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宅问题，痈疽之患

    “茹毛饮血，穴居野处”，是原始人的“生活方式”。

    自从类人猿进化为人，“衣食住”三字就是人类生存的必要条件。不能“果腹
御寒避风雨”，人类就不能生存。可以说，自从有了人类，就和住房结下了不解之
缘。

    自从人类有了家庭，即便是最早期的母系家庭，组成条件之一，就是要有一个
住处，哪怕是最原始的“穴居”。

    人类出现“社会”，也是从“群居”开始。没有适宜的居住条件，也就没有最
原始的部落。

    房屋是有价物质，长期以来，在世界范围内，房屋都是个人的私有财产或国家
的公有资产。共产主义学说在一些地区取得政权以后，对于房屋的使用和分配，实
质上也就是私有与公有的观念，出现了与传统习惯大不相同的一系列做法。

    在中国大陆，房屋问题就是人们谈论得最多、争执得最多、问题也最多的“成
问题”的问题之一。

    一、城市住房，是福利？是待遇？

    新中国成立以后，实行的是“低薪制”，工资只保证“衣食有着”，并不包括
住宅建设的需要在内。因此在大中城市及一些城镇里，不论是机关、企业，职工的
住房，除了自己有“祖遗”的产业者外，一般都采取由单位包下来的办法。也就是
说：由单位盖房，分给职工居住，象征性地收取一些房租。

    于是就产生了无尽的弊端。

    首先，是不公平合理。同样两个职工，职务、级别、工资都相同，一个因为有
“祖产”，住在“自己”家里，不但没有任何补贴，房子坏了还要自己修；一个由
单位分配住房，只是象征性地收三五快钱的房租，一切粉刷翻修、设备修理，都不
用自己掏钱。于是在实际收入上，两者就不相等了。

    第二，单位的住房，是按照“分数”、实际上是按照“级别”分配的。也就是
说：官儿越大，住房也越大。但是究竟多大的官儿住多大的房子，又没有明确的规
定，也无法明确规定。“地方官”还好说，因为县级的“首长”不过“五品”，府
级的不过“四品”，而且众目暌暌，住多大的房子，共有几处房子，一目了然；难
办的是数量众多的“京官”，特别是“中央首长”。例如汪东兴，倒台以前，他新
建的住宅楼，据说就有六千平方米，里面有图书馆、游泳池和电影放映室；再比如
江青的住宅，现在改为少年儿童活动中心，占地近百亩，不算住房，单说花园里，
就有一个大喷泉，架了单轨小铁道，还停放了好几架飞机，其面积之大，可见一斑。
至于毛泽东究竟有多少处房子，那就谁也说不清了：在全国的各大城市里，都有他
的“行宫”，设备一流，造价高昂；但除了杭州“行在”经常启用之外，有一些行
宫盖好以后，竟连一次也没有用过。但是接待员、厨师，都得常年准备着，还不能
接待别人来住。

    当时，这些“首长”们的工资，没有一个超过五百元的。如果实收房租，恐怕
一年的工资用来付一个月的房租都不够！

    美国总统的年薪是二十万美元，这二十万元中，包括他私人使用的住宅、汽车、
设备以及他雇佣的秘书、司机、厨师、保镖等等支出，不靠财团的支持，根本不够
开支。大陆的国家级领导人，早期的最高年薪不超过六千元，但是“账面外”的实
际收入究竟有多少，这是无法估算的。

    二、抢占房屋，是腐化的蠹虫

    一九五七年，谁要是敢说共产党腐化，非被打成右派分子不可；现在，不但老
百姓说共产党腐化，就是党的机关报，也不得不承认党员腐化现象十分严重了。

    党员腐化，表现在各方面。多吃多占，只是腐化的一种表现。而领导干部的抢
占房屋，则又是多吃多占中的主要一环。

    一般说来，腐化现象，不是从普通党员开始的。如果党的各级领导作风正派，
仅仅是个别党员有腐化现象，发现一个，处理一个，也不会形成今天贪污受贿几乎
到了公开化的地步。腐化的根本原因，在于各级党的领导层带头。于是“上行下仿”，
“你吃肉，我喝汤”，“自己屁股不干净，没有办法管下属”，终于形成了今天
“皆大欢喜”的局面，一发而不可收拾。

    还是拿房屋问题做例子。五十年代，国家处于恢复经济的困难时期，除了国民
党高级军政人员留下来的公馆分配给“大首长”居住之外，单位给职工提供的住房，
一般都比较简陋，每平方米的造价不过四五元，最多十几元，根本无所谓内部装修，
有的还是三四十年代的老建筑，几家共用一间厨房，全宿舍共用一个厕所，居住面
积也比较小，经常是一家老小几代人挤在十几个、二十几个平方米的“蝈蝈笼”里，
因此只是宿舍性质，职工调走或离退，房屋也要交还给单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
命”中，“革命派”首先发难，抢占了“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的住房；“文化大
革命”结束以后，国家为了归还“住房欠账”，不但大兴土木，而且逐渐提高档次，
造了一些高层住宅楼，造价每平方米提高到六十元至一二百元。尽管与先进国家的
住宅比较起来，仍然是档次极低的，但至少每家都有了自己的厨房厕所，有点儿
“住宅”的味道了。而最令人羡慕的，则是这种“住宅”的房租依旧很低，每平方
米不到两角钱，一套三十多方米的住房，只收五六块钱房租，依旧是象征性的。现
在，一套商品房的价格动辄几十万，分到一套房子，等于增加了几十万家庭财产。
这种“便宜”，不得白不得，特别是手里有权的干部，只要吩咐一声，管房屋的下
属就会把最宽大、最漂亮的房屋送到首长的手上──当然，管房屋的办公室主任或
分房委员会主任之类的小官们，也不会忘了自己。终于形成了一个“官官相护”的
集团，大抢基本上不要钱的“官房”，被老百姓骂为“占房首长”、“抢房主任”。
特别是住宅楼每平方米的造价从二百元提高到超过六百元以后，房屋越造越漂亮，
抢占现象也越来越严重。稍有权力的首长，在不同地点就有好几处住房，有的给儿
子，有的给女儿，严重的孙子刚一岁，而装修豪华的三居室住房就给他准备好了，
往短里说，也要等到孙子二十岁了才能搬进去。这种锁着门没人居住的房屋，晚上
没有灯光，被老百姓称之为“鬼楼”。

    按规定，部长级干部才能住五居室，司局长级干部可以住四居室，处级干部只
能住三居室。但是许多手中有权的司、处级行政干部，特别是政工干部，住的是五
间房甚至七间房，而且装修得非常豪华，双层地毯，成套的家具，却连一个书橱也
没有，走进去一看，还以为进错了屋，跑到暴发户的家中去了。

    不平则鸣。许多应该分到房子却被“有权者非法侵吞”挤没了的职工，纷纷上
告。但是分房属于单位的内部事务，老百姓为分房不公而上告，法院却不受理，要
上告者，请到“纪律检查”部门去解决。而大陆的机制是“一元化领导”，不是
“三权分立”或“五权分立”，本单位的“纪检书记”，是受“党委书记”或“党
组书记”领导的，只能管管小干部或平头百姓们的违法乱纪行为，一旦告的是“纪
检书记”的上级，那可就真的成了“冻豆腐一块──没法拌（办）”了。有人把状
子递到“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去，中纪委的办法，也不过把原件批给告状者的所
在单位党组织去“研究解决”，正好“授人以柄”，您就等着打击报复吧！

    如此发展的结果，蠹虫不但腐蚀了“党性”，也腐蚀了“人性”，有的“首长”，
连心肝五脏都烂了。

    三、农村建房一瞥

    从五十年代初期到七十年代末期，大陆农村由于贫困，除了土地改革运动中没
收一批地主、富农的房屋分给贫雇农之外，新建的房屋很少。但是“三十年人口翻
一番”，农村的住房虽然不像城市那么紧张，许多地方也已经到了“四世同堂”的
地步。“改革开放”以后，一部分农民富裕起来，一部分农民甚至“暴富”起来，
于是农村中也出现了一个来势凶猛的建房热潮。

    农民建房，工钱、料钱都要自己出，不存在什么“抢占”的问题。但是盖房需
要地基，而土地是“国有”的，不能买卖，使用权早先是需要审批，现在则加上了
“有偿使用”，也就是购买使用权，实际上跟花钱买没多大分别了。“批地基”年
代，“审批”的权力，以前在村支书手里，后来在村民委员会手里，现在各县大都
成立了土地局，名义上是要经过土地局系统“三级审批”，关键的一关，还是本村
的“头头儿”。因此要想得到一块不要钱的房基，轻则请客送礼，重则拿老婆、女
儿的贞操去换，各种各样的弊端，也应运而生。现在发展成“有偿使用”，一块房
基动辄五六万、八九万，不是暴发户，一般靠种田为生的农民也很少买得起，而这
笔“卖地”的收入，究竟进了哪一个“金库”里，其“真谛”谁也说不清楚。

    在北方的地广人稀地区，农民建房的地基问题还不突出；江浙一带，人多地少，
耕地本来就已经很紧张，平均每人几分耕地的县不在少数，而盖房的人谁也不愿意
把房子盖在离村几里路之外。结果是村子越来越大，耕地则越来越少。如果再不妥
善规划，适当往高层化方向发展，问题的严重不久就明朗了。

    四、房改改变了什么？

    房屋问题的不合理，是有目共睹的。改革开放以后，革除积弊，迫于群众舆论，
出于实际需要，中央也有“房屋改革”的决策，但是办法和方案因地而异。一般说
来，小城市好推，大城市往往推不动，北京最最难办。这就是所谓的“县地看省市，
省市看北京”。

    小城市里，最高领导人的住房也难得超过一百平方米，改起来阻力不会太大。
特别是五十年代的旧房子，当时的造价就低，再加上折旧、首批购房优惠、一次付
款优惠等等政策，只要付出四五千元或两三千元，云贵等省甚至只需付出几百元至
多不超过一千元，一所住房就归个人所有了。因此对于住房改革，满意的人多，不
满意的人少。

    在北京，房改的初步计划是三年内提高房租，一般房屋，先提高到每平方米五
角，再逐步提高到一元多。但是这只是对平头百姓而言，部长级以上的“高级首长”
则不在此例。在北京，享受部长级待遇的老革命数以千计，比部长级干部更大的大
干部还有不少。亿万双眼睛“看北京”，下文如何，谁也难以预测。

    据说今年是分配住房的最后一年。过了今年，房屋不再分配，而是发展“商品
房”。有权的干部们如不趁此机会“捞”一把，以后就再也没有机会了。因此，今
年的“抢占”房屋，势头比哪一年都大，有的单位，几乎到了不管不顾，“不要鼻
子”的程度。特别是一批中年的“政工干部”，本身素质就不高，私心还特别重，
又没读几年书，文化水平大都不高，有的出身司机、打字员，靠与首长的特殊关系
才得到“提拔”，眼看着政工饭吃不下去了，除了会整人，别的本事又没有，于是
来一个孤注一掷，先捞一套漂亮房子住进去再说，什么党纪国法，统统去他妈的！

    如果说：解放初期实行的是低薪制，老职工的工资中不包括住房基金，分房子
是应该得到的“福利待遇”，那么新进人员就应该实行“高薪制”以后，才能实行
“住房商品化”。但是工资政策依旧，除了私营企业的新进人员工资比较高之外，
国家机关和国营企业的职工工资并不高。由于“老干部、老职工”可以分房，新进
干部职工就得自己掏钱买房子，于是一个无法缓和的矛盾，又由此产生了。

    房屋问题，是大陆的“痈疽之患”。其根源，在于体制的错误。如果五十年代
初期就明确规定：任何机关单位，包括党中央、国务院在内，除了单身宿舍之外，
一律不供应家庭住宅，凡是需要住宅的，一律到住宅公司去购买或租赁，而每一个
职工所得的工资中，又都包含有住房的租金在内，同时银行再发放长期的“购房贷
款”，国家也允许房屋转让和买卖，出多少钱，住多少房，则所有上述弊端，就都
不会出现了。

    现在这样改，还来得及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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