刹那芳华

                             作者：芳袭

    四十年代沦陷时期的上海，在一栋老式花园洋房里，有那么一个女子。她世
出名门，家业显赫。凭借如此特殊的成长过程，加以自身早慧与细腻的心思，看
尽沧桑浮沉，参透人情冷暖，近而促成令人惊悉与叹赏的文字，流芳后世。

    这个女子便是张爱玲。她在当代文学史上的出现有如她跌荡起伏的一生，充
满传奇。然而，正如这世上不会有无源之水一样，张爱玲的灿烂绽放自然也不是
莫名。这其中不免要牵扯到深邃的历史以及现实的笼罩。

    A.早期抑制下的悲观色彩

    张爱玲的出生根连三大贵胄家庭。父亲是个遗少型的花花公子，母亲则活力
开放，崇尚西洋文化，是南京水师提督的女儿。不难想象，这般旧封建与新时尚
无交融点的苟合，自是不会长久。而后，母亲离婚远走异国，留下幼稚懵懂的爱
玲饱受继母虐待，父亲毒打。无奈之下，爱玲欲逃离家庭寻找母亲，后随姑姑一
起生活，从此，身居豪门贵族过着孤独而凄凉的日子。这一切的一切无一不在张
爱玲年幼的心灵中投下道道难以磨灭的阴影，以至于作家成年后不断产生创作冲
动，借以文字来宣泄，对现实的种种不满作出极端敏感的攻击、刻画和揭露。不
由自主地，也会将潜意识里对早期家庭破碎，父母寡情留存的抑郁与愤恨，有意
贴近她所勾勒的人物形象，融入作品当中。例如，《金锁记》那位冷漠的母亲七
巧，不惜精力百般刁难女儿长安的婚嫁。悲痛之余，长安那句“早晚要出乱子，
早晚要决裂”又透着怎样的一种心酸与无望。再说《多少恨》中的虞老先生，为
了敛财，终日以女儿家茵的幸福作赌注，四处搬弄是非，最后逼得女儿不得不远
走他乡，结束那本应十分美好的爱情，言语间流露的无能为力又何止这凄清的一
两声可以概括。可以说，张爱玲的悲观色彩是与“生”俱来的，并且沿着岁月走
过的足迹一天天深刻，深刻。

    所以，她有言：“死声契阔，与自成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是一首悲哀
的诗，然而它的人生态度又是何等肯定。我不喜欢壮烈。我是喜欢悲壮，更喜欢
苍凉壮烈只是力，没有美，似乎缺少人性。悲哀则如大红大绿的配色，是一种强
烈的对照。

    B.文风执着的世俗关怀

    每当文坛呼唤人文关怀，人文激情的时候，张爱玲便被抬出来作例证。他们
说，张爱玲很大部分成功源自于她执着的世俗关怀。在那个战火硝烟的年代，张
爱玲依然保持着她一贯的漠然作风，以一种冷眼旁观、静穆挑剔的眼光猜度众生。
她不问政事，只管自顾自地一头陷下去，倾心弄她的“平民文学”。她写家庭争
端、写人间情缘、写大男人、写小女人，林林总总的似乎总是离不开那些俗事。
在《公寓生活记趣》里，她说：“我喜欢听市声。”城市中，摩肩接踵的人和事，
街角边洋溢着煮南瓜的气味、弄堂里烧火做饭的丫头仆人、谁家传出的婴儿啼哭。
这样百态千姿的人气，确是她所钟爱。

    张爱玲是有着执着的世俗关怀的，她以自身敏锐的视角与细腻的心思，洞悉
人情冷暖，往往看似极其清淡的一句便可深入人心，这在她的作品中也是屡见不
鲜。例如：《倾城之恋》中的一段：这一天，在深夜里，她已经上床多时，只是
翻来覆去。好不容易朦胧了一会儿，床头的电话铃突然朗朗响了起来。她一听，
却是柳原的声音，道：“我爱你。”就挂断了。流苏心跳得扑通扑通，握住了耳
机，发了一会儿楞，方才轻轻地把它放回原处。谁知刚搁上去，又是铃声大作。
她再度拿起听筒，柳原在那边问道，“我忘了问你一声，你爱我吗？”还有，
《沉香屑——第一炉香》薇龙的一句：我爱你，关你什么事？细细想来，莫不都
是些家长里短，骨子里裹着点儿世俗的油滑，但一经张爱玲笔下却是别有一番情
怀。

    当然，不能否认这种深为大众称道的“世俗关怀”恰恰也限制了她笔调的多
变。于此，张爱玲自有一番解释——《自己的文章》：“一般所说：”时代的纪
念碑‘那样的作品，我是写不出的，也不打算写，……我甚至只是写些男女之间
的小事情，我的作品里没有战争，也没有革命。我以为人在恋爱的时候，是比在
战争或革命的时候更素朴，也更放肆的。“

    胡琴咿咿呀呀拉着，在万盏等的夜晚，道不尽的孰是孰非——不问也罢。

    C.若隐若现的洋场情调

    读张爱玲的文字多了，便会发现，她所有故事的发生地点无非只有两个：上
海和香港。而就是香港，也只是作为往返于上海的一个铺垫出现，其中价值可见
寥寥。在张爱玲眼里，上海是天堂也是地狱，是家园也是囚牢，衣食无忧的都市
生活使得她善于以一个“上海人”视角审视世界，深入骨髓的小资产阶级情结时
时昭然面上，她的毕生在上海仿佛就全部完成，至于爱恨得失似乎也都是为上海
而来。“只有上海人能够懂得我的文不达意的地方”：“我这种拘拘束束的苦乐
是属于小资产阶级的。每一次看到‘小市民’的字样我就局促地想到自己。”张
爱玲如是说。

    的确，四十年代的上海充斥着太多的浮华与诱惑，满眼都是纸醉金迷，狂敛
豪奢。出身名门的张爱玲自幼深居大宅，可谓看不尽的华丽珠翠与没落沧桑。耳
濡目染，贯通到写作中时难免要参差一些极具特色的洋场风情。之于人物：她穿
着一件白洋纱旗袍，滚一道窄窄的蓝边——深蓝与白，很有点仆闻的味道。（
《封锁》）之于景物：迎面高高竖起了下期预告的五彩广告牌，下面簇拥掩映着
一些棕榈盆栽，立体式的圆座子，张灯结彩，堆得像个菊花山。上面涌现出一个
剪出的巨大女像，女人含这眼泪。（《多少恨》）

    无论是花样年华的旗袍亦或灯红酒绿的街市，都足以映出一幅大都市跳跃而
贫血的情调，在眼前若隐若现。

    D.中西合并的文化熏陶

    张爱玲对古典文学可谓有着深厚的根基，而由于早期受母亲影响较早地接触
西方文化。她从三岁开始就可以背诵唐诗，八岁便读完了《红楼梦》，成年之后，
对诸如《金瓶梅》、《海上花列传》等中国旧小说也有所喜爱。尤其是《红楼梦》
几乎每隔三四年都要读一次，浸淫极深。

    在张爱玲的小说中，不难发现载有《红楼梦》的影子。傅雷先生也曾针对张
爱玲的创作给予了犀利而公正的告诫，他说：“文学遗产记忆过于清楚，是作者
的另一危机。把旧小说的文体运用到创作中来，虽在适当的限度内不无情趣，究
竟近于完火，一不留神，艺术会被它烧毁的。”就以《金锁记》为例，此篇虽得
到傅雷先生的肯定，并堪称文学史上比较成功的一次仿效，但其中少奶丫鬟人物
的言谈举止、心理塑造仍都沾染着《红楼梦》的印记。

    对于西方文化，张爱玲则偏爱英国作家毛姆的小说。或许是因为，毛姆的身
世与她如出一辙，且也以写平凡人的生活琐事见常。她的《红玫瑰与白玫瑰》就
明显受到毛姆小说《宝贝》的启迪，佟振保这个人物的塑造与《宝贝》中那个在
内政部供职的体面的官员一样，同属道貌岸然之人。

    可见，中西合并的文化熏陶在她才思泉涌的创作之路上也起到不可泯灭的作
用。

    事实上，张爱玲真正的辉煌只有短暂的两年（1943—1945），而她留给后人
的却是无限的遐思与流连。

    六十多年前的月亮早已沉了下去，六十多年前的故事也该结束了，可，六十
多年前的那个人儿还没完——还没完。年轻的人想着六十年多前的她该是从尘埃
处翩翩开放的花，身着月白蝉翼纱旗袍，脚蹬绯红真丝绣花鞋，伴着旧时留声机
泻下的浅唱低吟踩出优雅的狐步舞，袖舞夕下，化作一道美丽而苍凉的手势。老
年人回忆中的六十多年前的她是孤冷傲艳的，如水中倒影般，浮生若梦，亦真亦
幻。然而，隔着六十多年的蹉跎路往回看，再好的人儿也不免带点凄凉。

    如是，刹那芳华。

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