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雅宝胡同甲二号（2）

    虽说我们占了北房，但远不如斗鸡坑那边那么排场。我们家紧挨着沙贝他们家。
他们家的餐厅和我的卧房，中间只是隔着一面大玻璃窗，我的床就紧贴在这面大玻
璃旁边，估计过去这是一家人的住房。这会儿玻璃上当然都糊上了白纸，不过他们
家吃饭的香味照样一点不糟蹋地全飞过来，他们聊天的声音照样欢天喜地飞过来。
到晚上他们哥儿俩的影子，就在我床旁边的窗户纸上演出大型皮影戏。我要是高兴，
就和他们打个招呼，有时候也贫两句，但多数的时候，我们有话还是到院子里见面
细谈。我们家大姐乔乔去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儿童工作队上班了，她是从北京育才小
学直接报名去的。那时她小学还没毕业呢，就居然去上班了，开国初期什么奇迹都
有。我哥哥还没找回来，不知道他在哪里呢，十年以后我才知道，他那时在雅安。
于是我就名正言顺继承了他的大名，就叫这个郎郎，在家里暂时权充长子。我还有
三个弟弟，大伟，寥寥，沛沛。那时候沛沛还没有出生，舅舅的两个孩子还都住在
我们家，那就是我的表妹陈天玲，表弟陈天明，平常就叫他们玲玲和明明。现在想
来，我们家搬来最晚，住的是全院面积最大的房屋，大概和我爸爸穿过军装有关系，
也大概和我们家的孩子实在太多有关系。我妈妈那时候胆子真大，后来才知道，她
是不能不管的，因为我舅舅在那个混沌初开的年代，属于另一个阵营的人，形势所
迫，不得不和许多人一起到青海去研究高原垦荒，由解放军照顾他们，他就无法照
顾这些孩子了。妈妈只好把他们全接到我们家来住。

    小院是我们家的后院，有我们的一间卫生间，一间厨房，还有一间小屋，住着
我们家的阿姨和董家的阿姨张大娘。四九年以前，北京的老话叫老妈子，四九年以
后人们按照新说法，都叫阿姨了。后来我们家的阿姨走了，玲玲就和张大娘住在那
里。有时候明明也搬过去住，要是家里又来了客人要借宿的话。

    有一次在春节的前夕，明明在被窝里偷偷燃放了一种叫做耗子屎的烟花，点着
了以后，那玩意儿就嗖嗖猛转、四处乱窜，结果他把自己的被窝和张大娘的被子都
给点着了，幸亏他们三人还没睡觉，昏天黑地战斗在深夜，终于乌鼻黑眼地把火给
扑灭了。中院，我们搬去的时候不记得有谁在那里住了，大概正好是空着的。后来
我记得搬来的是两对国际伴侣。你想想五十年代的北京，胡同里的外国人比熊猫还
少。刚解放还有几个，可自从一九五〇年枪毙了意大利人李安东——报纸上说他是
美国间谍，要炮打天安门——从此外国人这种稀有动物除了在大使馆和燕京大学还
有，胡同里就不见踪影了。第一对是一位北朝鲜女郎嫁给了捷克斯洛伐克的贝亚杰
先生，他在这里学版画。另一对是北京美女宋怀贵嫁给了保加利亚的万曼先生，他
在这里学实用美术，后来就专门设计和制作壁挂。他正好是我爸的学生。这两对儿
搬到中院儿，这一片整个就轰动了。你可以想象，贝亚杰原来是捷克的国家足球队
员，在北京胡同里玩摩托。宋小姐原来就是中央美院的校花，穿着月白色的布拉吉
（连衣裙），梳着一条漆黑的大辫子，雪白高跟鞋“嗒嗒嗒”一溜青烟，飘逸而过。
我们这群发小儿顿时两眼昏花。那会儿正领我们在胡同的三尺浮土里踢足球的，就
是李燕他舅舅李慧光。他那会儿年轻气盛又爱国，这情景他绝对气不忿，缓缓说道
：挺胸叠肚，昂首阔步，自以为保加利亚夫人。我们乐不可支，齐声叫好。北京孩
子一起哄起来，真是卖药糖的吹喇叭——没谱儿。李慧光这回可真是高级起哄，我
们全体立刻学会并背熟了他的这句名言，而且还得用他那正宗济南腔，才够味儿。
那会儿我们以为，除了中国都是外国。苏联是天堂，保加利亚是天堂的接壁儿。这
帮嘎杂子琉璃球，自此老远见到宋小姐的身影出现，就一块扯着嗓子起哄：“呦，
呦，蛤蟆咕嘟！”她那条黑亮的辫子，从后面看，绝对是一个大蝌蚪。其实我们心
里很清楚，人家就是好看。好看其实挺吓人的，我们只敢远远地远远地喊两句，埋
头就跑，怕人家认出来了。有一回，我可露了个大怯。

    那天我和沙贝、沙雷正好一拐弯儿，宋小姐就走在我们前边儿，她左边是贝亚
杰右边是万曼。董家他们哥俩就将我：你不是邪大胆儿吗？你这会儿喊一声，就算
你真有本事。我从来是吃葱、吃蒜、不吃姜，那天不知哪根筋错了位，突然，就冲
口儿出：“呦，呦，蛤蟆咕嘟！”

    宋小姐就像没听见一样，头也不回。可是万曼和贝亚杰都惊讶地回过头来，他
们哥俩都笑得快晕了，我可傻了眼了。他们站住了，我们也站住了。贝亚杰笑一笑
用中文说：怎么？有意见吗？我们仨连忙边笑边齐齐摇手：没意见，没意见。绝对
没意见。从此我们就不再起这个哄了，这两个留学生，就和我们成了朋友。万曼比
较内向，贝亚杰就喜欢热闹，喜欢和我们这帮土匪一起玩儿，没事儿就和我们一起
在胡同里踢球。这捷克前国脚一丫儿踢过去人家的后墙直呼扇，老太太一路嚷一路
出来：怎么啦？上房揭瓦呀？一看踢球那位原来是位金发碧眼的国际友人，老太太
自己还有点不好意思，就说：没事没事，你们踢吧。于是笑笑就算了。我觉着贝亚
杰的脚头和那时的名为“联一”的国家队后卫陈复赉的脚头一样硬朗，连在山东青
年队踢过球的李慧光这会儿也一点不牛了。从此，我们院儿的足球，南小街一带所
向无敌。一不留神，宋小姐从医院抱回来一个洋娃娃。我们这伙土匪好汉，全放下
手里的玻璃球、洋画儿，用小脏手抹一把汗，静静地凑过去看：全傻了眼了，那洋
娃娃是活的，小脸儿白得气死牛奶，比她妈妈还好看，好看得让人喘不上气来。



    我们一下全变乖了，那会儿住在后院的孙克一最庄严，他妈妈负责打理这个洋
娃娃。这娃娃就叫宋晓红。

    我们有事没事就往孙家跑，一会儿拨浪鼓，一会儿哗啦棒锤逗她，她乐了，我
们跟着傻乐；她一哭，我们立马开溜。若干年后，宋怀贵从法国回来。沧海桑田，
她和万曼早就移民到法国去了。这回她是以北京第一家法国餐厅——马克西姆餐厅
总经理的身份回来的。万曼和杭州美术学院合办了一个壁挂工作室。晓红和晓松姐
弟俩也到了北京。后来无论在双榆树侯德健、程琳的小屋凑份子做饭，还是到钢琴
高手陈达、高鸣鸣那里去喝酒，甚至和瞿小松、刘索拉侃山，我和晓红都是出双入
对。我总是神聊海吹，她总是在一边温温地笑。

    朋友们问：你们怎么认识的？

    她笑着说：他总说小时候就老抱我去买冰棍儿——红果的，我不记得了。

    我可是永远忘不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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