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坛奇才──吴越
可 华
●引 子
中央电视台曾经以《电脑大侠吴越》的专题片连续播放吴越用电脑写作并传授
电脑写作知识的事迹；后来他又主持了中央电视台的《家用电脑到我家》节目，并
经常出现在其他电视台的电脑教学节目中。1997年以前，他已经出版了七本普及电
脑教育的书；1998年1 月，又将有120 万字上中下三册的《家用电脑实用详解》出
版。
其实，吴越并不是电脑专家。他写电脑书、教授电脑，都不过是“玩儿票”，
因为他本是个正宗的作家、语言文字学家。1932 年5 月，他出生在浙江省缙云县
一个只有几户人家的小小山村中。他父亲，当过北伐军团的党代表，后来成了一位
有名的律师。由于父亲的严格要求，吴越学习做事都非常认真。他九岁时就在《缙
云报》上发表过小学生作文，但这却使他对写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每天要写一篇
小文章。抗战胜利以后，他随父亲到嘉兴上中学，开始在当地的五家报纸副刊上投
稿，十五岁主持嘉兴《国民日报》上的《青年文艺》周刊，十六岁在杭州《大华日
报》上开辟杂文专栏《方丈漫笔》， 每日一篇； 并写成了第一部长篇小说《汆
江浮尸》 （1949年1 月起在《金华民报》上连载）。1954年调北京后，在《光明
日报》编辑《文字改革》专刊，并筹办文字改革出版社，编过多部语文专著和普及
读物。
吴越写的电脑书，与电脑公司、大专院校的专家写的书不一样；专家们写的某
些书，读者很难看懂。甚至有过──当然以后也不见得就没有──这样的笑话：某
些电脑商、打印机商的随机使用说明书，竟写得像天书一样，令用户们“百思而不
得其解”。说得客气点儿，是他们写的东西“专业性”太强，不客气地说，他们根
本就不具备说清楚他们的产品的本领。吴越写的书，初次接触电脑的人只要照着他
写的方法操作，肯定能够成功。所以他的书很受读者欢迎。
吴越，文坛的奇才。
吴越，中国的怪才。
●天生神童，安知非祸？
天下真有神童吗？从古今中外的历史看，回答是肯定的。
吴越，小时候就是个神童。他的《方丈漫笔》，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而且文
笔老辣，目光深邃。读者绝不会想到此“方丈”竟是个十六岁的少年，都以为此方
丈是个思想锐敏、学识渊博、见解独到、文字功底深厚的中年人呢。
身为神童，与众不同，总应该给自己带来些福祉吧？但是吴越这个神童，却给
他自己带来很大的不幸。
1949年6 月，他在浙江金华参加了第二野战军军政大学三分校新闻系，不久即
跟着部队进军西南。吴越希望学新闻，继续他在报纸刊物上纵横驰骋的夙愿；为了
强调他的专长，他入校以后，就把以前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拿给领导看。令他想不
到的是，这些剪报不但没有给他的人生增添靓丽，反而为他今后的道路埋下了地雷。
在那个讲出身、讲成分、恐阶级异己分子症几乎达到了草木皆兵程度的年代，
领导有权利这样怀疑吴越：十五六岁的小孩子竟写出这么多文章来？可能吗？他们
不是看他的文章文采如何，观点怎样，而是首先怀疑他隐瞒了年龄。进而提问：为
什么要隐瞒年龄？答案当然也很容易得出：在他隐瞒的年龄段中有，一定有不可告
知共产党的秘密。领导内定了这样的调子，吴越却一点儿也没有感觉到，在进军途
中，照旧学而不厌、继续表达他的活跃与机智。
军大从金华迁到芜湖期间，有一天，他在墙报上贴出一篇三千多字的小说《渡
江》，吸引了很多人看。小说的梗概：堂兄弟俩，从小在一起玩耍，长大后一个当
了“国军”的营长，一个却是解放军的营长。在渡江战役中两军对垒，解放军营长
给了“国军”营长一枪，了断了堂兄弟之间的恩怨。政委看后说：“吴越的小说有
问题，把国共两党的政治斗争说成是兄弟间的自相残杀。”这不是无知吗？兄弟残
杀、父子残杀固然残酷，自古就有大义灭亲之说嘛！作为一个共产党人，强调阶级
斗争，讲究唯物论辩证法，是不应该如此简单、笼统地概括生活、评判是非的。但
是，现实生活，是冰凉棒硬的，在那样的年代，不应该的事却成了某些人的铁原则。
1949年12月初，吴越到了重庆。很可能由于《渡江》一文的影响，没能按照他
的志愿分配去当记者，而是到重庆军管会空军接管部当了“接收大员”。任务是组
织旧军官半天学习半天清点仓库。吴越接收的是空军电台，机房里有许多英文打字
机，他就向旧军官们学习英文打字。从英文打字中他体会到汉字的独特性，开始琢
磨汉字拼音的必要和改革途径，不久即加入了吴玉章任会长的中国文字改革协会，
并自办了油印的拉丁化新文字小报，鼓吹文字改革。
●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
1949年，吴越在中学读书的时候，参加过学生剧团，演过话剧、歌剧和其它节
目，照相册上保存着一些剧照，其中有他身着“国军”军官制服的照片。1954年，
22岁的吴越从上海调到了北京，参与《光明日报·文字改革》专刊的编辑工作。他
心中无冷病，不怕吃西瓜，没把这些剧照从他的照相本子上取下来，与他同办公室
的人，谁都看见过。知道这是“剧照”的人，没把此事放在心上，而不知道这是剧
照的人，却据此怀疑他隐瞒了历史和年龄。到了1955年“肃反”的时候，条件成熟
了，于是就对他开“戒”。
五十年代，是共和国的“政治运动火山活跃期”：“三反”，“五反”，“肃
反”，“反右”，“合作化”，“大跃进”，“公社化”，“反对右倾机会主义”，
直到后来的“四清”，“文革”，大小运动，接踵而至。这些运动我都参加了。在
运动中，有的是整人者──积极分子，有的是挨整者──“运动员”。每一场运动
开始，不问内容如何，“运动员们”所享受的待遇则大致差不多：第一条是先剥夺
人身自由，把“运动员们”关进各式各样设在单位里的“拘留所”，美其名曰“隔
离审查”，当然也有直接送进监狱的。第二条就是逼供信──逼的手段可谓多矣，
其中以不让睡觉为最普遍，谓之“熬鹰”：积极分子们一拨换一拨进行车轮大战，
三天两夜熬不垮你，就熬你七天八夜，直熬得你说出他们爱听的那些话为止。“熬
鹰”还算最“文明”的，人格侮辱不在话下，捆绑吊打也是家常便饭，却美其名曰
“帮助重点对象交待问题”。虽然1949年颁布的《共同纲领》和1954年制订的《宪
法》，都曾经规定了保护人身自由的条款；但是，政治运动压倒一切，运动领导人
的意志高于一切，没有任何证据、没有任何手续，单凭“大胆怀疑”就可以对“运
动员”为所欲为，什么《纲领》啊、《宪法》呀，都不过是一纸装饰性的空文。
为什么要罗嗦上边这么一段话？在那个时候，只要个人经历、家庭出身、社会
关系有点儿“问题”的人，就会成为每次运动的“运动员”。只要运动一来，他们
都是首当其冲的挨整者。挨整者无一不是一再重复上述的内容，因为吴越多次挨整，
就用不着每次再作这方面的交待了。
“肃反”整了吴越半年，停止工作，隔离反省，大会斗争，小会“帮助”，拍
桌子瞪眼睛破口大骂者有之，轻声细语政策攻心者也有之，在本单位轧不出什么油
水来，只好派人拿上这些照片到浙江去外调。幸亏有这外调，也幸亏吴越中学时代
的老师同学大都还健在，方才证明在吴越的身上根本无“反”可“肃”，他既没有
隐瞒年龄，更不是反动军官，也没有参加个任何与政治有关的团体，解放前所演的
戏，不是宣传抗日的，也是暴露社会黑暗的。最后，领导轻描淡写地宣布：“经过
调查，没发现吴越有政治问题。”多么缜密的语言！经过调查，“没发现”有政治
问题。这是一道“活门”，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尾巴”：即便他年发现吴越真有问
题，也是当时“没发现”！一个好同志，无端地被整得三魂出窍，就这样轻描淡写
一下，不能不使人满肚子愤慨。那时候，每逢政治运动结束的时候，往往都有一句
冠冕堂皇的话用来堵塞被整错的人的嘴：群众运动嘛，不可能没有偏差，应该正确
对待。
1957年，上边要求各界大鸣大放，帮助共产党整风。共产党在中国大陆执政近
八年了，整整风，改进改进错误缺点，以便把中国的事情办得更好，是件很得民心
的事。各单位除了召开大小不同、规格各异的“整风座谈会”之外，群众还自发地
贴了很多帮助党政领导改正作风的大字报，各媒体也接连不断地发表各界知名人士
的文章，人们的政治热情空前高涨。这说明，大家对于共产党抱有极大的希望和赤
诚。
吴越在肃反中被整以后，情绪低落，发誓不再参加任何政治活动，因此尽管多
次被邀请，却一次也没参加过座谈会。他所在单位的一位领导多次找他，很诚恳地
要他出席整风座谈会，把心中的“不满”说出来，帮助党改进工作。6 月5 日下午，
他“碍于面子”不得不去参加一个“鸣放会”。会上有一个人从1 点30分钟开始放，
一直放到5 点55分，再有五分钟就到下班时间了。 会议主持人宣布：“今天就到
这里吧，有话明天接着说。”可是吴越的情绪被刚才的发言者煽动起来了，感到不
说几句对不起那位领导的动员，而且肚子里也确实有话要说。于是他站了起来，对
主持人说：“不是还有五分钟么？我就说五分钟话吧！”他的发言，确实只有五分
钟，但是内容所涉及的面却相当广泛，主要是“党政分开”、“人才交流”、“自
由择业”、“不搞政治运动”、“健全法制”等等。这些观点，现在看来当然是对
的，在那时候提出这样“敏感”的问题，不啻于虎口拔牙，太岁头上动土！
第二天，6 月6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这是为什么？》从此党
风不整了，开始反“右”。很多在报刊上发表过意见的民主党派人士和头面人物，
大都受到猛烈的抨击，最后几乎都成了“大右派”。同时上边把打“右派”分子的
依据（有若干条言论，只要合上其中一条的，就可以定为“右派”分子）及划“右
派”分子的指标（单位总人数的5%）发到了单位。吴越所在单位共120 人，须完成
6个指标，很快“帽子”就各有其主了。
这次反“右”，全国共抓出“右派分子”552877人，其实大都是社会精英。于
是，私下就有了如下的议论：你们说让帮助整风，欢迎提意见，大家提了点意见，
不光你们的风没整，反而把提意见的人打成了“右派”，这是不是阴谋？对此，毛
主席有一句很精辟的回答：这不是阴谋，而是“阳谋”，目的是“引蛇出洞”。
吴越虽然只在会上说了五分钟话，但是问题尖锐，涉及面广，积极分子们在反
“右”批判会上也曾经指名“批判”过吴越，却由于会议主持人对吴越所提的意见
表现得非常宽宏大度，不光没有指责他，反而替他打圆场说：“吴越的问题是情绪
问题，不是立场问题。在肃反中，我们错斗了他，他不满意是必然的。难道说，我
们错斗了他，还要他说‘很满意’吗？”有反右的领导人定了调子，后来批判吴越
的人虽然也还有，但都是用“规劝”的口气，希望吴越正视现实，悬崖勒马，积极
起来，不要滑向右派一边，等等。正当吴越悄悄地庆幸自己终于过“关”的时候，
祸从天降：《人民日报》把吴越的一封信转到单位来了。这封信，是运动初期他写
给《人民日报》替《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的“党天下论”辩护的。这时候储安
平正被报纸猛烈批判，已经成了“大右派”，吴越为“大右派”辩护，就不再是
“情绪”问题，而是“立场”问题了。那时候吴越所在单位的“右派分子”已经按
比例“揪”出了六个，群众正在无所事事的“欢庆”阶段，一旦发现了吴越的这封
信，于是运动再起高潮，“又挖出了一个右派分子”，单位也以“超额完成任务”
的“优异”成绩而告“捷”。
那时候，地、富、反、坏、右，是要“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的对象，不光
五类分子们本人不能翻身，配偶儿女不能翻身，就是亲戚朋友也都要受到株连。这
只看不见却能踏得人喘不出气的大脚，终于落在了正直、勤奋、要强而又有知识、
有见地的年仅25岁的吴越的背上。
●欲摘“帽子”，反堕陷阱
其他六个“右派分子”全部下放了，只留下了吴越一个。不下放他当然也有冠
冕堂皇的理由：他有胃病、关节炎、高血压，尤其是肺上还有个乒乓球大小的瘤子，
正打算开刀；医院规定他半日工作、半日养病。实际上还是单位领导在保护他，当
然也是工作离不开他──整个单位一百多号人，就他一个人是真正的“编书匠”。
没“戴帽”以前吴越就有大夫开的假条，但他没休息过半天，总是夜以继日地苦干，
经常加班到深夜；一戴上“帽子”，他就更顾不上病了，他想以更加显著的业绩，
争取早日摘掉“帽子”。这也是那位领导对他的希望。他从早晨7 点钟进办公室，
晚上11点钟才离开，每天工作14个小时以上。在“大跃进”的1958年，有一个月他
竟然编发了30部书稿，真是常人所难于想象的事！其中有一本《农民用拼音课本》，
是在总编辑的授意下由他编写，第一次发行量就高达5000万册，而以他为主编写的
《汉语拼音课本》，累计印数竟达7000万册！
可话又说回来了，人的能量毕竟是有限的，弦绷得太紧了就有断的危险。这不，
弦儿真地断了！出版社计划出一本给儿童用的《看图拼音》，印数报上来是20万册，
规定8 月20日必须给书店送货，可是直到8 月1日书稿还在吴越肚子里没有写出来。
任务逼人，吴越少不了又要“连轴转”；书稿虽然出来了，印刷环节又跟不上了，
他就亲自进印刷车间，与工人一块儿拣字、贴图、拼版，大干了两天一夜，书版终
于出来了。他本来就患有高血压症，平常时候低压120 ， 高压180 ， 到他签字
付印的时候，只觉得清样上的图在旋转；签完字站起来，似乎连房顶也在旋转！吴
越跑回宿舍，倒头就睡着了。睡了三个小时，一觉醒来，已经是清晨，顾不上洗脸
刷牙，抓时间再看一遍清样。这一看，吓了一跳：有的图倒了，有的图歪了，本来
是本32页的小册子，几乎平均每页上都有一两处错。这怎么行！一看表，是早上7
点30分，他赶紧跑到出版科，负责这本书印制的人正在打乒乓球。吴越告诉他：
“出错了，快通知厂里停印。”那人口头答应着，继续打球。吴越只好把重新校过
的清样放下继续去睡觉。到了九点钟，他再次到出版科询问，那位老兄方才想起这
件事情来，急忙打电话到印刷厂，对方说已经印了有20令纸了。
20令废纸拉回来，堆了满满一间房子。造成浪费，当然要追究责任。吴越说：
“我通知你了。”那人说：“你签字了！”按说，只要签字付印了，那就是签字人
的责任。但是印刷中途发现有错而不停机，则是出版科的责任。轮转机印速极快，
如果七点半就停机，至少不会出那么多废纸吧。但是戴着“右派分子帽子”的吴越，
就是有天大的理，也是没理的。
为此，吴越进了劳动教养所。尽管妻子是“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和“三八
红旗手”，也被株连，从北京下放到江苏。后来，有个警察来通知吴越，她坚决要
求与右派分子划清政治界限，已经向法院提出了离婚要求，法院已经批准了。
●不愿等死，因祸得“福”？
在离开单位的时候，吴越把办公桌钥匙交给办公室主任。主任没有接，却说：
“你带着吧，时间长不了，顶多一年或者一年半，你就要回来的。还等着你回来工
作呢！”主任的举动和语言，对于其时其地的吴越来说，能顶得上千万句宽慰的话。
戴着“右派分子帽子”进劳教所，是在吴越的不幸中雪上加霜，主任的这几句话，
又使他感到“大地微微暖气吹”了。平心而论，当时办公室主任说这样的话，并不
是骗人。很可能他是这样想的，只是后来的结果不能按照他的愿望实现罢了。
浑身是病、骨瘦如柴的吴越到了劳教收容所，却没有大多数劳教人员的那种消
极悲观情绪，他仍然以过去对待工作的态度对待劳教。那时候，整个收容所共分三
个学习组，他的学习组组长是原商业部部长助理顾绍雄，是个右派分子。他对吴越
很赏识，四个月时间中，吴越协助顾绍雄做了大量的工作，感动了管理人员，他们
也同情他的身体状况，想给他一点儿帮助。有一天，公安局第五处的一位副处长找
他谈话说：“你确实有病，到清河农场的休养队去休养休养吧。”这种优待，真让
那些“劳”友们羡慕得要死。
吴越到了休养队，才知道劳改休养队的内幕：在被铁丝网和深水沟围着的一些
平房中，躺着几百名病号，只有一个犯人医生，除了红汞、碘酒、A.P.C.之外也没
有什么药物，一天两顿饭，每顿一个窝头、一块咸菜，比水略稠的玉米面稀粥倒是
不定量，饿极了，一次能喝半脸盆。有厕所也不去，就在门口外不远处操作，房间
里外一派恶臭。没有理发员和热水，人人全都是蓬头垢面……
这里的人不是在休养，而是在等死！
吴越不想在这里等死，只住了3 天，就要求去生产队干活。 这倒很出乎管理
人员的意料。那时候正是冬天，吴越跟着人去打苇子。打苇子是很重的活，规定每
个犯人每天打一千斤；吴越身体羸弱，走路都有困难，以自我改造早日成为“新人”
的极大毅力，把旧胶鞋绑在膝盖上，在苇塘中爬着挥镰，一天竟然也能打五百斤！
经过一冬天的锻炼，奇迹出现了：一身的病差不多全好了。春天挖渠比武，他竟能
以每天挖33.3方土的高效夺得中队第一名。这也许可以称为不幸中的“有幸”、因
祸得“福”吧？
劳动的时候只需要体力；他的脑子则进行着另一种劳动：构思诗。每想好一句，
就写到诸如烟盒之类的小纸块上……
●面对厄运，再开新工程
吴越在苦苦地劳动和苦苦地期盼中度过了一年，没有回去的消息。又是一年，
还没有回去的消息。直到1964年，才宣布摘掉他的“右派帽子”，解除劳教。那时
候，所有的“摘帽右派”，没有一个人能够回到原单位去工作，他当然也不例外。
公安局下达的“执行通知书”，写的是“解教摘帽强制就业”八个字。也就是说：
把铺盖搬出教养队，搬进就业队，换个地方继续“改造”，人称“二劳改”！其余
一切待遇包括吃饭、住宿、劳动、工资都和教养队差不多。不但如此，摘帽右派名
义虽然也算“公民”，但却是名副其实的“三等公民”。他们有选举权，但却没有
被选举权，更没有通信自由和人身自由：来往信件仍要检查。星期假期外出必须批
准。一句话，他们被打入另册，受到了特殊的对待。根据当时的情况，他心里明白：
尽管办公室主任说过等他回去工作的话，当时虽不是出于安慰的信口雌黄，但是形
势的变化，特别是中央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以后，他是绝不可能
再回北京的原单位了。
在就业队，许多人一有空就往小酒馆跑，三毛钱打二两白酒，三分钱买一个红
烧兔头，借酒浇愁，在醉里乾坤中打发岁月。只有吴越，从来没到小酒馆去喝过一
次酒，一有工夫，就盘腿坐在土炕上，用被子当桌子，认真地写作。那时候他没想
到要写小说，而是继续他在教养前没有完成的三部著作：一部是《汉语世界语大词
典》，完成后共80万字；一部是《浙江缙云方言初探》，完成后共40万字；一部是
《汉语拼音自修课本》，完成后共25万字。──吴越擅长于编汉语拼音课本，一生
编过四五种各类课本，都曾大量印刷，但却以这部“自修课本”编得最精彩，可惜
“身不在其位”，再也没有出版的可能了。至于他写诗，是从来不“冥思苦想”的，
什么时候触景生情，有了“佳句”，立刻掏出卡片（旧烟盒或报纸的边框、中缝）
记下来。用卡片写诗，便于编排修改，可以说是他的一大发明。日积月累， 竟然
积累成了一首3344行的长篇叙事诗《望娘滩的故事》（1985 年出版单行本时改名
《岷江三爪龙》）！
1966年秋，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来了个“某部”政委，动员劳改农场的就业人
员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当“光荣的人民解放军”。在动员大会上，政委的一声“同
志们”，真令包括吴越在内的“二劳改”们激动得热泪盈眶，经久不息的热烈的掌
声，足足响了有十几分钟，感染得“某部政委”也站了起来，连连地挥舞着帽子向
与会者“致敬”。“同志”这个极普通的称呼，的确久违了，他与“二劳改”们的
身份从不沾边儿，难怪与会者听见了会如此激动。那个“某部政委”，很可能是平
时说话习惯了，登上讲台，张口就说，没有想到只用这一极为普通的称呼，就把台
下几千听众全征服了，除此之外的一切动员，却成了多余。那时候，社会上正在开
展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无限忠于毛主席的红卫兵们，已经走上街
头挥舞着皮带在荡涤污泥浊水，横扫牛鬼蛇神。“二劳改”们怕的就是不能被称为
“同志”，只要有人拿他们当同志看待，别说是坐火车到新疆了，就是爬雪山、过
草地、驾一叶扁舟横渡太平洋，都不带皱一皱眉头的。
“某部政委”万万没有想到一声“同志们”，就完成了事先以为极为困难的动
员工作，全场几千“二劳改”，几乎无一例外地统统都报了名，强烈要求到最艰苦
的地方去，再一次接受党和人民的考验。当然，自愿报名只是形式，谁去新疆，谁
不能去新疆，是“军方”与“场方”早就商量好了的。基本原则是：年轻力壮的，
没有家庭拖累的，略有文化的。报名高潮过去不久，“光荣榜”就贴出来了：绝大
部分是小流氓，其次就是右派分子。吴越当时34岁，正当中年，又无家室之累，自
然“榜上有名”。而年过五十以上的国民党军警宪特、有老婆孩子的地痞流氓，则
几乎一个也没有被录取。
就在这个时候，有人劝吴越说：带个女人去吧，新疆那边，最缺的就是女人。
没有老婆的“兵团战士”，只能睡几十个人一间的大屋，有老婆的人，就有可能分
到一间小房子。吴越有业余时间读书写作的习惯，虽然身在劳改队，其习惯不改，
几年来最怕的就是住集体宿舍，当然同意这样的建议。于是在好心人的帮助下，速
战速决地进行了一场其快无比的“闪电婚姻”，与京郊农村的一个有肺病的姑娘只
见了一次面、上一次饭馆、逛一次公园、看一场电影，双方明码实价地讲明了条件：
男的要求婚后女方随同去新疆，女的只要求到新疆后能够分配工作，而这正是“某
部政委”许过愿的，绝无问题，于是吴越就去买了一个猪头、两个腰子、三条鱼、
四个猪蹄，外加几瓶葡萄酒和二锅头，在女方家里请老丈人和大舅子小姨子们吃了
一顿，就算举行过结婚仪式了。最妙的是当夜入洞房，新娘的两个妹妹也在房中，
吴越这个新郎，仍是“孤衾独宿”的。
吴越婚后不久，就把铺盖行李搬到了“集中站”，准备去新疆。哪知道临上火
车之前，忽然发现一节车厢坏了，从北京到新疆要开七天七夜，不能将就。“某部
政委”临时决定：带家眷的五十多人，下一批再走。吴越只好把老婆和行李送回丈
人家，耐心等待“下一批”。
实际上，下一批的音讯再也不可能传来了。因为“上一批”被称为“同志”的
“光荣的兵团战士”们，一上火车就被关闭在车厢内，每节车厢都有两个持枪的警
卫守着门口，不但沿途谁也不许下车，车厢与车厢之间的门也锁着，不许来往。车
厢里关的主要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小流氓们，哪儿受得了这个？车到兰州，停车时间
很长，小流氓们纷纷要求下车到月台上买东西，遭到了警卫和带队的拒绝，双方戗
戗了起来，先是争执，继之动武，警卫无可奈何，鸣枪威吓，小流氓们更加愤怒，
一齐动手，很容易地就把警卫们手中的枪都夺过来了。带队的向当地驻军求救，当
地驻军开来，与这些“准兵团战士”发生了火力冲突，当场打死好几个人，抓了几
个“带头闹事者”，总算把“兵团战士”们重又塞进了车厢。到了新疆以后，这几
个“带头闹事者”有的被枪毙，有的被判刑，还有的“畏罪自杀”了。其余人则被
送进了深山中当伐木工人，又苦又累，一年到头看不见报纸，也吃不上青菜，更没
有小酒馆，明明是“流放”，比当“二劳改”还不如。消息传回北京来，人人都说
那是一场“搜罗廉价劳动力”的骗局，怎么可能还有第二批“战士”去新疆？
吴越因为讨了个老婆，却免了“流放新疆”之苦，真是啼笑皆非。他本来是绝
不会在劳改农场娶媳妇儿的，如今阴差阳错，老婆娶进来了，一方面是根本没有共
同语言，更无所谓爱情；一方面是一个月的工资只有32元，除去四元房租、一元水
电，剩下27元钱，只够吃窝头的。不久之后妻子又给他生了个女儿，一家人生活极
端困难。他妻子就给农场的“二劳改”们做点儿拆洗缝补的活儿，收点儿钱将就着
过日子。为此，吴越却受到了指导员的指责，中队宣传员还画漫话贴大字报批判他
是“开黑店”、“走资本主义”。吴越质问指导员：“请问古往今来，哪一个资本
家是靠老婆给人家补衣服、洗被子发家致富的？”一句话惹恼了指导员，又成了大
逆不道，立刻被送到“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名为学习，实为拘留，妻子、孩子也
被“遣返回乡生产”了。妻子受不了凌辱，只得带着孩子离开了吴越。
吴越的父亲参加过辛亥革命、北伐战争、抗日战争，是个进步的旧民主主义革
命家，解放后出任上海市政协政法研究小组组员兼上海市第一法律顾问处民事组组
长，而且是毛泽东思想的狂信者与崇拜者，学习《毛选》写下的心得笔记，绝不比
雷锋少。但在“文革”中因受不了造反派的迫害，自杀了！母亲被迫回到老家。在
那个时期，对吴越来说，真是“摁倒葫芦瓢起来”，祸不单行！
为了能够顶住精神上、肉体上这么多而重的打击，吴越鼓励自己绝不能沉沦！
这时候，用来研究方言的资料早就被指导员认定是“资产阶级的东西”而搜走了。
他无法再研究方言，就开始了另一项巨大工程：写一部以自己家世为主线的长篇小
说《括苍山恩仇记》。写这本书，一则以适应自己头脑的需要，另则以表达对当时
文艺上的“三突出”、“高大全”理论不满。在劳改农场的险恶环境中，他写小说
也只能处于“地下状态”。有一天，他正坐在树荫下偷偷地写着的时候，背后传来
一声：“写什么哪，这样认真？”吴越回头一看，吓了一跳，原来是分管宣传鼓动
和大批判重任的中队宣传员赵植林！祸从天降，人赃俱获！吴越在经过了短暂的慌
乱之后，拉起一件金光闪闪的外衣：“我在写一部小说，主题是清代末年的农民起
义……”在当时，农民起义备受推崇，绝对是“虎皮”。
赵宣传要看看，不让看行吗？但是，他写的字有的龙飞凤舞，有的春蚕秋蚓，
除了自己，别人根本看不清。字迹潦草却成了他有效的“写保护”。这个赵植林，
倒不像其他宣传员那样对人气势汹汹、盛气凌人。对于赵宣传的根底吴越也有所了
解：他在国内大学毕业后，随同新中国向苏联派出的第一批留学生在莫斯科大学学
新闻。这样宝贵的人才，怎么会到这样的地方呢？原来，1960年他被戴上了“右倾
机会主义”的“帽子”，虽没经过劳动教养，却也被送到劳改农场来当“二劳改”
了。不过他有“宣传员”的身份，在劳改队可是个“一人之下、百人之上”的人物，
权力炙手可热。面对这样一个人物，吴越绝不能退缩，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就给
他念起来，而且带上了感情色彩，念得眉飞色舞。赵宣传听得也动了容，一节三叹，
鼓励他继续写下去。吴越不知道赵宣传是真是假，只好赧颜相求：“我希望能给我
保密……”赵说：“放心，这个我知道。”赵宣传说到做到，常常来索看小说的下
文，还帮他推敲字句，研究情节。发展到后来，每逢假日，竟然把他锁到放锣鼓、
语录牌的仓库里去写。北方的冬天天气很冷，吴越穿着大衣，戴着手套，抓紧时间，
昼夜兼程，写写写！一写就是三四个小时，腿脚冻僵，站起来的时候连路都不能走
了。
还有一个焦队长，据说原来是在中南海毛、刘、周、朱等人之间送信的机要通
信员，因为性格粗鲁，两口子吵架，开枪打伤了老婆，受到了处分，才这里来的。
他听说吴越在写小说，不但不加以制止，还特意叫他一个人住到农田旁边的一间小
水泵房，让他管理二十几亩白菜地。那里“四野静悄悄”，白天黑夜，都只有他一
个人，这对他的创作，又是一次极其珍贵的支持。
后来，吴越每当想到这两个人，都对他们怀有深深的敬意。
●痴情女，水晶心
俗话说，有缘千里来相会。
1976年春节前，吴越到老家看望一别十几年的老母亲，却偶然结识了一位比他
小十多岁的姑娘楼兴娟。楼兴娟是粮食局的职工，还是中共党员，却愿意嫁给吴越。
她表示：一不怕戴“摘帽右派分子”家属的帽子，二不要吴越的钱供养她和他们的
孩子，三，要是吴越再次被捕关进了监狱，她不但不和他离婚，还给他往监狱里送
牢饭……对于一个乡村中的普通女人，她没有判断中国大局将会发生巨变的能力，
她爱吴越，没有任何“机会主义”因素。后来有人问楼女士，爱吴越什么？她说：
“我同情他的遭遇，爱他的文才，更爱他的精神。”粉碎“四人帮”后，经过两个
月的奋战，吴越从他已经完成的180 万字的小说中整理出80万字来，寄给了他故乡
的浙江人民出版社。20天后即接到回信：书稿可以接受出版。还没等吴越的高兴劲
儿下去，劳改农场的张场长把吴越叫了去。下边是他们两个的精彩对话：“听说你
写了一部小说，是吧？”“有这么回事。”“写的什么内容？”“清朝末年的一次
农民起义。”“你在清朝生活过吗？”“张场长，我今年才44岁，怎么可能在清朝
生活过呢？”“既然你没在清朝生活过，那么你写的小说，岂不是主观主义的作品
吗？既然是主观主义的作品，我们党的基层组织，能让它出笼吗？告诉你，文艺是
党的事业，我们党的基层组织，是有权利严格把关的。再说，你的小说写完了，也
没给我们看，就偷偷地寄到了出版社去，这是，这是……违法的走私行为。现在我
代表政府和基层党组织正式通知你：你的稿子，我们不同意出版……”那时候有此
规定，要发表某人的东西，先得对其“政审”，“政审”对象所在单位放个屁，就
能把出版社给顶回去。这类事，在那个特殊的时代，比比皆是，不足为奇。
能宽慰他的只有楼兴娟了。
1979年，给吴越平反了。吴越回到北京， 在科普出版社当编辑， 他的五卷
本150 万字的《括苍山恩仇记》也陆续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精神的解放，
年近知天命的吴越的生产力也得到了解放，开始了一个新的黄金时期，接连出版了
《人的一半是野兽》、《凤鸣复仇记》、《烟花王国的浮沉》等长篇小说十多部和
一批散见于报刊的中短篇小说，总计七百万字。最近他又完成了《括苍山恩仇记》
的姊妹篇《括苍山风云记》四卷共100 万字。他还恨时间不够用，就装备了电脑，
主要靠自己钻研， 又成了电脑应用专家， 并写出电脑教材十部共四百万字。
●尾 声
孟轲老夫子有一段话：“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
其体腹，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吴越的这半
生坎坷，满园瓜瓞，颇能被孟子的话所印证。吴越小时候要被家庭娇生惯养，后来
要不碰到这么多磨难，他的人生走向如何，是不是能成为中国文坛的奇才，实在是
难以断言。踏平坎坷是财富。
吴越1986年开始用电脑写作，是中国作家中以电脑换笔的第一人；嗣后，他每
到一处，都是电脑写作的鼓吹者，很多作家受到他的“蛊惑”，成了他的电脑学生。
在六年前的一次笔会上，我初识吴越，进而拜他为师。他预先把电脑买好调好，把
我叫到他家，管吃管住管教，还不收费。他的夫人、女儿，也都把我当成了他们家
庭的一员。“宾至如归”是怎么解释的？查任何词典，也不如到吴越家学电脑理解
得透彻。
《中国作家通讯》上刊登了一条吴越愿意帮助更多作家换笔的信息，很有轰动
效应。前不久我去看他，他在惜薪胡同那窄狭的居室里忙得团团转，迎送、传授着
南腔北调的电脑新生……
一九九七年十月十八日初稿
一九九八年一月九日二稿
中国文坛奇才──吴越
● 引子
中央电视台曾经以《电脑大侠吴越》的专题片连续播放吴越用电脑写作并传授
电脑写作知识的事迹；后来他又主持了中央电视台的《家用电脑到我家》节目，并
经常出现在其他电视台的电脑教学节目中。今年伊始，他新出版了一部120万字的
《家用电脑实用详解》；连同以前出版的电脑书，共10部，400 万字。
其实，吴越并不是电脑专家。他写电脑书、教授电脑，都不过是“玩儿票” ，
其实，他是个作家、语言文字学家。1932年5 月， 吴越出生在浙江省缙云县的一
个只有几户人家的小山村，九岁时在《缙云报》上发表了头一篇作文，为走上文坛
铺下第一级台阶。抗战胜利后，他到嘉兴上中学，给当地的五家报纸副刊投稿；十
五岁主持《国民日报》上的《青年文艺》周刊；十六岁在杭州《大华日报》上开辟
杂文专栏 《方丈漫笔》；其第一部长篇小说 《汆江浮尸》在《金华民报》上连
载……1954年吴越调北京，在《光明日报》编辑《文字改革》专刊，并筹办文字改
革出版社，编著过多部语文专著和普及读物。
“文革”后，吴越出版了五卷本、150 万字的长篇小说《括苍山恩仇记》以及
《人的一半是野兽》、《凤鸣复仇记》、《烟花王国的浮沉》等长篇小说十多部和
一批散见于报刊的中短篇小说，总计700 万字。最近他又完成了《括苍山恩仇记》
的姊妹篇《括苍山风云记》100 万字。
吴越，中国文坛的奇才。
● 天生神童，安知非祸？
吴越，是个神童。他的《方丈漫笔》专栏，每天一篇，针砭时弊，笑谈人生；
而且文笔老辣，目光深邃。读者绝不会想到此“方丈”竟是个十六岁的少年；不知
道他的还都以为作者是个思想锐敏、学识渊博、见解独到、文字功底深厚的中年以
上的人呢。
神童没给吴越带来福祉，神童追逐吴越，给他带来的却是不幸。
1949年6 月， 他在浙江金华参加了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军政大学三分校新闻系，
不久即跟着部队进军西南。吴越学新闻，就是希望继续在报刊上驰骋。为了强调他
的业务专长，他把报刊上发表的文章拿给领导看。令他想不到的是，这些剪报反而
变成他以后道路上的“地雷”。
当然，他的领导有权这样怀疑吴越：十多岁的小孩子竟写出这么多文章来？可
能吗？不可能！最大的可能是什么？隐瞒年龄！在他隐瞒的年龄段中，一定有不可
告知共产党人的秘密。
“军大”从金华迁到芜湖。有一天，吴越在墙报上贴了一篇三千字的小说《渡
江》。小说的梗概：堂兄弟俩，从小在一起玩耍；长大后，一个当了国军营长，一
个当解放军营长。在渡江战役中，后者给了前者一枪，了断了堂兄弟之间的恩怨。
政委看后说：“吴越的小说有问题，把国共两党的政治斗争说成是兄弟间的自相残
杀。”诚然，兄弟残杀、父子残杀是残酷的。做为特别腔调阶级斗争的共产党人，
是不应该如此简单、笼统地概括生活、评判是非的。
1949年12月初，吴越到了重庆，他没被分配他去当记者，而是到重庆军管会空
军接管部当了“接收大员”。任务是组织旧军官半天学习半天清点仓库。吴越接收
的是空军电台，机房里有许多英文打字机，他就向旧军官们学习英文打字。从英文
打字中他体会到汉字的独特性，开始琢磨汉字拼音的必要和改革途径，不久即加入
了吴玉章任会长的中国文字改革协会，并自办了油印的拉丁化新文字小报，鼓吹文
字改革。
● 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
1949年，吴越在中学读书的时候，参加过学生剧团，领导、演过话剧、歌剧和
其它节目；他的照相册上保存着一些剧照，其中有他身着国军军官制服的照片。有
些人却据此进一步怀疑他当过“反动军官”。五十年代，是共和国的“政治运动火
山活跃期”，大小运动，接踵而至。虽然1949年颁布的《共同纲领》和1954年制订
的《宪法》，都曾经规定了保护人身自由的条款；但是，政治运动不相信“条款”，
没有任何证据、没有任何手续，单凭“大胆怀疑”就可以对“运动员”实行从拘留
到刑讯的各种“帮助”。 《纲领》、《宪法》都不过是一纸装饰性的空文。
1955年“肃反”的时候，吴越成了肃反对象。隔离反省，大会斗争，小会“帮
助”，拍桌子瞪眼睛破口大骂者有之，轻声细语政策攻心者有之……最后只好派人
到浙江外调。外调证明，在吴越的身上根本无“反”可“肃”。最后，领导轻描淡
写地宣布：“经过调查，没发现吴越有政治问题。”多么缜密的语言！“没发现”，
这是一道“活门”，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尾巴”，留有以后“发现”的余地！
1957年，上边要求各界大鸣大放，帮助共产党整风。共产党在中国大陆执政近
八年了，整整风，改进改进错误缺点，以便把中国的事情办得更好，是件很得民心
的事。各单位除了召开大小不同、规格各异的“整风座谈会”之外，群众还自发地
贴了很多大字报，各媒体也接连不断地发表各界知名人士的文章，人们的政治热情
空前高涨。这说明，大家对于共产党抱有极大的希望和赤诚。
吴越在“肃反”中被整以后，情绪低落，发誓不再参加任何政治活动，因此尽
管多次被邀请，却一次也没参加过座谈会。他所在单位的一位领导多次找他，很诚
恳地要他出席座谈会，把心中的“不满”说出来，帮助党改进工作。6 月5 日下午，
他“碍于面子”去参加一个会。会上有一个人从1 点30分钟开始放，一直放到5 点
55分，再有五分钟就到下班时间了。会议主持人宣布：“今天就到这里吧，有话明
天接着说。”可是吴越的情绪被刚才的发言者煽动起来了，站起来对主持人说：
“不是还有五分钟么？我就说五分钟话吧！”他的发言，确实只有五分钟，但是内
容所涉及的面却相当广泛，主要是“党政分开”、“人才交流”、“自由择业”、
“不搞政治运动”、“健全法制”等等。这些观点，现在看来当然是对的，在那时
候提出这些“敏感”问题，不啻于虎口拔牙，太岁头上动土！
第二天，6 月6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这是为什么？》从此党
风不整了，开始反“右”。很多在报刊上发表过意见的民主党派人士和头面人物，
大都受到猛烈的抨击，最后几乎都成了“大右派”。同时上边把打“右派”分子的
依据（有若干条言论，只要合上其中一条的，就可以定为“右派”分子）及划“右
派”分子的指标（占总人数的5%）发到了单位。吴越所在单位共120 人，须完成6
个指标，“帽子”很快就各有其主了。
这次反“右”，全国共打成“右派分子”552877人，其实大都是社会精英。于
是，私下就有了如下的议论：“你们请人帮助整风，大家提了意见，不光你们的风
没整，反而把提意见的人打成了‘右派’，这是不是阴谋？”对此，毛主席有一句
很精辟的回答：“不是阴谋，而是‘阳谋’，目的是‘引蛇出洞’。”吴越虽然只
在会上说了五分钟话，但是问题尖锐，涉及面广，“积极分子”们在批判会上指名
批判吴越，却由于会议主持人对吴越所提的意见表现得非常宽宏大度，不光没有指
责他，反而替他打圆场说：“吴越的问题是情绪问题，不是立场问题。在肃反中，
我们错斗了他，他不满意是必然的。难道说，我们错斗了他，还要他说‘很满意’
吗？”正当吴越悄悄地庆幸自己终于过“关”的时候，《人民日报》把吴越的一封
信转到单位来了。这封信，是他对《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被批判鸣不平的。储
安平已经成了“大右派”，吴越就不再是“情绪”问题，而是“立场”问题了。吴
越也成了“右派分子”。
那时候，地、富、反、坏、右，是要“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的对象，不光
五类分子本人不能翻身，配偶儿女不能翻身，就是亲戚朋友也都要受到株连。这只
看不见却能踏得人喘不出气的大脚，终于落在了正直、勤奋、要强而又有知识、有
见地的年仅25岁的吴越的背上。
● 欲摘“帽子”，反堕陷阱
吴越单位的其他六个“右派分子”全部下放了，只留下了他一个。不下放他当
然也有冠冕堂皇的理由：他有胃病、关节炎、高血压，尤其是肺上还有个乒乓球大
小的瘤子，正打算开刀；按规定他是半日工作、半日养病。实际上还是单位领导想
保护他，当然也是工作离不开他──整个单位一百多人，就他一个人是真正的“编
书匠”。没“戴帽”以前吴越就有大夫开的假条，但他没休息过半天，总是夜以继
日地苦干，经常加班到深夜；一戴上“帽子”，他就更顾不上病了，他想以更加显
著的业绩，争取早日摘掉“帽子”。这也是那位领导对他的希望。他从早晨7点进
办公室，晚上11点才离开，每天工作14个小时以上。在“大跃进”的1958年，有一
个月他竟然编发了30部书稿，真是常人所难于想象的事！其中有一本《农民用拼音
课本》，是在总编辑的授意下由他编写，第一次发行量就高达5000万册；以他为主
编写的《汉语拼音课本》，累计印数竟达7000万册！
可话又说回来了，人的能量毕竟是有限的，弦绷得太紧了就有断的危险。这不，
弦儿真地断了！出版社计划出一本给儿童用的《看图拼音》，印数报上来是20万册，
规定8 月20日必须给书店送货，可是直到8 月1日书稿还在吴越肚子里没有写出来。
任务逼人，吴越少不了又要“连轴转”；书稿虽然出来了，印刷环节又跟不上了，
他就亲自进印刷车间，与工人一块儿拣字、贴图、拼版，大干了两天一夜，书版终
于出来了。他本来就患有高血压症，平常低压120 ， 高压180 ， 到他签字付印
的时候，只觉得清样上的图在旋转；签完字站起来，似乎连房顶也旋转了！吴越跑
回宿舍，倒头就睡着了。睡了三个小时，一觉醒来，已经是清晨。他顾不上洗脸刷
牙，再看清样，吓了一跳：有的图倒了，有的图歪了，本来是本32页的小册子，几
乎平均每页上都有一两处错。这怎么行！一看表，7 点30分，他赶紧跑到出版科，
负责这本书印制的人正在打乒乓球。吴越告诉他：“出错了，快通知厂里停印。”
那人口头答应着，继续打球。吴越把重新校过的清样放下继续睡觉。到了9 点钟，
他再到出版科询问，那人才想起这件事，急忙打电话，对方说已经印了20 令纸。
20令废纸！领导当然要追究责任。吴越说：“我通知你了。”那人说：“你签
字了！”按说，只要签字付印了，那就是签字人的责任。但是印刷中途发现有错而
不停机，则是出版科的责任。但是戴着“右派分子”帽子的吴越，就是有天大的理，
也是没理了。
为此，吴越进了劳动教养所。尽管妻子是“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和“三八
红旗手”，也被株连，从北京下放到江苏。后来，有个警察来通知吴越，她坚决要
求与右派分子划清政治界限，法院已经批准了。
● 不愿等死，因祸得“福”？
在离开单位的时候，吴越把办公桌钥匙交给办公室主任。主任没有接，却说：
“你带着吧，时间长不了，顶多一年或者一年半，你就要回来的。还等着你回来工
作呢！”主任的举动和语言，对于其时其地的吴越来说，能顶得上千万句宽慰的话。
戴着“右派分子”帽子进劳教所，是在吴越的不幸中雪上加霜，主任的这几句话，
又使他感到“大地微微暖气吹”了。
浑身是病、骨瘦如柴的吴越到了劳教所，却没有大多数劳教人员的那种消极悲
观情绪，他仍然以过去对待工作的态度对待劳教。那时候，整个收容所共分三个组，
他的组长是原商业部部长助理顾绍雄，右派分子。他对吴越很赏识，四个月时间中，
吴越协助顾绍雄做了大量的工作，感动了管理人员，他们也同情他的身体状况。有
一天，公安局第五处的一位副处长找他谈话说：“你确实有病，到清河农场的休养
队去休养休养吧。”吴越到了休养队，才知道休养队的内幕：在被铁丝网和深水沟
围着的一些平房中，躺着几百名病号，只有一个犯人医生，除了红汞、碘酒、A.P.C.
之外也没有什么药物；一天两顿饭，每顿一个窝头、一块咸菜，比水略稠的玉米面
稀粥倒是不定量，饿极了，一次能喝半脸盆。有厕所也不去，就在门口外不远处操
作，房间里外一派恶臭。人人全都是蓬头垢面。人不是休养，而是等死！
吴越不想在这里等死，只住了3 天，就要求去生产队干活。 这倒很出乎管理
人员的意料。正是冬天，吴越跟着人去打苇子。打苇子是很重的活，规定每个犯人
每天打一千斤；吴越身体羸弱，走路都有困难，以自我改造早日成为“新人”的极
大毅力，把旧胶鞋绑在膝盖上，在苇塘中爬着挥镰，一天竟然也能打五百斤！经过
一冬天的锻炼，奇迹出现了：一身病差不多全好了。春天挖渠，他竟能以每天挖33.3
方土的高效夺得中队第一名。这也许可以称为不幸中的“有幸”、因祸得“福”吧？
劳动的时候只需要体力；他的脑子则进行着另一种劳动：构思诗。每想好一或
几句，就写到诸如烟盒之类的小纸块上……
● 面对厄运，再开新工程
吴越在苦苦地劳动和苦苦地期盼中度过了一年，没有回去的消息。又是一年，
还没有回去的消息。直到1964年，才宣布摘掉他的“右派”帽子，解除劳教。那时
候，所有的“摘帽右派”，没有一个能回到原单位工作，他当然也不例外。公安局
下达的“执行通知书”，写的是“解教摘帽强制就业”八个字。也就是说：把铺盖
搬出教养队，搬进就业队，换个地方继续“改造”，人称“二劳改”！其余一切待
遇包括吃饭、住宿、劳动、工资都和教养队差不多。不但如此，摘帽“右派”名义
虽然也算公民，但却是“三等”的。有选举权，没有被选举权；没有通信自由和人
身自由；来往信件仍要检查；星期日、假日外出必须经批准……
在就业队，许多人一有空就往小酒馆跑，三毛钱打二两白酒，三分钱买一个红
烧兔头，借酒浇愁，在醉里乾坤中打发岁月。只有吴越，从来没到小酒馆去过一次；
一有工夫，他就盘腿坐在土炕上，用被子当桌子写作。继续他在教养前没有完成的
三部著作： 《汉语世界语大词典》、 《浙江缙云方言初探》和《汉语拼音自修
课本》。日积月累，还完成了一首3344行的长篇叙事诗《望娘滩的故事》（1985年
出版单行本时改名《岷江三爪龙》）！
1966年秋，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来了个“某部”政委，动员劳改农场的就业人
员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当“光荣的人民解放军”。在动员大会上，政委的一声“同
志们”，就令包括吴越在内的“二劳改”们激动得热泪盈眶了；经久不息的热烈的
掌声，足足响了有十几分钟，感染得“某部政委”也站了起来，连连地挥舞着帽子
向与会者“致敬”。“同志”这个极普通的称呼，对吴越来说的确久违了。也许是
那“某部政委”平时说话习惯了，登上讲台，张口就说，没有想到对这些人用这种
称呼是很不适当的。
“某部政委”万万没有想到，一声“同志们”，就完成了他事先以为极为困难
的动员工作，全场几千“二劳改”，几乎无一例外地统统都报了名，强烈要求到最
艰苦的地方去，再一次接受党和人民的考验。报名高潮过去不久，“光荣榜”就贴
出来了：吴越当时34岁，“榜上有名”。
这时候，有人劝吴越说：“带个女人去吧，新疆那边，最缺的就是女人。没有
老婆的，只能睡几十个人一间的大屋，有老婆的人，就有可能分到一间小房子。”
吴越有业余时间读书写作的需要，最怕的就是住集体宿舍。于是在好心人的帮助下，
进行了一场其快无比的“闪电婚姻”，与京郊农村的一个有肺病的姑娘只见了一次
面兼上饭馆、逛公园、看电影就定了局。某日，吴越买了一个猪头、两个腰子、三
条鱼、四个猪蹄，外加几瓶葡萄酒和二锅头，在女方家里请老丈人和大舅子小姨子
们吃了一顿，就算举行了结婚仪式。当夜入洞房，新娘的两个妹妹也在其中；吴越
这个新郎，仍是“孤衾独宿”的。
吴越把行李搬到了“集中站”，准备去新疆。哪知道临上火车了，忽然发现一
节车厢坏了，从北京到新疆要开七天七夜，不能将就。“某部政委”临时决定：带
家眷的五十多人，下一批再走。吴越只好把老婆和行李送回丈人家，耐心等待“下
一批”。
后来听到新疆消息，令吴越不寒而栗，幸亏有这次“闪电婚姻”，才没从泥坑
落进火坑。
阴差阳错，不该娶妻的吴越娶了妻，不该娶她的吴越有了她。吴越是那个扭曲
的时代中被多次扭曲的人。他一个月的工资32元，除去四元房租、一元水电，剩下
27元钱，只够吃窝头的。不久她又生了个女儿，生活就更加困难了。她就给“二劳
改”们做点儿拆洗缝补的活儿，收点儿钱将就着过日子。为此，吴越被漫画、大字
报批判为“开黑店”、“走资本主义”。吴越问指导员：“请问古往今来，哪一个
资本家是靠老婆给人家补衣服、洗被子起家的？”惹恼了指导员，立刻送他到“毛
泽东思想学习班”，名为学习，实为拘留。她和孩子也被“遣返回乡生产”了。她
们就这样离开了吴越。
吴越的父亲，当过北伐军团的党代表，后来成了一位有名的律师；解放后出任
上海市政协政法研究小组组员兼上海市第一法律顾问处民事组组长，而且是毛泽东
思想的崇拜者，学习《毛选》写下的心得笔记，绝不比某些积极分子少。 但却在
“文革”中自杀了！他母亲被迫回到老家。在那个时代，对吴越来说，祸不单行！
为了能够顶住精神上、肉体上的摧残，吴越鼓励自己绝不能沉沦！这时候，用
来研究方言的资料早就被搜走了。他无法再研究方言，就开始了另一项巨大工程：
写一部以自己家世为主线的长篇小说《括苍山恩仇记》。写这本书，一则以适应自
己头脑的需要，另则以表达对当时文艺上的“三突出”、“高大全”理论不满。在
劳改农场的险恶环境中，他写小说也只能处于“地下状态”。有一天，他正坐在树
荫下偷偷地写着的时候，背后传来一声：“写什么哪，这样认真？”吴越回头一看，
吓了一跳，原来是分管宣传鼓动和大批判重任的中队宣传员赵植林！祸从天降，人
赃俱获！吴越在经过了短暂的慌乱之后，拉起一件金光闪闪的外衣：“我在写小说，
清代末年的农民起义……”在当时，农民起义备受推崇，绝对是“虎皮”。
赵宣传要看看，不让看行吗？但是，他写的字有的龙飞凤舞，有的春蚕秋蚓，
除了自己，别人根本看不清。字迹潦草却成了他有效的“写保护”。这个赵植林，
倒不像其他宣传员那样对人气势汹汹、盛气凌人。对于赵宣传的根底吴越也有所了
解：他在国内大学毕业后，随同新中国向苏联派出的第一批留学生在莫斯科大学学
新闻。这样宝贵的人才，怎么会到这样的地方呢？原来，1960年他被戴上了“右倾
机会主义”的“帽子”，虽没经过劳动教养，却也被送到劳改农场来当“二劳改”
了。不过他有“宣传员”的身份，在劳改队可是个“一人之下、百人之上”的人物，
权力炙手可热。面对这样一个人物，吴越绝不能退缩，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就给
他念起来，而且带上了感情色彩，念得眉飞色舞。赵宣传听得也动了容，一节三叹，
鼓励他继续写下去。吴越不知道赵宣传是真是假，只好赧颜相求：“我希望能给我
保密……”赵说：“放心，这个我知道。”赵宣传说到做到，常常来索看小说的下
文，还帮他推敲字句，研究情节。发展到后来，每逢假日，竟然把他锁到放锣鼓、
语录牌的仓库里去写。北方的冬天天气很冷，吴越穿着大衣，戴着手套，抓紧时间，
昼夜兼程，写写写！一写就是三四个小时，腿脚冻僵，站起来的时候连路都不能走
了。
还有一个焦队长，据说原来在中南海是毛、刘、周、朱等人之间的机要通信员，
因为性格粗鲁，两口子吵架，开枪打伤了老婆，受到了处分，才这里来的。他听说
吴越在写小说，不但不加以制止，还特意叫他一个人住到农田旁边的一间小水泵房
里，让他管理二十几亩白菜地。那里四野静悄悄，白天黑夜，都只有他一个人，这
对他的创作，又是一次极其珍贵的支持。
后来，吴越每当想到这两个人，都对他们怀有深深的敬意。
● 痴情女，水晶心
俗话说，有缘千里来相会。
1976年春节前，吴越到老家看望一别十几年的老母亲，却偶然结识了一位比他
小十多岁的姑娘楼兴娟。楼兴娟是粮食局的职工，还是中共党员，却愿意嫁给吴越。
她表示：一不怕戴“摘帽右派分子”家属的帽子，二不要吴越的钱供养她和他们未
来的孩子，三，吴越再次进监狱，她不和他离婚，还给他往监狱里送饭……对于一
个乡村中的普通女人，她没有判断中国大局将会发生巨变的能力，她爱吴越，没有
任何“机会主义”动机。后来有人问楼女士，爱吴越什么？她说：“我同情他的遭
遇，爱他的文才，更爱他的精神。”粉碎“四人帮”后，经过两个月的奋战，吴越
从已经完成的180万字的小说中整理出80万字，寄给了他故乡的浙江人民出版社。
20天后即接到回信：书稿可以接受出版。还没等吴越的高兴劲儿下去，劳改农场的
张场长把他叫了去。下边是他们两个的精彩对话：“听说你写了一部小说，是吧？”
“有这么回事。”“写的什么内容？”“清朝末年的一次农民起义。”“你在清朝
生活过吗？”“张场长，我今年才44岁，怎么可能在清朝生活过呢？”“既然你没
在清朝生活过，那么你写的小说，岂不是主观主义的作品吗？既然是主观主义的作
品，我们党的基层组织，能让它出笼吗？告诉你，文艺是党的事业，我们党的基层
组织，是有权利严格把关的。再说，你的小说写完了，也没给我们看，就偷偷地寄
到了出版社去，这是，这是……违法的走私行为。现在我代表政府和基层党组织正
式通知你：你的稿子，我们不同意出版……”能宽慰他的只有楼兴娟了。
1979年，吴越平反回到北京，在科普出版社当编辑，他的《括苍山恩仇记》也
陆续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年近“知天命”的吴越，暴发出了空前的创造力；
他嫌“爬格子”不能适应他的创造力的需要，就果决地抛弃“格子”，从1986年开
始走进电脑，是中国作家中以电脑换笔的第一人。
● 尾声
吴越用半生坎坷，换来满园瓜瓞。踏平坎坷是财富。
吴越每到一处，都是电脑写作的鼓吹者，很多作家受到他的“蛊惑”，成了他
的电脑学生。在6 年前的一次笔会上，我初识吴越，进而拜他为师。 他预先把电
脑买好调好，把我叫到他家，管吃管住管教，还不收费。他的夫人、女儿，也都把
我当成了他们家庭的一员。“宾至如归”该怎么解释？查任何词典，也不如到吴越
家学电脑理解得透彻。
去年，《中国作家通讯》上刊登了一条吴越愿意帮助更多作家换笔的信息，很
有轰动效应。前不久我去看他，他在惜薪胡同那窄狭的居室里忙得团团转，迎送、
传授着南腔北调的电脑新生……
一九九七年十月十八日写
一九九八年一月九日二稿
一九九八年五月一日三稿
〖作者：可华（沧州市作协主席）
〖通讯地址：沧州市维明路3 号13门
〖邮政编码：061000
〖电话号码：0317-3029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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