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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从1957年的春天在她家住过半个月之后已经近三年了，我没有来过她家，也
没有写过信。我担心这次来她家她会冷落我，也害怕她的全家人冷落我，我低眉垂
眼畏畏缩缩进了她家。

　　没有，她和她的家人仍然热情地接待了我。她家住的是一座独门小院，我一进
去，她家的所有人都集中到她父母住的房子来了。这是里外两间的套房，里间是她
父母的卧室，外问是客厅，所有来她家的客人都在这间房接待。她的父亲是医生，
除了她的父亲还保持着家长的矜持和尊严，说话有尺度面部表情一如往日平静之外。

　　其他人都对我的到来显得惊喜和热情。她的母亲一见面就问我吃过饭没有，并
立即催大女儿去做饭。我说吃过饭了，老人立即责怪我：为什么在外边吃饭！怕我
们不给饭吗！接着又问几点钟到石家庄的……说着话，老人突然问了一句：祥年，
你的脸色怎么这么难看，又黑又瘦？兰州吃不饱吗？

　　我是比前两年瘦了一些，我也知道自己变黑了。河西走廊的太阳是很毒的，空
气干燥，我又长年在露天劳动和工作，能不黑吗？

　　淑敏进了房子立即给我倒洗脸水，倒茶水。她的姐姐弟弟也都站在旁边看我，
时不时地插句话。

　　但是，这种热情很快就冷落下来，他们全家人像是约好的一样突然都不说话了，
房间里出现了令人难堪的静默。除了铁皮炉子散发出的温暖宜人的空气依旧之外，
我突然感到了异常和尴尬。我明白，最初的惊喜过去之后，她的一家人都在心里想
：这个李祥年两三年没音讯了，怎么突然又冒出来了？

　　这时候我的心突然就刺痛了：对于这个家庭来说，我不再是三年前的我了。淑
敏的弟弟以前见了我叫姐夫，成天围着我转，可现在他静静地站在卧室的门口，一
句话不说，静静地看着我，似乎在审察我。以往就是在父母面前，淑敏也是待我很
随意的：喝水吗？自己倒；或者是这事呀那事呀，想起什么说什么。这天晚上她给
我倒了一杯茶水之后，就退到角落里在一只板凳上坐着，不说一句话。我看见她有
时候直着眼睛看我，有时候又很不自然地拘谨地捏着她罩衣的衣角卷呀卷呀。

　　尤其是看见了她的比从前更成熟更好看的胸脯上别着的北师大的校徽，我的心
禁不住一阵阵发冷：她是名牌大学的学生了，而我已经变成阶下囚了，流放夹边沟
……我已经不配她了！

　　行了，见这一面就行了，走吧，我不属于这个家庭的一员了。再说，将来的日
子我还不知要走什么样的路……

　　坐了一会儿，在一阵静默中我站了起来，说，伯母，我走了，伯父，再见……

　　我是九点钟离开淑敏家的。淑敏没拦我，只是她母亲客气地问了我一句：这么
晚你上哪儿去？我说我住在旅社里。她母亲就没再说什么。淑敏送我到院门口才说
了这天晚上的第一句话：你明天来，早晨八点钟来……

　　我没回答她。还有必要来吗？我心里这样想。我只是说了句你进去吧，回房去
吧，就转身离开了她。但这时她弟弟跑了出来，喊了声姐夫，然后说，你不要走，
你就住在我的房子里，我住里屋去。

　　从前我来淑敏家，就是住他的房子。

　　我理解这个中学生的心情，已往的两年中他已经熟悉我了，把我当成他家的一
个成员了。在一起的时候，他总是问我这问我那。他喜欢踢足球，我就给他讲足球，
并比划着教他踢球的技术动作。我是他心目中崇拜的人。他不愿意我这样匆匆而来，
匆匆而去；可能作为一个初中少年他还不理解或者不完全理解我和他姐姐之间发生
了什么事，我为什么这样匆匆离去。我在他家时说，我是回北京探亲的，顺便在石
家庄下车来看看的，此时我不得不又一次撒谎：不行，有一个朋友在旅社里等着我，
我一定要回去。我送他上火车，明天早上再来。

　　离开淑敏家，我在心里想着：不来了，我再也不来了，我与她见一面就行了，
我们的缘分尽了。但是回到旅社在床上辗转一夜未眠，早晨起床后鬼使神差地我又
往她家去了。

　　我舍不得和她分手。我想坦白地告诉她我的真实情况，我想问一句，她愿不愿
等我，愿不愿和一个囚犯保持恋爱关系。我是为了这件事来的，我一定要把话说出
来，并且还要请求她：不要抛弃我，我是真正爱你的……即便她不同意将来成为我
的妻子，那就再叫我看她一次，看看她妩媚的脸，看看她成熟的窈窕的身材，看看
她的笑容，听昕她说话的热烈亲切的声音……

　　我往她家去。路过集市，我看见了她母亲，她姐姐。她们在买菜。看来，她母
亲今天要款待我。可是我突然想：不，款待我是次要的，她完全没必要亲自来买菜，
淑敏的姐姐是天津医学院的学生，22岁了，完全可以办好这件事的。她们母女大清
早出来买菜，是为了给我和淑敏创造个谈话的环境！淑敏的父亲上班去了。

　　我走到淑敏家门口了，却又突然踌躇起来，犹豫了：我是个右派，劳动教养的
囚犯，逃亡在外，这辈子都没希望了，还有什么脸面、资格去见淑敏？淑敏是大学
生了，将来的中学教师或者大学教师，我去找她，她如果真的还爱我，许诺等着我，
我不是害了她吗？我会毁掉她的前程的，会毁掉她的一生的……

　　我在门口站了几分钟，在心里默默地祝愿她幸福，祝愿她找一个好丈夫；然后
就转身走开了。

　　当天下午到了北京。

　　因为想念淑敏，我逃离了夹边沟。我见到淑敏了，但是由于我的自惭形秽，我
又失去了她，逃离了她，现在我该干什么呢？

　　我原先想的是只要她还爱我，只要她说你去接受改造吧，你改造好了，我还是
等着你，那我就会义无反顾地返回夹边沟继续接受改造。可事到如今，我的前途已
经葬送，爱情也已然葬送，整个的生活失去了光彩，我还有必要自投罗网重返囹圄
吗？没有，没有这个必要了。我已经不对心爱的人承担义务了，我生活的全部意义
就是活着了，那就想办法活下去吧：流浪。我认为我有能力在流浪中生存下去。那
一年我28岁，虽然在夹边沟饿了一年多身体有点虚弱，但我毕竟年轻，我的身手是
敏捷的，生命还充满活力。我只要能找到个活干，无论多苦多累，无论在什么地方，
只要能不陷图圄，不进石头城，保持我的自由的身心，我都能忍受，能生存下去。

　　可能所有逃跑出来的囚犯首先想到的去处是回家看看，得到父母的庇护和接济
吧。那天离开了石家庄，我首先想的是回一趟家，见见的我父母，然后再走上流浪
的生涯。

　　我是等到夜色降临之后回家去的。我姐姐和姐夫都在设计院工作。她们的家在
北京去通县二十里远处的管庄居住。解放后国家在那儿盖了大片的楼房，中央和国
家机关的干部家属们都住这。但是，我乘坐的最后一趟公共汽车到了管庄，到了姐
姐家门口，我却犹豫再三不敢敲门。

　　1957年的夏季，兰州市的各级机关大鸣大放和开展反右斗争，到了11月，我就
被定为右派。最初，我并未列入去夹边沟的名单之中，因为我是个一般的右派，不
是极右分子。我的家庭出身也仅仅是旧职员，虽不是无产阶级家庭，但也不是地主
资本家，所以我未列入去夹边沟的名单。但是，我被定为右派之后，不叫我做教练
了，也不叫我当裁判了。我从河北师大毕业后仅仅在兰卅体委工作了两年，可是在
兰州的体育界我是出风头的。

　　那时候兰州体校设在市中心的兰园，我给学生们上课。兰园有全市唯一的一片
灯光篮球场，每一场兰州市的或者省级的篮球比赛，都是我执法，满场跑，动作漂
亮，反应敏捷，判断准确……

　　我走在街上许多年轻人认识我，叫我兰园裁判。我还是甘肃日报的特约体育撰
稿人，写过介绍五六年赫尔辛基奥运会新规则的文章。写过介绍小足球的文章。我
还是甘肃人民广播电台的体育解说员。重大的比赛，我坐在球场边上对着麦克风解
说，电台现场转播比赛。但是，定为右派之后，我的工作就是比赛前画线，抬保温
桶，抬开水，烧开水。往常叫我李指导的学员和运动员，现在在水房遇见我，这样
跟我说话：李祥年，把水烧热了，我们要洗衣裳。李祥年，这水没烧热，怎么能洗
澡呀！工作是不怎么累，气却不好受。我一生气干脆就不干了，不管领导怎么批评
我都不干了，每天跑到兰园北门的茶馆听人说书。于是，到了这年6 月的一天，领
导在大会上宣布，李祥年因其态度恶劣开除公职送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我对这一
决定极为不满，领导宣布的那天，市公安局来了一个警察，他们原计划一宣布就叫
警察把我带走的，但我立即作出了反应。我说，我不去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党对
右派的处理是有政策的，右派是敌我矛盾，但按照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对于开除公
职的干部允许其自谋生计自寻生活出路。我要求自谋生计。不等领导说话我又说，
这是党的政策，我按党的政策办的，你们如果违背党的政策非要叫我去夹边沟劳动
教养，那就是反党，反对党中央。我要告你们去。我要告到省委，告到党中央。

　　我的一席话说得铿锵有力。领导还没遇到过这样的事，那警察可能也没见过这
样的右派，一时间他们愣住了，警察也不敢贸然上前抓我，体委的干部们也都寂静
无声哑然失色。大概静了一两分钟，领导才说了一句：会就先开到这里吧，叫李祥
年先冷静冷静，回去考虑一下，明天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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