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读书者之一大助” 400 年来,由于澳门的特殊地位,成为中外文化接触的一个重要窗口。明清两 代实行闭关政策,一切从海上而来的西洋人要想进入中国,几乎都要先在澳门停留, 以等待时机。由于这个缘故,许多中外交流史上的第一,都出现在澳门。这篇小文 要介绍的就是在澳门出版(名义上用“印刷”,而将“出版”的名义挂在伦敦)的 世界上第一部汉英-英汉对照大词典。西方传教士到中国来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学 中文,学不好中文就传不了教。因此许多人都学会了讲一口流利的官话,甚至熟谙 中国复杂的方言。先行者为了使后来者易于学会这种“世界上最难的语言”,就致 力于编纂中外对照辞典或中文学习手册。而澳门在19世纪时,正是出版印刷这些词 书的重要地点之一,对中外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其中从1815年到1823年才 出齐的一部英汉大词典,尤其是澳门文化史上值得纪念的一件事。因为这不但是世 界上出版最早的英汉对照词典,而且卷帙浩繁,内容丰富,至今仍有重要参考价值。 马礼逊(R .Morrison)是第一个来华的基督教新教传教士,英国人。先前在 伦敦时,已经学了一些中文,到中国以后继续刻苦学习。 他是1807年到中国的,五年以后,中文已经相当精通,就着手编辑出版英汉词 典了。当时出版这种词典是一件大事,因为光中文字模的铸造就要花很多钱。该词 典为10开本,六大卷,总页数将近5000页,即使用今天的眼光来看,也是一部煌煌 巨著。为了出版这部书,由英国东印度公司资助了12000 英镑之钜,总共才印了600 部。 将近200 年过去,这部书存世已经很少。据我所知,在上海,只有基督教三自 爱国运动委员会附属图书馆有一部(该图书馆还有许多好书,可惜即将闭馆)。由 于原书难得,许多人并未亲眼看过,不知详情。这部词典的英文名字是“Dictionary of Chinese Language” (可译为汉语词典或中文词典)。全书分成三部(Part),第一部的中文名称 是《字典》,分三卷(Volume);第二部的中文名称是《五车韵府》,分两卷。第 一二两部都是汉英词典,第一部按部首排列,第二部分以声韵为序。第三部无中文 名,是英汉词典,一卷。因为这是有史以来第一部汉英-英汉对照的词典,内容又 超出一般字典只释词义的范围,带有百科全书的味道,所以长期以来,一直为人所 重视。 其中第二部分的第一卷(第二卷是附录性质)在伦敦与上海被单独重版多次, 版式也多种多样。到清末,上海点石斋也影印出版几次。直到民国年间,因为国人 与洋人编纂的英汉-汉英词典种类已经很多,该词典释义日显陈旧,才不再重印。 对一般人而言,词典是一种工具书,按照“器惟求新”的原则,应该是越新越 好,因为老词典的释义已经与现实不副,自然失去使用价值。但对研究者来说,老 词典却是一种重要的史料和语料。晚清以来西方的事物与概念大量涌入,这些事物 与概念原来都是中土所无,用中文如何表现?相反,西洋人来到中国,也看到许多 西方所没有的风俗习惯,听到许多他们不懂的经典故事,他们又如何将其反映在自 己的语言上?对这样的疑问进行探讨不但是饶有兴味的事,而且是研究中外文化交 流必须弄明白的课题。 举一个小例子说,“面包”是西洋引进的新食品。原来没有这个词,最早是谁 将bread 译为面包的?许多人从历史文献找材料,发现在1846年梁廷所写的《海 国四说》中就有了这个词。但如果查马礼逊词典的第三部分,就知道这个词至迟在 1822年就已经出现了。如果面包一词是马礼逊发明,证明他有见识,一锤定音;如 果不是他发明,而是他最先记录下来,也有“首发”的功劳。当然也有译不出来的 情况,如ethics(今译伦理)一词,在中国没有相应的概念,如何译? 于是只好换一个方式,先译ethical writing 为劝善之书,再用英语解释与 ethics相近的中国人的观念。无论可译不可译,都反映了汉英两种语言初期接触的 实况,所以对今天的研究极其有用。 至于从汉语词译成英语词,情况则不同。马礼逊尽可用其对中文的理解来译成 相应的英语词,虽然其间因两种文化的差异较大而困难重重,但到底只要能够理解, 就大致可译。即使不能将汉语词对译成英语的一个单词,也可以用一大堆话来将该 汉语词翻译解释出来。马礼逊起初野心颇大,《字典》部分的第一卷,完全是照百 科全书来做的,一个“学”字的释文与英译竟达30来页之多,其中不但有子曰诗云 中与“学”字相关连的词组与句子,甚至连“学生多者,各自回家,不许在路聚顽” 这样的话也译了出来。因此光这第一卷就差不多编了四年,若照此速度下去,光《 字典》部分就得花上20来年,因为它收字达4 万余。因此计划不得不大作修改,在 出完《字典》第一卷后,改出《五车韵府》,以应急需。后来《字典》的第二三两 卷,就大多只简单地解释汉字字义而已,而把词义的翻译放在《五车韵府》里,这 一部分收字万余(异体字不计),词组也有所削减,百科内容也少了,但即使如此, 篇幅仍有1000多页之钜。 在古代中国,识字是少数人的事,因此所有字书中的例句都从经史文献而来, 间或采用子集二部,但绝不会有村语俗言,不会有日常生活中的事物。而马礼逊词 典除了可以作为研究中英语言接触史的上佳资料外,另一可贵之处,就在于它收录 了大量的日常用语与普通事物与一般人的观念。在马礼逊当时有其实用的目的,即 不但要西洋人理解中国的大文化,还要能够应付日常需要。设想一个传教士如果在 布道时,能够自如地使用中国的谚语俗话,其效果岂不更佳。所以在词里不惮其烦, 登载了许多平常的东西,如将中国常见的花卉近两百种,并按其开放的月份排列, 置于flower条下;如在解释“劝善之书” 时,抄录了《关圣帝君觉世真经》全文;如在上引“学”字的条目下,把八股 文如何做法也放了进去,还记录了当时流行的“读书十诫”,即“莫分志、莫牵事、 莫懈惰、莫间断、莫妄想、莫枯守、莫多言、莫间出、莫高诵、莫呆坐。”如在 “子”字的条目下,则有“逆子还生忤逆儿”与“檐前雨滴水,滴滴翻来照旧痕” 这样的俗话。 这样一些当时人司空见惯的事物与陈词滥调,是不大会有人将其记载下来的。 一两百年以后,社会的变迁已经将这些陈芝麻烂谷子涤荡无遗,遂使后世人对当时 也许是极为普通的情景茫然无知。而对于当时的外国人来说,那些事物和语言都很 新鲜,就将其记录下来。这些记录就成了有用的史料了。因此夸大一点说,马礼逊 的这部词典使得两百年前的中国社会面貌的某些侧面如在眼前。马氏自己对此也颇 自负,在《字典》的扉页上还引了一句中国人的对该书的赞语:“博雅好古之儒有 所据以为考究,斯亦善读书者之一大助。”当然马礼逊能使自己的词典做到这样的 水平,除了自己倾注大量心血以外,还有中国已有的字书做蓝本,还有中国的学者 的襄助,这都是不该忽视的。 可惜这样一部大书由于太稀罕,遂使许多人不能加以利用,尤其是研究中外文 化交流史与语言学的学者还有不少人从未与闻,即使有些知道此书的,也因未见原 本而以讹传讹。因此我建议,如果有出版社能从学术研究出发,牺牲一点商业利益, 将其影印出来,套用一句老话来说,真是嘉惠士林(其实许多旧中外词典都值得影 印,日本出版界早已做到这点)。何况这也是对澳门回归的一种极有意义的纪念方 式。 ---------- 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