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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哪里信他的话,说,你开什么玩笑,科长,不花钱叫你睡卧铺,车长那么好
心?他是你儿子,还是你小舅子?
他瞪眼了,说,谁跟你开玩笑!我是遇到熟人了——列车长是我的老朋友,三
十多年没见过面了。
我还是不相信:科长,你是没买到卧铺呢,还是不想叫我掏钱?三十多年没见
过的朋友,今天遇上了,是列车长,一1 你自坐卧铺,天下有这么巧的事?
啊,是这么巧,你不相信呀?不相信就算了。张祥,去,你先去睡觉。小林子
不信,就叫他坐着。
我不能不相信了,我说,哎呀,天下还真有这么巧的事!科长,你们是什么朋
友,是老战友,还是莫逆?你们的关系够铁的!
不是莫逆,也不是战友。
那……那是什么关系?不是莫逆,也不是战友,给你这么大面子——不花钱坐
卧铺!
行了行了,你就别管是什么关系吧。你不是困了吗,你去睡觉就是了,你管什
么关系干什么!
我当然不好意思先去睡,这里边就我年轻。我和张祥都叫他先去睡。他不去睡,
他说,我可是不能睡。我那位朋友说了,这阵儿他当班,等下了班要来找我,我们
要聚一聚。
最后还是我先去睡觉。我走到列车员车厢,找到那张铺,果然是空着的,我躺
倒就睡了。
我是被人推醒的。在昏暗的灯光下,我看见李科长站在铺前。他弯着腰把脸凑
近我,小声地说,起来。我迷迷瞪瞪坐起,看看窗外一片黑暗,车厢里也是只亮着
暗淡的脚灯。我问他几点了,他说是凌晨两点。我有点难为情地说,哟,睡了这么
长时间?你睡吧,你睡吧;我到后边去。他身后站着个人,这时也说,老李,你睡
吧。可是科长说,不睡不睡,这阵儿我不瞌睡,叫张祥来睡吧。然后他指着那人对
我说,来,小林,我介绍一下,这是我的老朋友魏长海,这趟车的列车长。我们剐
刚聚了一下,说说话。我和列车长握了握手,说,认识,我们白天就见过面了。
和白天比较,车长就跟换了个人一样。他热情地跟我握手,连声说对不起对不
起,白天不认识。然后又说,老李,你就放心睡吧,你的两个朋友我来安排就是了
:车到西安就有铺了,我给他们一人安排一个铺。但科长不同意,说,不用,不用。
我们有一张铺轮着睡一下就行,不能给你找麻烦。真的我这回儿不想睡。说着话他
就往后车厢走去。列车长和我只好跟在后边。
到了硬座车厢,列车长-1列车员给我们提来一个热水瓶,然后就领着张祥去列
车员车厢了。我和科长在硬座上坐下来。
我早就闻到科长身上的酒气了,车长和张祥走后我问,科长,今天开戒了?我
知道科长是不喝酒的。科长笑了一下说,喝了点儿。我说,喝了点儿?到底多点儿?
他说,一瓶。我吓了一跳,说,你们俩喝了一瓶?他胆子也够大的,作为列车长,
在车上还敢喝酒?科长说,一开始他不喝,说工作不允许,可是,他看我也不喝,
就说我喝点儿他也喝点儿。结果,我们把一瓶古井贡喝光啦。
我挪了挪位置,让出一块地方叫科长斜一会儿。我想,老头子了,喝了酒,一
定是要睡觉的。他却一点儿困意都没有,反复地说,30年啦,我们30年没见面啦。
过一会儿又说,小林子,你不知道呀,我们是什么样的朋友。我看出来了,他这会
儿很兴奋,一丝儿睡意都没有,就跟他说话:你们在一起工作过,老同事。他摇了
摇头:不对,不对。我又说你们是同学?他说,不对,更不对了。你听不出口音来
吗,他是西北人,我是南方人?我告诉你吧,你猜是猜不着的。我们是夹边沟出来
的,生死之交。
我惊了一下。夹边沟我是听说过的,那是酒泉县北边的一处地方,五十年代末
期,数千名右派曾在那儿劳动改造;我也听人说李科长当过右派,但不知道他曾在
夹边沟待过。我问他,在夹边沟的时候,你们俩关系好?
他回答,谈不上好,也谈不上坏。
我奇怪了:也就是说,关系一般?
他说,不一般。
我糊涂了:你这是什么意思?谈不上好,谈不上坏,可又不一般,这不是矛盾
吗?
他又说:不矛盾,一点儿也不矛盾。小林,我看这么办吧,你已经睡过觉了,
我呢也不想睡,我就对你讲讲我和魏长海的事吧。
我答道:好的,反正我也不困,你讲到天亮我也陪得住。
于是,在去往武汉的列车上,深更半夜的,李科长跟我讲了下边的故事。
我是1957年10月在王家坪农场被定为右派的。原先,我在省公安厅工作,搞外
勤——就是侦察员。是苏振起把我要到王家坪的。苏振起你认识吧,就是有一次到
教育科来给他孙子要篮球的那个老头。他离休前是咱们监狱的政委。要说他的历史
可是老资格了,三七年参军的老红军,五十年代初在陇东一个县当过公安局长,因
为犯错误免了职。他对我说过,是因为公安局看押犯人的警察有天夜里喝醉了酒,
犯人跑光了,他因渎职罪被免去局长职务,在公安厅当个生活管理员。1957年初领
导又起用他,叫他到王家坪农场当场长;他要我去给他当秘书。我家庭出身不好,
经过内部肃反之后领导不信任了。不叫我当侦察员了,调到公安厅政治部宣传科当
宣传干事。那时候我的思想正处于低落时期,有精神压力,他叫我跟他去王家坪,
我就去了。
他是个大老粗,不识字。
我就不讲反右派的过程了。关于反右派的书出了不少,想必你也读过,打右派
的过程基本上大同小异。我只是讲定为右派之后去夹边沟劳动改造的事。那是1958
年春天的一天,我记得很清楚,是3 月22日。苏政委打发老婆把我叫到他家吃了一
顿饭,给我送行。他说他问过省劳改局了,叫我自己到夹边沟农场去报道,劳动教
养。我当时说了一句:你不派人押送我吗?不怕我跑了?他说,啥,你跑?你跑到
哪里去?我又说,中国这么大。我哪里不能跑?他哼了一声:哼,除非跑到美国去,
别的地方,你就是跑到天边边上,我也把你抓回来。咳,我就是那么说一下,我根
本就没想跑。我是公安出身,还不知道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威力吗?小林,这你可
是不了解:五十年代的人,阶级斗争的觉悟高,警惕性高,犯人跑到不管什么地方,
都有人查问你是干什么的,发现你形迹可疑就报告。再说我解放前就参加革命,虽
然当了右派,是阶级敌人,但是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判了个劳动教养,我还想
通过劳动教养脱胎换骨重新做人,回到革命队伍里来。
第二天早上。农场的汽车把我送到了兰州火车站,就像今天送我们出差一样,
就是时间比今天早一些,因为去酒泉的火车十点多钟发车。苏振起派了个人送我到
火车站,给我买了火车票,送我上了火车,他就跟车回去了。我自己坐火车西行。
第二天上午到酒泉火车站,下了火车再坐公共汽车到县城。我扛着行李去了酒泉劳
改分局,放下行李,叫他们有车时带过去,我步行去了夹边沟农场。
在夹边沟农场劳动了几个月,大约七八个月,到了秋季又调到新添墩。新添墩
是夹边沟农场的一个作业站,实际上就是一个分场。
我就是在那儿见到魏长海的,就是这个列车长。
我的印象是夹边沟农场有三千多右派。夹边沟场部有两千多人,新添墩一千左
右。新添墩共有七个队。一个是副业队,管养猪、放羊、种菜、喂牲口赶马车。这
个队的人数是一百出点儿头。另外六个队是农业队和基建队,这六个队的人数都是
一百多人。我在基建队。基建队的活最苦了!在农业队劳动还可以重活轻活有个调
换,粮食成熟时偷把麦子或是谷穗吃,基建队始终干的是重活累活,糜子呀谷子呀
一把也搞不到。你看我都干过些什么活:盖房子,开荒,挖渠,筛沙子,在山里挖
矿石背矿石。
我还背过草筏子。夹边沟农场在酒泉县东北方向的戈壁滩上,离县城约三十多
公里。它的西边是一道沙梁,其余三面都是沙漠和戈壁滩。沿着沙梁北麓往西走七
八公里就是新添墩作业站。那里有几十间土房,建在一片贫瘠的草滩上。草滩上长
一些骆驼草,芨芨草。
我和魏长海不是一个队,刚去时根本不认识,后来一个偶然的原因认识了他。
那是1959年的冬季,我们从酒泉县东边的沼泽地往新添墩背草筏子。我刚才说
了,新添墩土地非常贫瘠,是沙土地,盐碱地。我们去的头一年和第二年就种了小
麦,但连续两年没有多少收成。为了改造土地,1959年夏天,副业队的积肥组就被
派到北大河边的沼泽地去挖草筏子,积肥。北大河就是发源于祁连山脉的托来河。
它流经酒泉北缘,所以人称北大河。它从夹边沟和新添墩南边四五公里处流过,孕
育出大片的水草地。十几个人挖了半年,挖下的草筏子都堆在沼泽地上。到了冬季
由新添墩的劳教犯背回来堆在田野上。来年当肥料。背草筏子一个来回七八公里,
领导规定一天背六趟。超额完成任务者受表扬,完不成定额者扣晚饭。一开始大家
都挑晒干了的草筏子背,后来于的背完了,只好背湿的。湿草筏子很沉,路又远,
肚子又饿,有些人就坚持不住了。傅作恭就背过草筏子,有一天倒在路上了。傅作
恭你知道是谁吗?就是傅作义的胞弟。傅作恭原来是干什么的,我不太清楚。据一
位和他在一间房子住过的右派讲,傅作恭在兰州读的中学,后来去金陵大学读农林
系,毕业后在兰州雁滩摘了个农业实验站。他和他哥哥傅作义不同,没有从政。而
是走了一条专家学者的道路,科技救国。他在解放后当了省农林厅的工程师。1958
年,被定为右派,送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我记得在新添墩最初看见他,他还很精
神:戴个黑色宽边的眼镜,手里捏个黑色烟斗吸烟,人字呢的皮大衣,貂皮领子。
他就穿着皮大衣在地里挖土。有人说他,傅作恭,你怎么穿着人字呢大衣抬土?
一点也不爱惜!他回答,命都难保了,还顾惜衣裳吗?傅作恭有两片厚厚的嘴唇,
给我的印象是很憨厚。可是,背草筏子的时候,他已经变得面目皆非了。头发长得
像个疯子,脸变成了瘦条条,身体瘦成了骷髅。大衣又脏又破,镜框断了一条腿,
用线绳拴在耳朵上。
背草筏子可是累活,每日背六趟,来回走五十多公里,早晨五点多钟出发,傍
晚五六点钟方能完成任务。这是指身体强健的人,至于那些体弱无力者,则要背到
夜里十点钟十二点钟。你要知道,这是冬季,河西走廊严寒的冬季,夜间温度能降
到零下二十八九度,呼啸的寒风像河流一样奔流不息,像潮水泼在你的身上,像刀
子割你的脸。不要说干活,就是叫你在戈壁滩上走十二小时十四小时或是十六小时,
你试一试,看你能坚持几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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