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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式的坟地在沟外的沙窝子里，但是，掩埋组的人偷懒，有时拉到这里就掩埋
了。这地方的地势宽阔了，也有一片沙包，埋了一些尸体。因为埋得草率，有些尸
体已经暴露了出来。蓝色、黄色、黑色和各种衣裳的破布条以及土苍苍的头发在早
晨的寒风掠过的地面上索索抖动着。

　　我向晁崇文使了个眼色，叫她把那女人引开去假装辨认那些尸体。我径直找到
董建义的尸体并赶紧往上撩沙子。我想抓紧时间覆盖一下，以免那女人看见了难以
承受。我盖住了他的两条腿，就停下来喘气。我的身体太虚弱了，已经挖不动沙土
了。这时候那女人朝我走过来，问，你找到了吗？我马上装出挖土的样子说，你来
看看这个是不是，我看着像是老董。

　　说真心话，我还真怕她认不出来。从前的董建义多么英俊呀，三十多岁，白净
的面皮，高高的身材穿一套灰制服，，洒脱极了。而现在的董建义，赤条条躺在地
上，整个身体像是剥去了树皮的树干，干千巴巴的。身上瘦得一点肉都没有了，皮
肤黑乎乎的，如同被烟火熏过的牛皮纸贴在骨头架子上。他死去才八九天，倒像是
从古墓里挖出的木乃伊。他的屁股蛋儿上少了两块肉，露出带着血丝的骨头。我们
和他一起生活了近三年，是眼看着他从一个健壮的人变成这样一个木乃伊的，否则
我也不会认定他就是董建义。

　　可是那女人走近后只看了一眼，就咚的一声跪倒，短促地呀了一声，扑在“木
乃伊”上。

　　我的心沉了一下！她扑在“木乃伊”上之后，就一动不动了，没了声息。这种
情景持续了足有一分钟。我忽然害怕了，是不是一口气上不来憋死过去了？晁崇文
反应比我快，他推我一下说，哎，这是怎么啦，别是没气了。快，快拉起来。我们
同时跨前两步要拉她，她的身体却又剧烈地抖动一下，同时她的嗓子里发出一种奇
怪的咯吱吱的响声。咯吱吱的声音很费力地转化为一声凄厉的哭喊：哇啊啊啊……

　　哇啊啊的哭声刚结束，她就使劲儿摇晃起那个“木乃伊”来，并且抬起脸看着
天，嗓子尖利地喊出董建义的名字来：董——建——义——她连着喊了几声董建义，
山水沟里便连续不断的回荡起一个声音：义义义………义义义……

　　然后她就伏在尸体上大哭起来。

　　她呜呜地哭，我和晁崇文在旁边站着，耐心地等着她的哭声结束。可是半个小
时过去了，她还哭个没完没了。我们等得不耐烦了，不得不拉她回去。我对她说，
顾大姐，不要哭了，咱们该回去了。

　　我和晁崇文一用力把她拉起来了，但她却抱着木乃伊不撒手，把木乃伊也拉了
起来，哇哇地哭，就像他们是一对连体婴儿无法扯开。没有别的办法，我们硬是把
她的手从“木乃伊”上掰开。分开他们。我很粗鲁地推开她说，行啦行啦，多脏呀，
你抱着他！走开，走开点，我来埋掉他。

　　但是，她猛然吼了一声：不准你埋！

　　不埋怎么办？就这样摆着？

　　我要运走，运回上海去！

　　我苦笑一下说，你怎么运走，背着她上火车吗？

　　把他火化了，我把骨灰带回家去。

　　我一惊，这可是个好主意，但又觉得这主意不可行，没有柴。

　　明水附近的荒滩上只有干枯的骆驼草和芨芨草，用它们是难以把尸体烧成灰的。

　　她问我。这附近有没有农民？

　　我说往西北走七八公里有个明水公社。她又要我领她去明水公社，找农民家买
柴禾。她说花多少钱都在所不惜。她如此固执。我只好拖着浮肿的双腿带她去。

　　我们整整走了两个小时，才在明水公社找到一户农民，买了几捆木柴。同时她
对那农民说，愿意多出点钱，请他去火化一个人。那农民不干，说他不干那种晦气
的事。但他给我们叫来了两个老头，说他们愿意去干，叫我们和他们讲价钱。讲好
了价钱，两个老头替我们雇了一辆牛车，拉着木柴往回走。经过供销社老头叫我们
又买了一桶煤油。老头说，尸体很难烧透，所以要准备充足的燃料。

　　回到山水沟。那两个老头把木柴堆好，再把尸体码在上边，浇上煤油点着了。

　　火势很大，很快就烧塌了木柴，尸体掉下去了。在火焰中，尸体突然坐了起来，
吓了我们一跳。后来木柴烧光了，就往火里泼煤油。终于煤油也烧光了，灰烬中剩
下了一堆骨头。腿骨很长，像烧黑了的木头棍子。我对她说，再也没办法了，你就
捡点碎骨头带回去吧。但她说，不，我要全带回去。

　　她抹下绿色的缎子头巾，想把骨头全包起来，但是头巾太薄，透亮，一眼就能
看见里边的骨头。我说她：你就捡点小骨头拿回去吧，大骨头不好拿，也的确没那
个必要。就是在火化场，也只是给你一部分骨灰装骨灰盒，你何必大老远全都背回
去？

　　再说你这样上火车，列车员会看出来的。她不听，说，我用那件毛衣裹起来。

　　于是，她提了一大包骸骨回到窑洞，拿出花格子书包里的毛衣来包裹它。但是
那仅仅是一件背心，太小，她无论如何调度，骨头还是露在外边。后来我从皮箱里
拿出一条军毯给她。我告诉她，这是我入朝作战带回来的战利品，美国士兵的军毯。

　　我抖开毯子叫她看，商标上还有usA 字样。我说，这条毛毯我已经保存八九年
了，舍不得用它。来农场劳教，许多衣物都拿去换了粮食，军毯却保留至今，舍不
得换吃的，因为它是我的一段光荣历史的标志。

　　她接过毯子去了，她说，毯子用过之后，她要洗干净寄还给我的，因为它对我
很重要。我说你不要寄了吧，你寄来的时候，我可能收不到了。——我能活那么久
吗？我笑着说，你就放在你家里吧，如果我能活着离开明水，有一天去上海，我上
你家去拿。她说，那好，那好，我把我家的地址告诉你。在大家苦涩的笑声中，她
拿起我放在皮箱上的一册笔记本写下了她家的地址。

　　因为时间已是黄昏，这天夜里她又在我们组的窑洞过夜。

　　翌日清晨，我送她出了山水沟，指着南戈壁上的一个叫明水河的小火车站说，
你到那里去乘火车吧，比去高台火车站近得多。

　　我在戈壁滩站了许久，看着她背着背包往前走去。那个背包是我帮她打的，因
为骨头多，背包很大，我把它捆成了军人的背包形状，好背。她的身体是瘦小的。

　　而背包又大，背包把她的肩膀都挡住了。那块绿色的头巾，她又裹在头上了。
11月下旬的清晨，戈壁滩上刮着凛冽的寒风。头巾的尖角在她的脖子上像个小尾巴
一样突突地跳着。

　　那个女人说要把军毯寄回给我的时候，我不是跟她说了吗。

　　不要寄，如果我能活着离开明水乡，有机会去上海的话。就去她家取毛毯。她
当时还真写下了她的住址。可是我哪有去上海的机会呀！你看我现在的样子：羊倌。

　　再说，如果有一天老天睁眼，可怜我，把我头顶的山揭掉，我也变成像你们一
样的自由人，如果真去了上海，——我不是说要去拿那块毛毯，那才值几个钱？主
要是那个女人在我的心里印象太深刻了，真想再见到她——我也是没法找到她了。
那是1960年12月份，夹边沟的右派们在生死存亡的要紧关头，为了取暖，都把书和
笔记本当柴烧，我的那册笔记本也被人扔进火堆转化为卡路里了。

　　和李文汉在一起放了三年羊，后来我就作为工农兵学员去西北师院读书，毕业
后留在兰州的一所中学教书，就再也没见过他。再后来，听回城的知青们讲，他已
经平反了，回了省劳改局，具体在哪个部门哪个单位工作，谁也说不清楚。

　　但是，什么事情不会发生呢1 1996年的一天，我去看望我中学时代的一位老师，
刚刚走到兰州二中门口，就听见有人喊我的名字。我扭脸一看就惊呆了：这不是那
个脑门有点秃顶的李文汉吗！和从前不一样的是他的头顶全秃了，后脑上的头发全
白了。其他都没变，高高的身材，黑黑的爽朗的面孔。我热烈地握手，问他怎么在
这里站着？他说，我就在这里住呀。他指了一下二中旁边省劳教局的家属院。他立
即就拉着我进了家。在他家里我们整整聊了一天，还喝掉了一瓶白酒。他告诉我，
平反以后，他在五大坪农场当了十多年生产科长，然后离休，全家就搬到兰州来了。

　　谈话中他突然说起一件事来：喂，你还记得我给说过的那个上海女人吗？我说
记得。

　　他说，我还真有机会去了一次上海，找过她。我说是吗？他说，你还记得我跟
你说过的话吗？1957年，我就是因为写文章被打成右派的。可是平反以后的几年里，
我的手痒痒，又写了几片论述劳改工作的文章发表。

　　这一次没被打成右派，有一篇竟然被司法部评为优秀论文，颁奖会在上海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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