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缘与文风

    缘者，愿也。人相识相愿而相悦，谓之缘分。移之于书，便是书缘。能与书结
缘者并非那种闲来逛逛书店，专好搜艳猎奇或寻章摘句之流，也非洋装线装陈设几
案，意在缀饰之人。能与书结缘者，其读书必如醍醐灌顶，振聋发聩，而其人必也
情甚痴，趣甚癖  .

    晋陶渊明曰：“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明代宋懋澄说
得更是俏皮：“吾妻经，妾史，奴婢而客二氏者，二年矣，然待我于枕席者文赋，
外宅儿也。”把经书作为妻室，以史书为侧房，视小说为下人，待儒佛二教为宾客，
而将文赋当作最钟爱的情人，藏娇于外屋，极为幽默风趣地表明了作者与书的情缘
及对待各种文体的亲疏态度。

    历代文人以读书、评书、写书、出书而与之结缘终生者不少。前人留下妙文奇
卷往往一唱众和，风靡市井，从而影响一代文风。古有《离骚》，以忧国忧民之心，
淋漓酣畅之笔，极尽哀怨凄绝之铺陈，读来感人至深，奉为楚词之骚体，由是开先
河，树文风，流传演变而为汉赋。又如中唐之“古文运动”，便是因韩愈之力倡而
勃发。韩之“杂著”如《原毁》、《杂说四》、《师说》等，讽时弊，斥流俗，词
锋锐利，务去陈言，一扫齐梁浮靡之音，朝野上下纷纷响应唱和，遂开创一代古朴
载道之文风。

    本世纪初，白话诗的兴起以及随后的杂文时代，前者是对欧美诗体的移植仿效，
用以挣脱旧格律旧内容的束缚，求得明白晓畅，一吐胸臆；后者以鲁迅为主将，针
对黑暗，掷以匕首投枪，；针对愚昧，予以讽剌启蒙。彼时，白话新诗如春草铺野，
而杂文蓄势以发，呼应成风，其锋芒欲禁不能。历史证明，以白话诗与杂文为形式
而形成的战斗文风，在八年抗战与反蒋斗争中所起到的宣传揭露批判鼓动  作用，
人所共知，功不可没。

    试观今日之书市，文艺作品琳琅满架，有通俗趣味类、有经典再版类、有琐事
杂感类、有钓古钩沉类。许多新作不乏精巧秀美，不乏聪黠风趣，只可惜大多轻曼
有余而凝重不足--或者说，有迎合媚俗之嫌，而缺雄劲特立之质。

    古人曰：“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为时为事都是指的反映时代
与社会。虫鱼花鸟，身边琐事诚然可写，但若以此为时尚，人人竟相如此，试问，
文风会是怎样？文学的社会作用又安在？

    世纪之交，时代的风云，社会的发展，要求作家们去投入，去感受，以其创作
的激情，使之栩栩再现。作家们不能只醉心于庭院的花草而无视工地的轰鸣；不能
只满足于随笔式的悠闲轻松而回避力作的艰苦与风险。

    今天，12亿人共乘的大船，已明确方向，拨正舵柄，环境与氛围也显得较为和
谐宽松。但愿在不远的日子里，会有使人们耳目一新，心灵为之震撼的力作；但愿
在不远的日子里，我们能有幸目睹那渐弥渐漫  ，孕育伟大史诗而影响深远的一代
文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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