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敦煌
藏经洞发现一百周年之际，敦煌又成热门话题。对于国人心中的这段痛史，我
印象最深的有两点。
第一，敦煌是中华文物的顶级宝库，但是，这个宝库中的一大部分文物已经不
在敦煌，也不在中国，而是流散到世界各地了。特别是在二十世纪的前二十年间，
外国学者纷纷来到这里进行掠夺性考察，把珍贵文物运回自己国家，致使莫高窟的
数百件壁画和塑像，藏经洞里的数万件文书，近千幅唐宋佛画，现今分散收藏在英、
法、俄、日、美等十多个国家的四十几家博物馆和研究机构中。一个民族的文化遗
产遭到如此严重的肢解，这在现代史上是罕见的。
第二，敦煌学是国际上的显学，但是，这门以中国古代文化为研究对象的多分
支学科的大本营却不在中国，而在譬如说日本或者法国。这当然是敦煌文物流散的
一个直接后果，使得一些西方学者得以捷足先登，占山为王。在此不利形势下，中
国敦煌学的起步就成了中国学者到海外追寻、抄写、研究文献的过程。由于政治动
乱频繁和经济贫困，中国学者即使在这方面也是举步维艰，拥有的条件完全不能与
日本学者相比。所以，在日本汗牛充栋的敦煌学著作面前，中国已有的成果至少在
数量上显得十分可怜，以至于日本学者敢于理直气壮地宣称：“敦煌在中国，敦煌
学在日本。”
面对以上事实，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当然感到痛心，同时又时常陷入深思。我
不断问自己一个问题：在1900年王道士发现藏经洞之后，假如没有斯坦因、伯希和
等人相继来盗宝，洞内这些珍贵经卷和文书的命运会如何？答案几乎不容置疑：一
定会更惨。这个结论由一件事便可推断，便是1909年中国政府接管了藏经洞之后，
决定把劫后剩余藏品运交京师图书馆保管，结果是从敦煌到北京，这批卷子一路遭
劫，劫掠者都是以权谋私乃至监守自盗的官员和名流。斯坦因和伯希和盗走的文物
至少都缴给了各自的国家，被他们的博物馆精心收藏起来，日后尚可供赏析研究，
而这些同胞所获的赃物却统统进了私宅，然后又大量地流失于市场，敦煌这一部分
藏品的数量和面貌已经成了永远不可知的谜。
我无意替斯坦因等人辩护。他们当年获取敦煌文书的手段绝非光明正大，说得
上坑蒙拐骗，他们的考古挖掘不乏破坏性行为，他们运走中国文物更是属于帝国主
义行径。但是，我承认我的心情是矛盾的。藏经洞发现之时，清朝政权处在风雨飘
摇、朝不保夕之中，地方政府极其昏庸，看守莫高窟的王道士又如此愚昧无知，这
一切已经注定了洞内藏品的悲惨命运。外国考察家在那个时候到来，完完全全是乘
虚而入，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他们满载而归。而如果他们不来，在那种混乱的局
面下，藏品也几乎必定会被我们自己的同胞糟蹋殆尽。像斯坦因这样的人毕竟是懂
行之人，他知道这些文物的珍贵价值，他在每次考察后撰写和出版详尽的考古报告，
并把相关材料交由沙畹等专家整理刊布，便是最好的证明。伯希和更是一代汉学大
师，虽然他没有把主要精力放在敦煌学上，但他在懂得敦煌文物的价值方面绝不
逊于斯坦因。在当时的中国，肯定有学术能力不亚于甚至超过他们的人，例如
罗振玉和王国维。可是，也正是在当时的中国，以区区布衣的微弱力量是无论如何
抵御不了全局性的腐败的。因此，封闭了几乎一千年的藏经洞真是开启得不是时候，
等待着它的宝藏的只有两种前途，不是沦落异国，便是毁于故乡。出于民族自尊心，
我坚决反对前一种结局。但是，如果我真正珍惜这些文化遗产，我就不得不两害相
权取其轻，宁愿它们被保存着而不是被毁灭掉，哪怕是保存在中国之外的某些地方。
只要它们还存在着，就有回来的可能，即使回不来，也比不存在好得多。
历史不容假设，发生了的事终究已经发生了。可是，我忍不住还要作第二个假
设：如果莫高窟第十六窟甬道左墙没有在一百年前的那一天裂出一条缝，如果这条
缝推迟三十年甚至一百年裂出，从而把藏经洞的发现也相应推迟，情况是否会好得
多？回答似乎应该是肯定的。然而，想到在我们今天的各种重大工程方案中，文物保
护仍被摆在非常次要的位置上，想到各地不断发生的目光短浅的和利欲熏心的破坏
文物事件，我的信心又有了一点动摇。以我们今日的国力和觉悟，敦煌文物大规模
外流这样的事情的确不会发生了。但是，如果我们没有进一步的觉悟，不但对民族
负责，而且对人类负责，中国境内的一切历史遗物，不管是露在地面上的还是仍然
埋在地下的，不但把它们看做民族的财产，而且把它们看做人类的文化遗产，如果
我们没有这样的觉悟，它们在我们这里就始终是非常不安全的。我们已经很当然地
认为外国人掠走中国文物是对我们的民族犯罪，有朝一日倘若我们还当然地认为中
国人破坏中国文物是对人类犯罪，我们才算真正从敦煌痛史中吸取了教训。
在事隔将近一个世纪后的今天，流散在外国的敦煌文献的主体部分业已整理出
版，并且正陆续翻译成中文。遥想当年罗振玉、王国维等人奔走于八宝胡同——伯
希和在京的临时居处——的匆忙身影，董康、胡适、郑振铎、王重民等人在国外图
书馆里埋头抄录的辛勤姿势，相比之下，中国今日的研究者的条件不知要好了多少
倍。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敦煌文献已经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财产，因而也能被中
国学者共享了。那么，我期望中国的敦煌学研究会有一个大的发展，以此证明我要
提出的第三个假设：如果敦煌文献未曾大规模外流，敦煌学的大本营就不会在日本
或者法国。
2000.9
读鲁迅的不同眼光
我第一次通读鲁迅的作品，是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的1967年。那时候，
我的好友郭世英因为被学校里的“造反派”当做“专政”的对象，受到孤立和经常
的骚扰，精神上十分苦闷，便有一位朋友建议他做一件可以排遣苦闷的事——编辑
鲁迅语录。郭世英欣然从命，并且拉我一起来做。在几个月的时间里，我们兴致勃
勃地投入了这项工作，其步骤是各人先通读全集，抄录卡片，然后两人对初选内容
展开讨论，进行取舍和分类。我们的态度都很认真，在前海西街的那个深院里，常
常响起我们愉快而激烈的争吵声。我们使用的全集是他父亲的藏书，上面有郭沫若
阅读时画的记号。有时候，郭世英会指着画了记号的某处笑着说：“瞧，尽挑毛病。”
他还常对我说起一些掌故，其中之一是，他听父亲说，鲁迅那首著名的《自题小像
》的主题并非通常所解释的爱国，而是写鲁迅自己的一段爱情心史的。当然，在当
时的政治环境里，这些话只能私下说说，传出去是会惹祸的。
鲁迅在中国大陆的命运十分奇特。由于毛泽东的推崇，他成了不容置疑的旗帜
和圣人。在“文革”初期，民间盛行编辑语录，除了革命领袖之外，也只有鲁迅享
有被编的资格了。当时社会上流传的鲁迅语录有好多种，一律突出“革命”主题，
被用做批“走资派”和打派仗的武器。与它们相比，我和郭世英编的不但内容丰富
得多，而且视角也是超脱的。可惜的是，最后它不仅没有出版，而且那厚厚的一摞
稿子也不知去向了。
现在我重提往事，不只是出于怀旧，而是想说明一个事实：即使我们这些当时
被看做不“革命”的学生，也是喜欢鲁迅的。在大学一年级时，我曾问郭世英最喜
欢哪个中国现代作家，郭沫若的这个儿子毫不犹豫地回答：“鲁迅。”可是，正是
因为大学一年级时的思想表现，他被判做按照“内部矛盾”处理的“反动”学生，
并因此在“文革”中被“造反派”整死，时在编辑鲁迅语录一年之后。郭世英最喜
欢的外国作家是尼采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而我们知道，鲁迅也是极喜欢这两人的。
由于受到另一种熏陶，我们读鲁迅也就有了另一种眼光。在我们的心目中，鲁迅不
只是一个嫉恶如仇的社会斗士，更是一个洞察人生之真实困境的精神先知。后来我
对尼采有了更多的了解，也就更能体会鲁迅喜欢他的原因了。虚无及对虚无的反抗，
孤独及孤独中的充实，正是这两位巨人的最深邃的相通之处。
近一、二十年来，对于鲁迅的解读渐见丰富起来，他的精神的更深层面越来越
被注意到了。鲁迅不再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唯一者”，他从宝座上走下来，开
始享受到作为一个真正的伟人应有的权利，那就是不断被重新解释。而这意味着，
没有人据有做出唯一解释的特权。我当然相信，鲁迅若地下有知，他一定会满意这
样的变化的，因为他将因此而获得更多的真知音，并摆脱掉至今尚未绝迹的那些借
他的名字唬人的假勇士。
2001.8
亦凡公益图书馆(shuku.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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