，我成了高产作家

    自从1993年离休以来，我自封为专业作家，心无旁骛，一心写作，每天要在
“书房”里坐12-14 个小时，每年都要写一二百万字的文章。到今天为止，我已经
写了700 万字的小说，500 万字的电脑教材。在高产作家的名单中，也有了我的一
席之地了。

    今年我的写作计划最庞大：一共要写二十本半书，共225 万字。──怎么会有
“半本”书呢？因为有一本是跟别人合作的，我只写一半儿，别人写另一半儿。

    举一个高产的例子：有个朋友策划一套“十日谈丛书”，计划每个国家写一本，
第一辑先出十本。他找到了我，点名要我写《泰国十日谈》，字数30万上下，稿酬
每千字80元，可以先预支一半儿稿费，但有一个非常苛刻的条件：必须在两个月内
交稿。

    我推托再三，不干接这个选题，因为他只出了个题目，没给我任何素材。对我
来说，写一部长篇小说，只要故事有了，结构也考虑成熟，每天写五千至一万字并
不困难，难的是构思。一个作家，要写一部作品，从酝酿到构思到动笔，往往需要
好几个月甚至好几年时间，像这样两个月内就要交出成品的“急就草”，我还从来
没尝试过。但是策划者是个很善于“耍赖”的小辈，架不住他一天三个长途电话催
逼，只好答应“姑妄试之”。

    于是，白天跑图书馆，晚上开始安排故事和人物，列出提纲，一周后动手写作，
经过56天的努力，并没有熬夜，一部34万字的长篇小说脱稿以后又经过两次修改，
终于提前四天打印出来交稿了。

    所有这一切，如果没有现代化的写作条件，是不可想象的。──我有四台电脑、
两台打印机、一台扫描仪，不敢说是“领导世界写作现代化新潮流”，在中国大陆，
因为还有一个高产作家老同乡叶永烈，我即便不是独一无二，也是数一数二或者无
独有偶的了。

    我号称中国大陆最早使用电脑从事写作的作家。我之所以率先使用电脑，并不
是我有坚强的超前意识，恰恰是因为我不会写字，学一个“笨鸟先飞”。没想到歪
打正着，我受益之余，在电脑界的名气，竟比在文学界更大。

    在写作条件那样困难的环境下，我能够写出一部150 万字的畅销书来，如今有
了这样优越的写作条件，如果竟写不出一部超过自己的好作品，那可就是我的耻辱
了。

    但愿我的晚年，能够继续有所作为。

    1998年9 月1 日于北京

    原载《中国计算机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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