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离开学校（代跋）
张旻
我1982年初大学毕业后，至1998年夏，一直在上海安亭师范学校工作，历时16
年半。那一所有80年校龄的大学校，建在安亭乡下，离城30余里。最初半年我是被
它借用，关系则落在城里一所中学。这里还有一段情节：当时我们几个一块从上海
师大中文系毕业的同乡，别人都留在城里，就我一人内定要派往乡下中学，给我说
明的理由是那所中学的校长亲自挑选了我，就好像我中了头彩。我虽然心怀不满，
但这种解释倒很中听。不过我父亲不相信，他到教育局去提意见。结果，果然，别
人都如期拿到了报到通知，就我的通知晚来了两个星期。我的分配改了，我也留城，
但仍要先下乡（改为那所师范学校）呆半年。谁也没有想到，包括我自己，半年后，
我却主动留在了那儿，没有回城。
我在那儿留下不是因为在同事中找到了女朋友，也不是因为和学生（尤其如貌
美可爱的女生）依依不舍。的确，对青年男教师来说，发生这种情况很平常。我有
一个朋友，就是因为在学校呆了一年后为前途着想跳槽改行，日后长久心怀遗憾。
不过我当时还没有这种机会，在八十年代上半段，上海郊区的师范学校还基本都是
男生，我记得我们学校当时的四年级，八个班有四个男生班，我教的一年级，每班
也只有五六个女生，而且当时学习好的女生，有实力和男生竞争人校的，一般都不
是长得漂亮的。校园里出现美女如云的景象是以后的事。很奇怪，作为一种对应，
当时学校里的青年女教师一般也都不漂亮。当然后来这种情况也有所改观。
我在那所学校留下的主要原因还是对独立生活的向往。这种情结最早是在我10
岁时被发现并得到培养。那年母亲因“历史问题”被隔离审查，父亲也因政治问题
被遣下乡，我和弟弟两个小孩在家过了一年半，直至母亲“平反”回家。后来，中
学毕业时，已有独立生活印记的我立刻主动报名响应号召上山下乡。我去了一个地
名叫“曹王”的公社。两年后，我考上了大学。那年我同时报名参军，并通过了体
检。
当年，我感觉那所学校的氛围很适合我。这是一所市属大学校，有所谓悠久的
历史和光荣传统，但是它在陶行知办学思想的指导下，盖在了一片农田间，距小镇
安亭都有半小时路程，据老教师说，过去（不清楚具体何年）他们到嘉定要摇船去。
所以这个交通闭塞、环境优美的地方有点像世外桃源。记得当时学校里有一位叫尤
学忠的语文老师，此人曾是右派那会儿已改正，写了一个颂扬新时代的话剧剧本《
春》，我们上大学时好像老师还布置我们讨论过，尤老师后来又写小说，但那些学
校题材的小说没有像剧本那么走俏，尤老师就常不无抱怨地说，这儿的学生不典型。
尤老师这话道出了一部分事实，即那所学校的学生（其实也包括老师），由于环境
的封闭而有点特别。但对文学创作来说，这也许是更有利的因素。当然，尤老师用
他毕生所接受的“典型”标准来衡量，他的无奈也有道理。而对我来说，我当时还
没开始写作，我最后留下来是从自己的性情出发。的确，不要说和上海中心地区相
比，就是和我所居住的嘉定相比，安亭师范学校也很封闭。但是，那儿有城市难得
的宜人的景色和清新的空气，而且，我今天还认为，10年前，那所学校的学生和当
地老师（其中也有外来户，在当地成家立业的）都比较纯朴，不像外边的人那么庸
俗势利。对我这个喜爱读书、写作的人来说，对我这个渴望有一个安静自由的环境
的人来说，那儿岂不正合我意。而且，在工作上，由于师范学校不讲升学率，我们
可以摆脱应试教育体制的控制，充分张扬个性，尽情发挥。我参加工作后的第二年
就写了一篇洋洋数万言的教研论文《作文教学之我见》，1984年，我以这篇论文和
两堂公开课，参加了上海市师范系统青年教师评比并获一等奖。
我在那所学校的前10年生活特别令人怀念。在那儿我结识了几个特别有意思的
人并成为终身的朋友。张洲平，比我晚来半年，上师大的校友，此人身体很棒，酷
爱运动，也具文采，平常颇得女孩好感。从表面上看，这是一个有点玩世不恭的当
代典型的城市青年，但实际上这人内心深藏古典式的执著追求（对女孩）和脆弱的
回避（对城市），他最终追随一位华东师大毕业的美貌才女到山清水秀的浙江丽水
安了家。作为同道中人，当年我是他的积极支持者。李功，也是那年来到安师，他
只呆了两年，但这期间我们的交往奠定了今后长久的友谊。我们经常一块作深夜长
谈，共同主持学校的文学社，每天下午一起在球场上活动。李功情绪容易冲动，敢
作敢为，不惧困难，我从未见过像他这么思维敏捷、激情洋溢、在学问上涉猎如此
广泛。工作效率如此之高的人。李功其实是个既简单、又极为复杂的人，感情丰富，
性格倔强，所以他容易“上当”，“觉悟”也快且深。李功能一眼看清“事物本质”
的天才的灵敏和自信，常令人惊叹。李功的讲课更具思想和情绪的冲击力，令学生
仰慕。后来，李功在中国文坛迅速崛起并成为一个最具争议性的人物，这种情形可
说早在安师就峥嵘尽露，他的《高加林论》就是83年写的。那两年，和李功的交往，
印象至深。
由于住宿在学校，白天不必到办公室上班，宿舍就是自己的办公室，学校又不
坐班。我十分喜欢这样。白天除了上课（一周八节），一般我人都在宿舍，一心读
书和写作。我在安师基本一个人独住。有一段，我的宿舍紧靠校园北墙，窗后是树
林，门前是花圃，围墙外面是蓝天绿野。我曾在小说《枪》中描绘过这个环境。有
一次，《上海文学》的金宇澄到我学校来玩，我和他坐在宿舍门前的场地上喝茶，
他也喜欢静的，但他还是看看周围对我说，你这儿太静了，我不习惯。我的多篇小
说和长篇小说《情戒》都写于那儿。
到了下午四点，该出门活动了。大多数青年教师这时都出现在各类运动场所，
通常我能参加的有篮球和乒乓球，后者还是我的强项。晚上，有好多年，通常洗过
澡，吃过晚饭，我又回到宿舍用功。在学校我几乎从不看电视，不喜欢打牌和下棋。
当然，有时我们聊天，有同事，学生。后来我发现，像我这样性格的男教师，能聊
的同事大多数是男的，而学生大多数是女的——客观情况是，87年后，男生大面积
退出师范类院校的竞争，校园里几乎只有女生。
变化在不知不觉中发生。我的朋友一个一个调走了。而进入九十年代后，由于
上海的小学人学人数骤减，小学教师队伍出现饱和并过剩，师范学校忽然面临合并
趋势。我们学校总算保存下来，但为弥补生源不足的大缺口，每年都去外地招收
“委培生”，生源质量大幅下降。到了1998年，这所有80年校史的老牌师范学校终
于寿终正寝，撤校改制为华东师范大学安亭附中。这时，我已在这所学校度过了16
年，在宣布此事的那次教师会议上，我面对惶惶然的同事和领导，心里忽然产生一
个无比浪漫的想法：学校不存在了，我也该走了！好像我的使命就是和这所学校一
块度过它的最后16年。再者，此时我已39岁，面前的学生却还是年轻，就像我刚来
时那样，甚至还要漂亮得多，我感到，一个男人长久呆在校园里是可笑的，是自己
的笑柄。于是，1998年夏天，在安师上完最后一天班，在它撤牌的日子，我调了单
位。
2000．3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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