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真成 刚入梦乡,就被一阵铃声惊醒。懊恼地爬了起来。话筒里传来了“老柳吗?我 是香港小陈呀!”仍是那么耳熟,只是有些喑哑。就这么着,瞌睡虫一股脑儿地给 赶跑了,涌上来的是一种被打动了的疚愧:已有多少次这样的电话了。虽说扰了清 梦,可千里传音,不单是问候,还眼巴巴地一直盼我前去会聚叙旧呢。这份情意, 能不叫人感动? 即使是国际“长话”,他也还是那么叨叨着,为我设计如何来穗或去港,还说 什么“你快来吧,来回路费我全包了。”如此咄咄,叫人未免有点不是滋味。正说 着,忽又打住:“三姐很想念你,她就在我身边,要和你说话。” 一个颤颤的声音叫了我一声,拖曳着,只这一声,心儿仿佛像是让人给熨了一 下,顿时暖烘烘地。 啊,我的诚弟,我的三姐……………… 我和陈真成相识是在白湖农场三大队卫生所。当时我患双腿麻痹症,他在我之 后,是来作痔疮切除手术的。 白湖是一个劳改犯开垦出来的圩区,四面环水。大队卫生所就盖在姥山坡地上, 块石叠成,隔成一间间。真成虽不与我同室,但他的“怪”是出了名的:比如那不 合时宜的洁癖,身上容不得一点泥迹污斑,动不动就要拍拍打打,洗洗擦擦。可这 是劳改队呀,若在地里拉屎,擦屁股就用叶子或土疙瘩,一套囚衣蓝的穿成了黑的, 盐渍斑斑。那算得是极正常的呢。能有谁个像他?更让人受不了的,是打饭回来: 别人猴急得不行,呼噜噜一扫而光,他却慢嚼细咽,不改斯文,有时,家里寄来了 邮包,独个儿品尝,也不看一眼周围,真叫人馋嫉气恨不打一处来。碗盆呢,擦拭 得锃亮,不像别人那样,舐了又舐,干脆都不用洗了。于是,理所当然地,他被看 作是“非我族类”,为此,便得天天面对各种眼神和难料的叵测--听说,在中队时, 他就多次与人争斗殴打,不怕挨揍,不怕禁闭,是出了名的剌儿头。事后想来,这 种孤癖自洁,桀骜不驯的态度,对于他,未始不是一种不甘于随流入浊而作的自我 防护。划地为牢,置身于卑污险恶,好人变坏,坏人变毒。而毁掉一个人的最好的 办法,便是从精神上压垮他!饥饿、苦役、凌辱,更还有那别出心裁的“以毒攻毒” 等等等等,人的尊严,人的知识,包括人的理智全都淹没于求生的挣扎和邪恶的兽 性之中!想必是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以孤傲,以洁身自好为依恃相对抗--白眼对冷 眼,尖刻对利牙,且一旦发作,吼叫连连,趋身欲博,极为冲动。这副模样,倒也 有一定的威吓效用,叫人轻易不敢冒犯,只好转入了背后的窃窃私议。 身已卑贱,却如此傲岸,从干部、医生到周围犯人,竟然无一能让他看得上眼 的。愤世嫉俗,出言不逊,惩戒对他并没多大作用,管教干部也觉头痛。我想,若 不是他痔疮严重,连行走都困难,兴许老早就打发他出院归队了。 我与他就这样在姥山下相遇了。或许是从别人处听说了我的“老右”身份,他 便多存了一份心。一天,当我柱着双拐在院中走动,他与我搭上了话。按照惯例, 私下交谈案情是“犯律”的,但那也没能封住了犯人们的咀。于是我得知了他是广 州人,分配在合肥市体育学校当教师,文化大革命开始,毛主席号召:“造反有理”, 各种派系林立,他画了学校书记的漫画,那人怀恨在心,伙同一些人以一个莫须有 的罪名--“猥亵幼女”,稀里湖涂地被“锒铛”了起来,正值全民大动乱,无须调 查核实,仅凭一面之词草草结案,判处十五年徒刑,押送到了白湖。叙述时,他并 不咬牙切齿,忿恨难平,而显得有些凄冷与自嘲。 “你说,我们是不是太傻了,白白地做了无谓的牺牲?” 不说“我”,而说“我们”--他这是把我当作可以推心的自己人了。 那意思是:我落入于“鸣放”的罗网,而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跌入了陷阱。 虽有不同,但都是“政治运动”这块砧板上的鱼肉。这就是当时的领会。我想,这 十年大牢算是没白蹲,他倒是悟出点什么来了。 即使是在卫生所,我们的交往也须小心翼翼,到处都有阴窥的眼睛和耸起的耳 朵。在这非常之地,一切都处于预定的掌握之中,完全由不得自己。人们就像关在 匣子里被人撩拨得张开大牙的蟋蟀,只有互咬,没有退让,只有疯狂,没有理喻。 无须动脑,纯粹是一种下意识--只求能多吃一口,少挨几下。如果说有什么盘算的 话,那就是想方设法去听去打探,而后偷偷递小条子,这叫“积极靠拢政府”,时 间长了,“有立功表现”,宽严大会上或许就会叫着自己的名字,减掉个一二年吧? 那是1977年。全国连续十年高烧不退,已濒临崩溃。粉碎“四人帮”之举犹如 晴空炸雷,形势陡变,曙光一线。农场处于社会底层,得风气于后,但毕竟也有所 闻。报上出现了“拨乱反正”的提法,这引起了各种猜测和波动。犯人们咬耳朵的 多起来了,不难看出气氛有些不同于往常;干部呢,疑惑观望,吃不准政策会有什 么变化,管理上不免就有些放松。一天早晨,陈真成找了我,要我帮他写一份申诉 材料。他是个聪明人,懂得及时地抓住骨节眼儿--“机不可失”嘛!他口述事实经 过,并保存了可作佐证的的材料。为那莫须有的诬陷,他可说是痛心疾首:“我宁 可加二十年的刑,定我反革命的罪,也比背这种罪名好。” 我假装写批判稿,把字涂写得符咒似的谁也认不出来,然后偷偷又抄写了一遍。 真成看了很是满意,说我不愧是在上海华东师大喝过墨水的。 几次谈话中,得知他老母在穗,二个妹妹一在学校担任领导,一是舞蹈演员, 母亲钟爱他这根独苗,不时有钱和邮包寄来。还说两个妹妹即将从数千里外赶来看 他,接见时,要设法让我也见她们一面云云。 但总究没有见成,因为,不久我就出院了。听说他手术不怎么成功,关于接见, 倒有许多绘声绘色的传闻,那只是性饥渴引起的乱嚼舌头罢了。又过了年把时间, 忽然听说真成平反了。当时他在八中队,我是七队,同在一座大墙内,却分属两个 大院,只在出工收工时偶而碰面。我正将信将疑呢,他偷着叫人带口信给我,方才 得知是确有其事的。以后的事就记不太真切了,好像我们还见过一面,谈了些什么, 他说上诉书起了作用,他是不会忘记我的;还说形势在变,我的问题也快了,出去 后会跟我联系的。望着匆匆离去的身影,我怅然若有所失。对他的许诺,我并不很 当真,能打这儿出去的人,躲着还来不及,有几个肯回过头来关照一下的? 然而,不久就有信到来,是上海的邮戳,名字也陌生,可笔迹是他的,说是给 我寄出了一盒罐头鱼--天可怜见,在过去了的二十一年里,我早已忘了“鱼”是个 什么样的滋味了。又过了一阵子,妈妈来信说有个姓陈的找上门来,说是我的好友, 详告了我的情况,妈妈听了很高兴。留他住了一天,得知广州人爱吃狗肉,买了两 条狗腿,又送他上了火车。 因他而起,我于是很有些感触:监禁劳役使人备受折磨,变得或呆痴或歹毒凶 狠,不少人自尽或瘐死。但要说“改造”,就一言难尽了。改造首先意味着要丧失 自我--否定自己,批判自己,放弃已有;其次要接受“内外科手术”:认罪,被迫 接受围墙、饥饿和繁重的劳动。到得这一步,人的理念与自信,也便随尊严权利的 丧失而荡然无存。就我二十一年的接触见闻,时间一久,绝大多数身如槁木,心似 死灰,说是行尸走肉也并不为过;有些人则钻营趋奉,‘积极靠拢’,当上了组长、 大组长或干部信得过的“杂务组人员”。他们就如昔日的“狱头”“狱霸”一般, 于大墙之内高踞众人之上,发号施令,吆三喝四,在干部的纵容下,对稍有触犯者 任意扣饭、凌辱、殴打和处罚。这些为数不多的“特权份子”是劳改队断不可缺的, 专门挑选出来为“以毒攻毒”而豢养的鹰犬。除此之外,也还有极少的“反改造份 子”。这些人不认罪,不服法,明的或暗的搞对抗。是所谓长着“花岗岩”脑袋, “准备去见上帝” 的--也是惩一儆百的“靶子” 和“典型”。陈真成的“怪”与 “倔”是出名了的。但他与我们这些内心“不服”表面“沉默”的人不同,我们是 软磨,而他是硬碰。硬碰的下场见得多了,最后若不是打滚求饶,便是半死不活或 一命呜乎!但,奇怪的是,他倒是一个例外。我的猜想,可能一半是徼幸,一半是 他那股不畏一切--或者说“一触即跳”的“火爆”性子。在犯人眼里,是个浑身长 剌的家伙,犯不着与他较劲;在干部看来,此人一般刑事问题,虽争争斗斗,却不 属典型之列。这样,虽是受尽冤屈苦难,倒也逃过了一劫又一劫。 我想,他的怪癖,他的爆烈,都说明他属于那种宁断不弯,不入污浊一类的人。 平反归来,又一个二十年过去了。昔日同挤地铺同搅大勺的难友们,各走各的, 好好坏坏,活耶死耶?音讯早断,有联系的也就二三人吧,而真成便是较为经常的 一个。回广州不久,他又迁居香港,在一家有名的公司里任职。八十年代,我陪老 母两次赴港会亲,他赶来看我时,已是面目全非:西服笔挺,风度翩翩,谈吐风生 --特别是精神状貌,与当年那剃葫芦头,穿无领衣衫,枯瘦愁蹙的小陈简直就是脱 胎换骨,变成了另一个人。在窝打老道的寓所内,我还见到了他的表姐陈尧眉女士 --一个令我难忘的,慈祥可亲,一贯以助人为乐的“三姐”。 走在铜锣湾那满是珠光宝气的大道上,我左顾右盼,一脸的少见多怪,真成碰 碰我胳膊,笑着说:“喂,老同犯,(在里头全是这么称呼的)别那么老土了。这 里和‘白湖’一样,也是四面环水,可那里是个大水牢,这里呢,是个世界级的大 吞吐港;还有一点也挺有意思的:都是‘改造’人的地方。” 我想我能领悟他话里的意思: 那是多么不同的两种改造呀! 99/10/25上午09:23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