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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作为知青在河西走廊西端的小宛农场当农工，有一段时间患了皮肤病，湿疹。
那是1970年冬季，我的小腿上长出一些疹子来，其痒无比。一开始我没在意，一发
痒就抠，结果抠破溃烂了。去农场卫生队——我们是兵团建制，农场的医院叫卫生
队——看了几次医生，谁知病没治好，反而加重了：溃烂扩展到大腿，化脓，流黄
水。后来不得不住院治疗，由一名叫尚春荣的医生给我治疗。

　　尚医生三十二三岁，甘肃省通渭县人。他是从部队上转业下来的军医，1956年
入伍，先是当卫生员，后来提干当了军医。

　　他1965年转业，在甘肃省农建十一师中心医院当医生，后来农建十一师分成农
一师和农二师两个师，他调到农一师小宛农场卫生队当医生。

　　我们卫生队的医生大都是大学生和中专生，还有两个提拔起来的知青。专科出
身的医生对我们这些农工总是有点高高居上看不起的样子，而那些知青提拔的医生，
农工们又不大信任，认为他们没多少专业知识会庸医害人！我们去卫生队看病，都
愿意找尚春荣看病。尚春荣虽然不是科班出身，但他搞了多年医务工作，治疗常见
病很有经验。他还有个优点，就是当过兵，性格活泼，爱交往，对农工热情。他能
和知青一起聊天，甚至一起发牢骚。农工们有事去求他，譬如说想开张病假条休息
几天，或者想开个转院证，借故到玉门镇或者嘉峪关市去玩几天，他都能让你满意。
他说，玩几天就玩几天去吧，蹲在农场里就像劳改犯一样，蹲傻了。我那个连队有
两个青年谈对象，女的怀孕了。

　　但两人又不愿结婚。——很多知青不安心边疆建设，害怕结了婚就永远也不能
离开农场了。那位男青年找了一次尚春荣，尚春荣就给他的女朋友开了一张介绍信，
去安西县人民医院做了流产，丑事就掩盖了。

　　那次我住院三个月，天天和尚大夫见面，聊天。尤其是他值夜班的日子，我经
常在医生值班室和他聊天，听他讲故事。他入伍后一直在公安部队服役，见过世面，
阅历丰富；他的大脑里装着许多大悲大喜令人怦然心动的故事。

　　下边就是他讲的一个故事。

　　我对你说过，我是：1956年入伍的义务兵，国家制定新兵役法之后的第一批义
务兵；在那以前，招的兵都是志愿兵。那年，国家在我们县招了一连新兵。入伍后
在兰州的新兵连受训三个月。新兵训练结束，又把我送到兰卅市七里河区的兰州部
队总医院卫生员大队学习了三个月，就分到陕西的三零四五部队当卫生员去了。

　　我们那个部队是看押犯人的，押着犯人修铁路。我到部队那年，部队就调进甘
肃了，改编为内卫七十二团，修宝成铁路，然后又修兰新铁路。

　　兰新铁路修到柳园，修到省界，犯人就不再参加铁路建设了，由铁路工人去修
了，我们那个团就专门看押张掖和酒泉地区的监狱和劳改队。

　　我跟你讲过，我在团卫生队当过卫生员，在双塔水库当过卫生员——那里有我
们的一个连看押犯人修水库。从水库下来之后，团卫生队的队长跟我说，你到一营
卫生所干一段时间去吧，你是老卫生员了，要提高一下技术，争取提干。我明白他
的意思：在连队当卫生员，只能治个头痛感冒，重病号送营卫生所和团卫生队；在
团卫生队当卫生员，看病的都是医生，轮不着我给人看病。在营部就不同了，营部
的卫生所就一两个医生，忙的时候卫生员当医生用，可以锻炼人。我猜对了，到了
一营营部，果然就给了我处方权，我可以给病号开处方治病了，不再拿我当卫生员
使用了。

　　一营营部在酒泉东边十公里处的城郊农场。那里有二千劳改犯种地，一营的一
个连队当警卫。

　　我在那儿干了几个月，天已经冷了，那是1960年的11月下旬吧，营长找我说，
小尚，你到团部卫生队去一趟。季队长来电话了，叫你到他那儿去一趟，可能要给
你派个啥任务。我问营长，执行啥任务？背背包不背？营长说我也不知道啥任务，
没说叫你背背包。

　　执行任务，又不背背包，这到底是个啥任务嘛。我心里疑疑惑惑的，就坐上一
辆去酒泉拉货的马车去了团部。

　　那时候我们的团部在大衙门那儿，就是酒泉邮政街东边。

　　我到了卫生队，问季队长，你叫我来做啥？季队长说，接到上级的指示，说夹
边沟农场的劳教人员病号很多，死了不少人，叫我们派个医生去那儿协助工作，抢
救人命。我考虑你去合适。我吃了一惊，忙说，季队长，我是个二把刀——卫生员
嘛，你叫我去抢救人命哪行呀，我会抢救人命吗？你派个有能力的医生去吧。

　　季队长说，我考虑了，这事你去最合适，你胆子大，不怕死人。再说，那里也
不缺医生。那是个右派农场，大医院来的医生、教授多得很。叫你去，是叫你到那
里跟人家学习技术去，将来好提干。我想了想，觉得季队长的话有道理：我在团部
卫生队当过两三年卫生员，好几次外出执行任务，队长都派我去。原因是那些专科
毕业的军医们看见劳改犯或是遇上战斗，心里发怯。有过战斗呀，那一年嘉峪关公
社发生反革命暴乱，部队去镇压，枪声一响，和我一起去的两个军医腿都软了，不
会走路了，我不仅要抢救伤员，还要照顾他们。

　　于是我说，好吧，明早我就去。

　　季队长说，到药房里领上些药，背上些强心剂和葡萄糖，多背些。

　　我说那我就领药去了。

　　我已经出了办公室，他又喊，哎，回来，回来，你先不要走。

　　我走回来。我以为他还有什么事要说，但他却看着墙壁吸烟，像是在思考什么？
良久才转过脸来说：你就到一营二连去住吧。

　　我觉得他的话有点可笑。夹边沟农场驻着我们的一个连队——一营二连，我去
双塔水库之前，还在那个连当过半年卫生员，我去夹边沟农场当然要住在那儿，这
还用你嘱咐吗！我说，季队长，我还以为你叫我住宾馆去哩，可那里哪有宾馆呀！

　　季队长是陕北人，1938年当的兵，解放后授衔大尉，很快又升为少校。他平常
严肃得很，也就我敢跟他开玩笑，因为我胆子大，完成任务好，他喜欢我。

　　他短促地笑了一下，说，你到了那里，遇到啥特殊情况，一定要给我汇报。记
住，你住在二连，可不归二连领导，有啥事向我汇报。

　　我说，有啥特殊的事？

　　嗯……他沉吟着说，能有啥特殊的事我知道吗？我是诸葛亮吗，能掐会算吗？
我是提醒你，那里押的都是右派，还有一些大右派，阶级斗争情况复杂，啥事都可
能遇到。要真是遇到难办的事了，可不要擅自做主。

　　我说是。

　　他说，去吧。把事情办好。这是你独自执行任务，不要出麻烦。

　　我在去药房的路上心里觉得好笑。季队长向来说话干脆利索，今天怎么变得婆
婆妈妈的。

　　第二天早晨，我背着领好的药，先到城郊农场背上背包，再步行到夹边沟。

　　夹边沟农场你知道吗？噢，你昕人说过？那好，那我就不介绍夹边沟农场的情
况了，我只讲我的经历。那时候部队汽车很少，我是步行走去的。我先到部队，把
背包放下，就背着药去了夹边沟农场的场部。

　　我们部队为什么要在夹边沟驻一个连队呢！不是，不是看押右派的。1959年，
甘肃省的吃粮就出现困难了，部队的战士一月就供应三十八斤粮食。部队上都是年
轻人，三十八斤粮食吃不饱呀。为了解决缺粮问题，团领导抽了一个连在夹边沟开
荒，种地。开荒的第一年，我在那儿当过卫生员。那一年，团部机关的干部，包括
卫生队的医生和卫生员都下去过，开荒、修渠。

　　我在那儿当卫生员时指导员上课讲过，平时不要到夹边沟农场乱转，不要叫右
派当成部队是看押他们的。我们没那任务。但是指导员又讲，如果农场发生暴动和
骚乱，我们一定要坚决地制止和镇压。连队离着农场的场部几百公尺，但每天晚上
派一组游动哨在农场的围墙外边巡逻，逢节假日还要加岗哨。

　　我原计划见一下农场领导的，可到了办公室门前没遇见人，冷冷清清的，见一
间房门口钉着个木牌牌，写着医务所三个字。

　　我敲敲门走了进去。

　　医务所坐着三四个人。看我进去，他们也是不明就里，停止了说话，忽地站了
起来。我想，他们是惊了一下，因为我一身军装，还穿着军大衣，我的领章上是个
红十字。我问这里是夹边沟农场的医务所吗？他们齐声说是。我问您们医务所的领
导哩？

　　他们说领导到城里劳改分局要药去了。

　　这时他们还站着，我就说了一声：你们都坐下，站着做啥！

　　他们坐下了，拘谨地看着我。我说，你们不要紧张，我是酒泉的部队上派来的，
给病号治病的。领导说了，你们这里病号多得很，人死得止不住，叫我来协助您们
给病人治病，抢救人命。

　　别的啥事我都不管。你们把情况给我介绍一下，你们几个人也自我介绍一下。

　　那几个人自我介绍了一下，一个姓杨，是兰州医学院附属医院的主治医生，右
派，临洮县人；有个小个子，兰州市工人医院的主治医生，右派……还有个女右派，
是省人民医院的护士长。在他们面前，我是当然的领导了，他们向我汇报：病人很
多，有些病人血糖过低，思想包袱重，精神状态不好，死掉了。

　　我说，问题这么简单吗？是血糖低的问题吗？血糖低就能死人吗？血糖为什么
低，什么原因造成的？

　　他们都不说话。

　　我看他们也说不出什么来，就不问了。我知道，他们不敢说真话，他们就是说
真话才犯错误的，才送到这儿来劳教的呀，他们敢说真话吗？

　　我说，你们领我到号子里看一下去。

　　那个姓杨的医生领我去号子。我记得往北边走了几十公尺到一百公尺的距离，
进了一个大院。大院里边是一排一排的房子。房子里像是没有啥人。我问那个姓杨
的：这些房子怎么都空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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