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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卫生队出来,我就回家了。那时候我已经结婚了。我刚入伍的时候,部队不
提倡当兵的结婚,到1959年,我们改编为武装警察部队了,挣工资了——一月四卜
多元,像外国的职业兵一样。有些人就结婚了。我找了个酒泉姑娘结婚,租间民房
住着。
第二天早晨,我背上领好的药品到了季队长家。吃的东西早就准备好了,盐,
辣椒面儿,十几斤炒面和三四斤饼干,还有一茶缸炒好的猪肉臊子。捆好,我背好
之后,季队长说,小尚呀,你就辛苦一下吧,本想给你找个车,又怕引起人们的注
意……
我说,用不着找车,四五个钟头就走到了。但临走,我又问了一句:吴老师哩?
季队长把准备好的东西装起来捆好,我一直也没看见吴秀英。吴秀英在酒泉中
学当老师。那是个长得很漂亮的女人。
季队长说,她上班去了。
但我判断吴秀英就在家里:第一,我去她家的时候才七点半钟呀,天还不大亮
;第二,我叫季队长给他岳父带点钱,他走进里屋去。我听见了吴秀英细碎的说话
声。她是不愿意出面和我接触,不留嫌疑。
我是中午一点钟到达夹边沟农场的。我没去连队,径直去了农场医务所。进了
医务所,我倒碗水喝,吃点从家里带着的干粮。我想略微休息一下就去看望队长的
岳父,可是我一个饼还没吃完,有个护士就跑进来了,说有个病人不行了。几个医
生急忙去抢救病人,我也匆忙吞下一口饼,拿着背来的强心剂和葡萄糖赶去了。
那护士说不行了的就是季队长的岳父。老汉已经没气了,我们把强心剂和葡萄
糖都用上了,抢救半天,还是没活过来。
我又气又急,在病房里就厉声训起那几个医生:我走的时候跟你们说了,这个
病号要看好,你们没给我看住!
三个医生和一个护士笔直地站在我的面前,一句话不说,连大气都不敢出。
训了几句也就罢了。人死了,训他们有什么用!但我心里很不平静:我对不起
吴老汉呀……我叫护士拉个架子车来,我们几个人把老汉拉到沙包后边,挖了个深
些的坑把他掩埋了。
回到医务室,姓杨的医生看我气顺些了,才对我说,我去酒泉的一天,老汉就
晕厥了两次,都救活了。这是第三次晕厥。
我把炒面饼干和大肉臊子给他们几个人吃了。辣椒面和咸盐给了磨坊的那个通
渭的姑娘。那姑娘是我的老乡呀。
过了两天,我去了一趟酒泉,向季队长汇报了他岳父的情况。那两天我一直在
想怎么向他交待这事,是我没照顾好他的岳父呀!讲完之后,我等待着他的发作,
我想我该倒霉了,不要说提干,恐怕过不了几天,我就得打点行李回老家了。谁知
他却很平静,长长地出了一口气,说:这就好了。
又过了十几天,省委的救命工作队来到夹边沟,说是西北局兰州会议开过了,
会议决定送右派们回家。这时夹边沟的右派差不多死光了,只剩下一百多人,不到
二百人。那个通渭姑娘和医学院讲师是第一批离开夹边沟的,汽车开动时,那姑娘
看见了我,向我招手,喊,再见了尚大夫。我也向她招了一下手。第二天我就背着
背包回城郊农场的营部去了,我的任务完成了。至于那些起不了床坐不成汽车的人,
我就不知道他们的情况了。
那不是我的事了,因为地区医院的医生组成的一个医疗队跟着省委工作组到了
夹边沟。
尚大夫结束了他的夹边沟故事,开始吸烟。我静了好一会儿,问尚大夫:你什
么时候提干的?
他回答,第二年春天。
你怎么到的农建十一师?
1965年,我们季队长调军分区后勤部当副部长,新上任的卫生队长叫我转业。
正好那年农建十一师中心医院要医生。
农建十一师组建于196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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