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高的耳朵
作者:潘无依
夏日的阳光,照在大街上,照在大街上的建筑物上,照在光着膀子拉车的男
人的裸背上,照在穿着露脐衫女人的胳膊上,让我看到了凡高向日葵里的颜色。
事实上,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到处弥漫着这种金黄色,就在与母亲去买菜的时
候,那个卖咸菜的老头不停地夸他的菜“蜡黄”,在他将一把金黄的咸菜递给我
的时候,我发现不仅仅是塑料袋上沾着金黄色,他的十个手指上也象是在黄色染
料里染过似的;
我们的中文系教授给我们讲授《荷马史诗》的时候,我发现他的牙齿上也就
是这种颜色;同学聚会,我们在“香格里拉”饭店吃火锅的时候,我又发现这煮
出来的汤也是金黄色的;假日,在度假村游泳的时候,水面也有蓝绿色变成了向
日葵里的颜色。在我们的空气中到处吹拂着向日葵的气息,这时再强的阳光也显
得微不足道了。
那个夏天,我的生活也拥有了这种向日葵的颜色,当时,我是艺专二年级的
学生,我想生命的颜色就该是这样的。
周末的时候,我有时会去一家名叫“凡高艺术吧”的咖啡馆去喝咖啡。
这家咖啡馆的装饰也没有什么特别,只是它的墙上订上了密条,我想这应该
就是竹席,老板大概是喜欢把床挂在墙上。这些密条上挂满了画。事实上,这并
不是真的手工油画,只是从某本画册上剪下来的几幅图片,不是其他人的,正是
凡高的。我喜欢去那里,就是因为有些贴在上面的图片正是我拥有的唯一的一本
意大利版的进口画册上的。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当所有的窗子都打开的时候,阳光
照在竹席上,整个咖啡馆就象是一个大汤盆,盛满了金色。事实上,这是我的想
象,因为老板从未打开过所有的窗户,我并没有看见阳光从窗户射进这个咖啡馆
的情景,因为我每次这家咖啡馆都是在晚上。
我去咖啡馆选择的位置就是南面窗口下的一个二人小桌。选择这里不仅仅是
因为坐在窗口能看见窗外来来往往的人群,而是这个桌子的上方就挂着凡高割掉
耳朵时的自画像,窗外灯光射进来的时候,偶尔会看到一点金黄色。
我去的时候,这个桌子总是空着的。来这里的情侣都不敢坐这个位置,生怕
自己的男人也象凡高那样割掉一个耳朵。
咖啡馆的老板说:要是老这样空着总不行。
我常去那里喝咖啡,与老板也混熟了。
我说:老板,你应该往墙上挂真正的油画。
老板说:这年头,画家都下岗了。
我说我认识一个还没有上岗的青年画家,或许我能搞到几幅。不知老板有什
么样的要求?
老板说了只要价格便宜,画得象就可以了。
我说我这个要求不算太高,或许能行。
回到家后,我从画室里整理了几幅临摹凡高的作品,除了《向日葵》。到了
周末,就给老板送去了。老板戴上了眼睛,研究了好一阵子,说:就留下吧。
我说:这是我的画。
老板说:这就更好办了。这些画的钱我就不付现金给你了,就用喝咖啡来划
帐吧。一幅画的消费也就是你到这个桌子旁坐上两回。
我说:如果我是两个人来呢?
那你只能坐一回。
确切的说就是:我一幅画的价值就等于来这里免费喝上两杯咖啡。
想来也好,反正挂在家里也是挂着,挂在这里还能喝上两杯咖啡,也划得来,
于是我就决定每个周末来这里喝咖啡。周末的时候,这里比较的热闹,经常是一
些成群结队的少男少女来这里打牌。很少有人与我一样,是一个人来的。
我坐的这张桌子上方仍然是挂着凡高的自画像,不同的是,这是我亲手画的。
周末,我又去了咖啡馆,但是,那次桌子没有空着,凡高从画上走下来了,我以
为是看花了眼,就扭了他一把。
他的一声叫,惊动了正在打红五的几个青年。
老板说:对不起,这个位子是小姐预定的,请先生换个地方。
我说:老板,今天我的帐上就划去两杯咖啡。
那个男人吃惊地望着我,没有说话。
老板走后,我问他:你觉得这里的环境是更真实了,还是更虚假了。
真实了,因为画是真的。
我说:你就是凡高。
他指了指上面的画:但是,我比他多一个耳朵。
凡高就是你。我从化妆袋里掏出一面小镜子:你看看。
这时,我才发觉墙上挂着的凡高的脸就是一个中式的脸,没有人考证过,或
许凡高的基因来源于东方。我才想起我的化妆袋里刚刚买了一块白色的丝巾,我
立即取出丝巾绑在他的耳朵上。
他对着镜子里的男人说:我真的是凡高。
我坐下来的时候,服务员给我门递上了两杯咖啡与一小碟的水果,这是老板
为庆祝六一免费赠送的,我虽然不是儿童,但是老板说因为我是学生,也特地赠
送了一碟。过了这个周末,就得花上十块钱买上这一碟了。
他说:认识你真高兴,我是xx公司的美术总监。他把手伸进上衣的口袋里,
显然是要掏出一张名片来。
我立即站起来说道:我不想知道你的身份,或许这样显得更真实。
他又将伸进口袋的手缩了回去,端起了那杯咖啡。
那个晚上,我与凡高对着坐了好久,我说要请他去我的画室看看我的向日葵,
我把我的地址告诉了他,临走的时候,我才发现没有取下他耳朵上的白色丝巾。
男人笑了:我就这样裹着丝巾回去吧。
我也笑了,竟然真的忘了将那块白色丝巾取下来来。
又一个周末,我没有去咖啡馆,因为我要抓紧时间完成我的一幅大型人体创
作。
有人来敲门,我又见到了凡高,他说是来还我这块丝巾的。
我的画室充满了色彩,墙上挂着《向日葵》的摹本。整个画室就象是凡高的
展览馆,除了他的画,还是他的画。
他说:你是凡高迷?
我说:不能说是迷,简直就是痴。
他坐在了我的一张破旧的红木凳子上。
我说:凡高的模特当年就是坐在这样的凳子上的。
他说:那我就当一回你的模特吧。
我想谁都想做凡高的模特,没想到,如今凡高要做我的模特,那我不是成了
凡高的凡高了吗?我说这样也好,这个世界上除了凡高就没有为他画过肖像了,
我就当一回凡高吧。我说不用多说什么,立即就干。
桌子上正好有一支赭石色颜料,我立即拧开它,也顾不上调色板在哪里,就
放在一个玻璃的烟缸里调起了色,我想艺术家就该是这样的,激情来的时候,挡
也挡不住。凡高当年画画的时候,还不是用蜡烛插在帽子上当太阳。
我们面对着面,灯光投射出的光线虽然比较强,可是仍然比不上凡高眼里的
太阳。这时,我发现他看着我的时候,就象凡高看着他深爱着的妓女,尽管她只
是一个妓女。他眼里的蓝色立即让我想到凡高画室里的那个蓝色花瓶上的光泽。
他没有说话,我的画就在无声中完成,这只是一张色彩的肖像速写。在我画
上最后一笔色彩的时候,他从椅子上站起来,他看着自己的肖像说:这大概就是
凡高没有割掉耳朵时候的自画像。
我说:你看到墙上的向日葵了吗?当年是你为高更画的,现在的这些就是我
为你画的。
他朝墙上看去。
让我们就在这里做爱吧。我说道。
我想或许爱情就是应该在这样的金色中萌生。
他将目光从墙上转移的时候,我已经抱住了他。
让我们就在凡高的自画像面前做爱吧。
我们真的那样做了,但是,除了凡高就没有人知道了。(我说的是画里的凡
高。)
我想要一个小凡高。我突然产生这样一个念头,我们应该在凡高的肖像面前
要一个小凡高。我想,真的这样的话,我就一定把他培养成一个中国新世纪的凡
高。
我说:我们能否这样要一个小凡高?
他没有回答。
这时候,我突然又有了另一个疑问:为什么人们在谈论男女的关系时,要用
黄色来形容?我怎么也搞不明白男人与女人又与黄色有什么关连?因为我发现我
们彼此没有穿衣服的时候,整个人体的颜色大概是灰的。或许我们的祖先是戴着
黄色的面具做爱的。要么,我们的祖先使用的避孕套就是黄色的。
我只记得他是凌晨两点半走的,因为他走的时候,打翻了我的一个调色盒,
这使我的地板上散发着被打翻了的水果沙拉的味道。
半个多月后,我在寝室床前的柜子里找到一包卫生棉,我想这个东西要是不
带上,肯定会让寝室里的人笑话我有病。我将红色的水粉颜料涂在上面,用红色
颜料来充当血液已不是第一次了。那个时候,我就用红色颜料涂在手腕上,涂在
刀子上,装成自杀,原因是我的父亲不让我去外地旅游。现在我选择这种做法是
因为我不想让同学们知道我怀上了一个小凡高。我根本没有把这条红色的卫生棉
垫在裤档里,因为老师说红色颜料有毒。我把这条红色的卫生棉扔进厕所的时候,
正巧我们的寝室长喇叭在一旁等厕所用。
她问我这次怎么推迟了?
我问她怎么会知道的?
她说上个月她比我早来一天。
我想只要喇叭相信就行了。因为她知道就意味着另外的同学也能知道了。不
然,她还能叫喇叭?
我想既然我已经有了小凡高,我就应该为小凡高做点什么。就在我们去附近
乡村写生的时候,我对我们班的鸟大哥说了,我想要一些向日葵,放在画室里寻
找凡高的感觉。他表示赞成,说赴汤蹈火也要为我搞到一点。
事实上,我已经买下了一些,不过真的实在是没有卖,我的房间里已经都是
向日葵的黄色了,这些黄色不够耀眼,我觉得小凡高是需要真正耀眼的柠檬黄颜
色。
班里的同学都已经知道我需要向日葵了,他们都被我这种对凡高艺术的痴狂
感动了,他们说我或许就是将来的一个女凡高。我想其实我就要成为一个小凡高
的母亲了。
我们的鸟大哥真的象一只扑翅的雄鸟,他就在农民的眼皮底下拔下了两棵硕
大的向日葵。正在他要往我们学校跑的时候,被手拿着锄头的老农的一句大声喝
斥吓地跪在了地上,起来的时候,两个膝盖上留下了两块向日葵大小的红色。
老农追过来的时候,吓了一跳:我还以为是隔壁细毛家的黑猫来偷吃玉米。
鸟大哥将两束向日葵送到我手上的时候,膝盖上还流着血,他说:我的膝盖
成了红色向日葵了,你也该把它陈列到画室里去。
我把他请到画室里帮他包扎伤口。这时候,喇叭带着寝室里的几个同学来了,
手里都拿着一束向日葵。
我们在向日葵的色彩中,探讨着凡高的绘画艺术,可谁也不知道我的身体里
就有着一个鲜活跳动的小凡高。为了掩盖这个事实,我就整天与他们蹦蹦跳跳,
甚至骑着自行车绕山路。
同学们也都被蒙过去了,可是,我担心小腹会一天天地大起来,我想这可不
是办法。我想我必须得找到凡高,问他该怎么办?
如果真的要生下这个小凡高的话,那么就意味着我要中途辍学,谁来承担两
个人的生活?我显然是做不了事情。
临近期末了,同学们都紧张地复习功课,这个学校就是这样,一到考试的时
候,校园里就开始有读书的声音了,躲在树荫底下接吻的热血青年就渐渐少了,
捧着书本的多了。
七月的一个晚上,我发现天上根本就没有星星,我又一次去了咖啡馆,我想
或许这个地方能找到他。
咖啡馆生意不错,老板见到我就热情的招呼我,他说谢谢我的画,这使他增
添了不少生意。
我还是坐在原来那个地方,可是这次我没有遇到他。
我问老板:那个凡高来过没有。
老板说:就是你请他喝咖啡的那个?
我说:是的,我想找他。
就是在装璜公司干的那个?
我向小姐要了一杯爱尔兰咖啡。
窗外的霓虹灯正在闪烁,我想他是否在霓虹灯下寻找我的身影。事实上这样
的想法纯粹就是在自慰,他要是想见我,完全可以来画室找我。我突然感到一阵
恐惧,他说过他是有家室的,他说过他的小孩就在某个小学里念书,他说他的妻
子是一个善良温顺的女人,他很爱她。但事实是我必须得找到他,因为他毕竟是
孩子的父亲。
这时,对面的一家小酒店关门了,我想大概快是凌晨了。时间就在我的想念
中随着咖啡杯的冷却而游走。
我招呼小姐划帐,这时老板走过来对我说:这是你帐上最后一杯咖啡了。这
也就意味着下次我坐在那个小桌子前就得花上二十块人民币。在一首欧美流行曲
《昔日从现》的旋律中,我走出了咖啡厅。
暑假终于来了,我的期末考试除了油画与素描,其他的文化课都挂上了红灯。
这个城市的装璜公司真多,几乎隔一百米就有一家,我想这可能就是新时代
居民生活水平的重要体现。
问了几家大的装璜公司都没有打听到这个人,几家小一点的公司也问过了,
事实上连美术总监是干什么的都不知道。可是,咖啡馆老板说,肯定没有错,他
是在一家装璜公司担任美术总监。
我想这第十六家装璜公司或许能给我带来好运。事实上这根本不能说是公司,
也就是几个外地人合租的一家店面,上面用红色的油漆写着几个大字“宏达装璜
公司”。
出来招呼我的正是他们公司的经理,给我递上了一张名片,听说我想找他们
的美术总监,以为可能会带来一笔大生意,就把我带到了他工作的地方。
他正用油漆在马路上的一堵即将拆迁的水泥墙上写大字:宏达装璜,富丽堂
皇。
看到我,他差点儿从梯子上摔下来。
他的脸在阳光下显得苍老与疲惫,他的整个身子已经胖得象他身边的油漆桶
了。事实上,他的脸也圆了,没有想到,分开这么几个月,他就从凡高摇身一变,
就成了一个露天的胖油漆工。
我说我已经有了你的孩子。
他没有说话。
我想他要真是凡高,他应该愿意为我割下一个耳朵。
我立即从手提包里掏出一把美工刀,递给了他:你有没有勇气割下你的耳朵。
他突然一阵颤抖,扔下了刀子,大声嚷道:你是疯子。然后,撒腿就跑。
你不是凡高。我大声喊到。
我望着阳光下那八个大字,嗅到了一股被太阳醺烤过的焦味。
我没敢回画室,我怕见到挂在墙上的向日葵。我决定要去乡下,将这个小东
西给做了。
乡下有一种专门为国家计划生育做贡献的医生,不过农民叫他们“郎中”。
在一个老同学的介绍下,我找到了一个专门做人流手术的郎中。这个郎中快半百
了,因为他两鬓的头发也已经开始花白了。他戴上了老花眼镜,在我的身体内部
摸索一阵后,我就在床上躺了半个月。
我可以站立行走的时候,就去了画室。
天气依然晴朗,但是阳光并非是柠檬黄的颜色,大多还是偏向于橙色,还有
淡紫色。我推开画室的木门,一股腐烂的气味就翕入鼻孔。墙上挂着的的向日葵
都已萎去,挂在墙上的凡高自画像已经掉在了地上,布满了灰尘。
惟独花瓶里的塑料向日葵正在向阳开放,而且开得很灿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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