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李宏民在机械厂上班已经快一年了。刚来的时候,党委书记对他说“老李,你
是民主人士,按级别说比我们都高,就坐在我旁边吧。”
李宏民哪里呆得住,他先到车间里,在工人中组织了两个毛主席著作业余学习
小组,自己当辅导员,后来,看到总务科事务繁忙,就干脆要求下到了总务科。
他到总务科,既没有调令,也没有正式编制,更没有具体的活,可他比谁干得
都欢。看到食堂蒸干粮的大笼屉坏了,他就用自行车推着笼屉上街去修;看到俱乐
部演电影进门拥挤,他就站在门口,维持秩序。难怪在财务科工作的妻子告诉他,
厂里人背地都说,北京来的大干部,变成了厂子的勤杂工。
吕莲在财务科下了班,每天做饭、收拾屋子,晚上,一针一线地为丈夫和女儿
缝制棉衣,直到深夜。黑龙江的冬天,西北风夹着鹅毛大雪,“嗷嗷”叫着,铺天
盖地,席卷而来,这里的人叫它“大烟炮”,你就是穿上再厚的棉衣,戴上狗皮帽
子,也不敢在外面停留,匆匆走一趟,眼睫毛,流海稍,会结层白霜,口罩下面露
出的下巴,会冻出一根冰柱,唯一露在外面的眼皮,鼻梁上方,会感到西北风像刀
子在割肉一样,人们不断地感冒、发烧、打针、吃药。若不是吕莲为一家人絮了厚
得不能再厚的棉衣,真不知道这第一个冬天要怎么去熬。
冬去春来,阳光渐渐温暖了大地,人们像小草一样从寒冬中苏醒过来。今年夏
天,爱平将小学毕业,将毫无疑问考进她理想中的学校——第一中学,她想她一定
也能成为第一中学的尖子,然后去北京上大学,再出国留学,是的,凭着她的成绩,
在北京,在东北不都一样吗?不都可以成为国家的栋梁吗?她每天屈指数着考中学
的日子,高高兴兴地和同学们一起去上学。
这天,又到了作文讲评课。
梁老师总结了全班同学作文的优点、缺点,然后,拿出一篇作文,给大家朗读。
这篇作文写的语句流畅、情节动人,作文中的优美词句、动人的描写使全班同学听
入了神。
“大家知道这篇文章是谁的吗?”梁老师读完,故意问大家。
“当然是李爱平的。”同学们应声回答。因为自从爱平转到这个班里,她的每
一篇作文,都理所当然地成了全班同学的范文。
“对。”梁老师显得很自豪,她拿出一块写满字的一米见方的小黑板,挂在大
黑板上面,对同学们说:“这是文章中所用的成语,大家看看,足足一小黑板。”
“哎哟,真了不起!”不少同学看着小黑板的成语,又看看低着头、不好意思
的爱平,由衷地赞叹。
爱平从小就喜欢写诗、写文章,她在北京的时候,学校举办的作文比赛,她次
次获奖,少年报、广播电台也发表过她的文章,到了这个边远偏僻的工厂子弟小学,
当然是手屈一指了。听着老师、同学的称赞,她觉得很平常,因为这样的称赞,她
从小就听惯了,从她上幼儿园起,她——这个革命干部的女儿,聪明美丽的小姑娘
就充分显露出超群的才华,凡是教过她的老师无一不说,她是个全面发展的好学生,
凡是同过班的学生无一不把她当作心中的偶像。如果她现在仍在北京,小学毕业后,
她会有几个好的选择:第一,是少年宫舞蹈组的辅导员告诉她,等她小学毕业,就
可以保送她去总政文工团,那样,她会成为一个小小的文艺兵,穿着军装,英姿飒
爽,多么神气!第二,是考中央音乐学院附属中学,合唱团的辅导员经常领她——
这个独唱演员到学院去参观,在学院那一排排琴房里练琴、喊嗓子,她多么希望自
己能成为这音乐神圣殿堂中的一员!但是,爸爸、妈妈和老师希望她的是继续升学,
继续深造,初中、高中、大学……将来去研究科学尖端,如果选择了其它的,实在
可惜。然而现在,前两个机会,她已经彻底失去,留给她的只剩下最后一个,也就
是考重点中学。
下课铃响了,爱平收拾好书桌,照例喊马秀英到外面去跳皮筋。转过身,却见
马秀英和几个女生围在一起,叽叽喳喳地说着,有些话,仿佛是故意说给她听的。
“她的作文准是她爸爸、妈妈写的……”
“厂里人都说,她爸爸、妈妈是大学生……”
“过去穷人可上不起大学……”
“我爸爸说,她家成份是地主,是她爸爸亲口说的……”
最后一句,是马秀英的声音。虽然这事,爱平听爸爸说过,可是同学们这样议
论她,使她无地自容,她的脸热得发涨,一个人悄悄走出了教室。
外面,工厂的高音喇叭在播诵批判吴晗、邓拓的文章,还有“拿起笔、作刀枪
……”的雄壮歌曲,爱平一个人静静地听着,她第一次感觉到,自己是那么孤独,
她和同学们之间,出现了一道无形的裂痕。
下午,班里来了一位新老师,二十来岁的男青年——厂里派来的政治辅导员。
“同学们,我们来上第一堂政治课。”辅导员声音很洪亮,情绪很激昂,他挥
起粉笔,在黑板上写下了四个不规整的大字“忆苦思甜”。
“同学们,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我们这里,大部
分是贫下中农的后代,我们这堂课,就是要忆父辈在旧社会的苦,向地主阶级讨还
血债!”辅导员慷慨陈词,声音一句比一句高,最后近乎嘶哑,他面容庄重,双眉
紧锁,拳头不时挥舞,同学们还是第一次上政治课,目不转睛地看着辅导员,被他
的情绪所感染。
“旧社会一共夺去我们多少条人命?”辅导员拿出小本,让同学们一一起来回
答。
马秀英毫不犹豫地站起来:“俺家两条,俺爷爷是让地主打死的,俺大爷是让
日本人抓劳工累死的。”
曲珍也站起来说:“俺家一条。”
“俺家两条。”
“俺家一条。”
……
同学们一个一个地站起来,那股庄重的神情,真是向旧社会讨还血债似的。爱
平感到吃惊,感到疑惑,更感到不安,为什么他们都有血债,我却没有呢?她迅速
搜寻自己的记忆:爸爸,不是参加过民主救国运动吗?妈妈,不是为进步学生送过
信吗?可是他们谁也没有死啊!眼看全班同学都说完了,她慢慢站起来,低着头,
脸红红的,“我家……没有。”
她不知道,同学们在用什么眼光看着她,她恨不得钻到地缝里去,突然,马秀
英大喊:“辅导员,她家是地主,她妈是右派,她姥爷在台湾!”这三颗炸弹在教
室里炸开了锅,惊讶的、议论的、气愤的、惋惜的,说什么的都有,爱平再也没脸
呆下去了,她像一只被唾弃的、被痛打的过街老鼠,灰溜溜地跑出了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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