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们的趣事(2)

    我看见黄冑画的那张巨大的《风雪柴达木》，那会儿就挂在沙贝家的西墙上。
那时候，黄冑刚刚出道，董希文先生的支持起了很大的作用。黄冑还用整张的高丽
纸给沙雷画了一张像，也一度挂在他们家的西墙上。有一次，妈妈叫我去可染伯伯
家讨一幅字，因为当时北京男五中的校长张夫先生举行婚礼。我妈妈觉得如果毫无
表示，那是不礼貌的，送张好字就是书生人情。妈妈从《论语》中集句，我那时太
小只记得上半截：“夫何人哉？堂堂之张也！”妈妈自己写了这些集句，要我拿去
请可染伯伯给写一张正式的。妈妈说：他的字才站得住。

    可染伯伯看了妈妈的字条，就说：你妈妈的句子选得很有意思，她的字已经写
得很好了，何必要我写呢？

    爸爸和李可染先生（摄于八十年代）我就按照妈妈的嘱咐说：妈妈说了，这个
院子里您的字最有分量。

    可染伯伯笑笑，当时就给我写了。我拿回来，妈妈看了半天说：送出去当礼物，
可惜了。

    我不是和你说过吗？我妈妈是一大怪，她连婚礼都没去，称病要我代表她去。
我当然兴致勃勃就去了，手里拿着可染伯伯的字，到人家婚礼上去爆撮了一顿。后
院儿的西屋，也是李家的房子。可染伯伯的母亲来了以后就住在那儿，我们都叫她
李奶奶。后院的东屋原来住着一位留美回来的女士官称范先生，她是南方人，很重
的上海口音，非常爱干净，衣着相当讲究，可以算这个院子里衣着最讲究的人。听
说过去司徒雷登在北平当大使的时候，还请她吃过饭呢。有人说不对，是她在美国
留学的时候，和杜鲁门总统的太太一起吃过饭。到底她是和哪个美帝国主义分子一
起吃过饭，谁都搞不清。可是，她好像没有家，她家里就是她自己一个人。这是大
家都知道的。有一回我们院儿里的这帮土匪——我说的土匪就是这群孩子，好像那
个年头儿，土匪是个爱称，大人经常满脸笑容地叫我们土匪，于是我们也经常自称
土匪——一块儿到中央美术学院去玩。我看到图书馆的牌子就想进去借书看，当然
是想借小人书。我们四五个孩子，大概还有沙贝，沙雷，小宝，一起挤在图书馆的
柜台前，和那里的馆员说想借小人书。这时候范先生出来了，哦，我们自己琢磨，
看来她是这儿的馆长。好像还有一个德国人叫马安娜的，也在图书馆里，她的女儿
是个混血姑娘，在美术学院的冰场上简直是一朵燃烧的玫瑰。一次在冰场上她和我
自然擦肩而过，可我一下子摔了一个大马趴，其实我是怕撞到她，紧张地给她让路，
可是她轻巧躲过，我却在冰面上来了个突发性匍匐前进。那时候我真没出息，见到
美女腿肚子就打软儿。

    我们以为她妈妈应该就是图书馆长，觉得外国人肯定本事大。

    这会儿一看见范先生出现我们立马就紧张了，打算开溜。因为我们觉得她一向
很严肃，在同一个院子里住了这么长时间，她很少和我们说话。这时候，她笑眯眯
地问我们：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地方？我们连忙点头。

    我说：知道这是图书馆。我们想看看这里有没有小人书看，再说也看看您。

    那会儿我说话还是很慢的，和李燕比简直就是木木愣愣。这会儿，也不知哪儿
来的词儿，张口就说完了。打算说完赶紧撤。

    她很遗憾地对我们说，这个图书馆里没有小人书。我和沙贝赶紧说，那我们就
走啦。我们一起和范先生说了声再见，转身就走。没想到在这里遇见同院儿的大人，
那时候觉得所有的大人都很麻烦。三十六计走为上。我们这一群土匪，窜到走廊上，
大家憋了半天这会儿一通哈哈大笑。正要回忆刚才的尴尬，幸亏还没来得及有什么
胡说八道，这时候范先生追了出来。我们都愣了，怕她要我们回去把今天的会见禀
报给家长。然而她满面笑容地说：你们有心来看看我，就是我的客人。走，我们一
起去小卖部。我们面面相觑，这样的好事有吗？

    她在小卖部给我们每个人买了一块蛋糕，我们真的非常不好意思，怎么平白无
故就吃人家的东西。可是她执意要我们吃，我们一个个喘着气好不容易都吃完了。
她满意地笑了，问：好吃吧？我们嘴里的蛋糕还没完全消失，就呜噜呜噜地说好吃
好吃，谢谢范先生。心里想她真是个好人，那年头蛋糕是很金贵的东西，虽然上面
的奶油都是蛋白做的代用品，但是对我们说来都好吃得终生难忘。后来她搬走了，
搬家的时候这伙土匪都帮她拿东西，一起送她上了三轮车。我们都挥手喊道：范先
生再见！常回来看看！我们会去看您的！她眼圈都红了，轻声地说：好的，好的，
一定，一定。



    可是我们谁都不知道她搬到哪里去了，后来再也没有见到过她。那个年头儿，
事情相当的没准儿。她不会是失信了，肯定是有更重要的原因就那样失踪了。她那
一明一暗的套间就搬来了另一家，好像先搬来的是孙克一他们家，然后是程尚仁，
最后才搬来这家常先生。对我们来说这家更有意思。当然，有我们这么大的孩子才
有意思。他们家有三个孩子，老大比我大一点，叫常万石；女儿叫常兰石，小名叫
丫丫；小弟叫常寿石，小名叫臭子。他爸常浚先生过去在故宫上班，对保管艺术品
很有一套。他们的妈妈在北大医院当护士，每天都要起早贪黑。后院的北房住的也
是延安来的画家，他是木刻家，现在进城了就叫版画家了，他的大名叫彦涵。他们
家有两个男孩子，老大叫刘四年，小的叫冬冬。他爸爸革命以前姓刘，所以那时候
儿子就继续姓刘了。四年比我大一岁，和我都在北京育才小学住校。后来，我们院
儿的小孩儿，老说他以后是不是到了四年级，就要留在这儿，老上不去了？要不怎
么叫刘四年？

    后来还是改了名字了叫彦冰，还是跟着爸爸姓现在的姓：彦。弟弟大名就叫彦
东。他妈妈叫白炎。我怎么记得这么清楚，就是因为我们院儿的孩子的嘴贫得厉害。

    我们说：他们这家子，可真够冷的。爸爸就严寒了，老大就冰都冻严实了，所
以就叫严冰。弟弟就是严冬来临。妈妈那里是冰雪世界，当然一片白色的严寒。哈。
后来黄永玉搬来以后，他儿子叫黄黑蛮，我们就说：黑馒头干儿。女儿叫黑妮，我
们就说：黑泥巴球。沙贝已经让李燕命名为沙背罗纹鸭，沙贝也不甘示弱，把我们
家六个孩子的名字符串成一串，似乎是我们家招待客人的情景描写，说道：

    瞧瞧郎郎（我姐姐叫乔乔），聊聊大伟（我二弟叫寥寥，大弟叫大伟），陪陪
耿军（我小弟弟叫沛沛，我哥哥叫耿军）。后来，彦冰家搬走了。两对儿国际夫妻
搬走了。于是我们大雅宝就大调整了一番。杭州美术学院那时候还叫中央美术学院
华东分院，他们学校搞工艺美术和实用美术方面的教授，都调到北京来了。

    我们院儿就更热闹了，一天晚上一下子搬来了三家：图案教授袁迈先生，他家
的老大叫袁骥，老二叫袁骢，老三是个女孩子，大名袁珊，小名干脆就是俩字儿—
—胖子。陶瓷教授祝大年，也是三个孩子，老大是祝重寿，小名叫毛毛，老二也叫
小弟，还有一个小妹。染织教授程尚仁，他们家只有一个女儿，叫姗姗，大名好像
是程妩珊。这是我们院儿唯一和我们同龄的女孩子，其余成帮成伙的都是浑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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