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思文人相轻丑陋现象的渊源

　　古时候学问人称“士”，而“士”又通“仕”，于是，做官便成了“士”的追
求的目标。这就是做学问的最初动机。有了这个动机，便开始了学问与政治之间千
丝万缕的关系。所谓“仕途险恶”，说明中国历代的学问人既有灿烂的前程，也有
悲惨的遭遇。纵观历史，悲惨之处往往是文人之间互相争夺有限的生存空间而自相
残杀的结果。
　　本文试图从先秦历史追述揭示其本源。
　　这种现象的起因是学问成了商品或者说资本。在先秦，自然科学和玄学大体上
来讲，被认为是雕虫小技，摆不上台面的。两千多年前，当古希腊人在研究物质世
界的客观规律、古印度人在研究魂灵与神明时，中国的学问人便已经开始在思考治
国之道，包括政治、社会和伦理。先秦之世，群雄争霸。时值弃“大同”而“家天
下”后，天下显露“离心”弊端的顶峰之时。各路诸侯为顺应变动，纷纷谋求变法，
为学问成为商品和武器提供了市场。各家均主张“学以致用”，这里“用”的实质
便是为诸侯君王所欣赏。各家巨子无不奔走游说、阐述自家学说，这就像是推销商
品。推销学说的同时，还推销自己。无非就是希望君王诸侯能接纳自己的学说，从
而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生活水平。首先表现为务实之法家大兴：李悝、公孙连、
吴起、商鞅、申不害、邹忌分事魏、赵、楚、秦、韩、齐。虽见识各有千秋，然均
为政学、治术。上述多人都在变革的同时成名就列，得益非浅。其中齐邹忌、秦商
鞅的作用犹为显著，使所事之国一度成为东西两强。与此同时，儒、墨、道等各家
也纷纷出动，竭力推销。由于机缘（市场）有限，各家巨子在推销的同时还互相问
难、进行辩驳，是为“相轻”之始也。故，其时之文人，无不练得伶牙俐齿，均为
口若悬河之雄辩大家。如言拙口吃之韩非，实属特例。自此，学问的商品性质发挥
到了极至。往往一介布衣之说，若能得君侯垂青，便可影响整整一国，成名就列。
是为后世文人所津津乐道。然，文人自相残杀之史也拉开了序幕。
　　此现象之发端者，乃儒、墨显学之争，墨出于儒而后反儒，竭力与儒家唱反调。
两派一度得王宠，后儒家一贯主张仁政德政，不合争霸富国强兵之时宜；墨家后期
走向自然科学的“雕虫小技”之学，均曾郁郁不得志。老聃创立的道家，传到此世
为适应商品化，内部搏杀分化，发展出一个足以与儒墨显学相抗衡的学派，那就是
所谓的黄老之学——稷下道家。除此之外的阴阳、名、农、纵横、杂、小说六家均
因以“雕虫小技”为长而不登主流之列，即使争鸣，也只一个回合便头破血流。春
秋之时，战争犹如演戏，颇有艺术气息，双方注重礼节，往往一日便了。到了战国
时代，便成了现代战争般的残忍。文坛亦是如此，先是交流、探讨，发展到你死我
活、性命攸关。韩非之学虽成日后大秦“官学”，却遭李斯谗害，追求仕途却丢了
性命便是一例。“学以致用”的理想是美好的，然而，能否“用”是要付出代价，
此后，除元、清蛮寇治下不论，秦焚万书、汉黜百家、魏晋畸礼兴玄、大唐佛学与
儒道时溶时斥、北宋范仲淹的庆历新政、王安石变法尊儒、南宋禁锢朱熹理学、明
朝理学革命遭难、东林兴衰。除天子好恶外，都有文人相互责难、手足相残因素在
其中。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文人的另一种姿态，那便是“归隐”.这种姿态的表象，通常
是标榜洁身自好、保持正直的人格和气节。其实不难看出，尚“归隐”之士多为落
魄文人，自叹怀才不遇者，也就是说在以学问为资本的竞争中落败了的。比方庄周，
明知自家学说不可能为当时踌躇满志的诸霸所用，便归隐了，归隐了还要到处与人
辩论。这中间隐约流露出与“主流”的强烈不满、不同政见，或者说是鄙夷主流学
说。至少是不合作态度。
　　新近西洋新学大兴，传统的“文人”概念仅仅专指从事历史文学研究的人了。
主流新学中无论是以前的“主义”还是最近的“第一生产力”之自然科学技术，文
人似乎离政治越来越远了去。然而那个丑陋的传统是否还在被无谓地延续着呢？当
今之世，再去承袭那个恶习，何苦来哉！

　　 2000-01-11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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