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节：与亚历山大·利洛夫论改革(11)

　　这时，利洛夫已做好了继续阐述的准备。他把话题切入到剧变的关键时刻。
他说：1989年，当党内对现状非常不满的时候，作为总书记，日夫科夫实际上已
经失去了道义和人格上的威信。他年事已高，多年前动过手术，重病缠身。所以，
日夫科夫领导地位的改变已是势所必然。日夫科夫是一个政治上很灵活的领导人。
他跟赫鲁晓夫配合得很好，是好朋友。他跟勃列日涅夫关系更好，与契尔年科关
系特别好。但他跟戈尔巴乔夫有分歧。日夫科夫是一个很有经验的领导人。他对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措施很不满意。他认为戈尔巴乔夫考虑得不成熟，很轻率，很
可能要引起混乱。日夫科夫认为，戈尔巴乔夫不是一个成熟的、具备领导能力的
领导人。不光日夫科夫不喜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也不喜欢日夫科夫。在当
时条件下，保加利亚要生存，必须依靠苏联。我们80％的产品要卖到苏联。我们
大部分的原材料，需要从苏联进口，首先是石油，是由苏联保障的。每年我们要
进口1100万至1200万吨石油。还有大量天然气。我们有一个核电站，承担着保加
利亚40％的发电量，而它的原材料也要苏联提供。如果戈尔巴乔夫把这个开关旋
紧，把天然气管道、石油管道一关，保加利亚很快就要崩溃。因此，日夫科夫虽
然和戈尔巴乔夫关系不好，但又必须维持。日夫科夫有长期执政的经验，所以尽
管日夫科夫对戈尔巴乔夫的许多建议不采纳，但是他明白，如果没有戈尔巴乔夫
同意，他要继续留在保共总书记的位置上，也成问题。

　　当时的情况是，华沙条约还没有解散，经互会也还没有解散，所有东欧社会
主义国家对任何重大问题的处理，都要跟莫斯科商量。当时我们保共的政治局委
员、部长和书记处书记的推选，都要得到莫斯科批准。但是党的政治决定还是在
索菲亚而不是在莫斯科作出。一些性命攸关的问题，最终要靠我们自己决定。

　　遗憾的是，当时我们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没有像中国今天一样向世界
开放，而是紧紧地跟莫斯科绑在一起。经互会作出的决定，对每一个社会主义国
家都有约束力，要按照它的计划执行。我们的经济中间有一小部分可以跟西方联
系，但是比重很小。莫斯科的一举一动都影响我们。它在经济政治上着控制我们。

　　当然在这个时期，日夫科夫也犯了很多错误。日夫科夫要对这些错误负责任。
其中一个重要的错误，就是日夫科夫拖延或者是抵制改革。他看重的是那些老体
制，不愿意变动。那时候日夫科夫已经79岁了，经常生病，他的能力也不行了。
但遗憾的是，我们党当时对日夫科夫的辞职问题，没有作出冷静反应。头一天，
我们感谢日夫科夫同志辞职，第三天就把他开除出党，这个作法是不公正的。我
认为，随着时代的发展，历史会对日夫科夫做出一个比较公正、明智的评价。

　　关于剧变时的保加利亚共产党，利洛夫说，剧变前，我们的党员共82万人，
占人口的十分之一。可以说，党是深入到每一个基层的，并且发挥着作用。应该
说，我们党员的素质是比较高的。我们大多数党员都受过高等教育，是各个领域
的专家、工程师。党培养了一批很优秀的人才。八十年代末那几年，在索菲亚街
头，反对派举行20万人的集会，我们社会党也召开有20万人集会，与他们针锋相
对。这说明党还存在，党还起作用，还要进行抵抗。从1989年到1992年，我们社
会党发展到了100 万人。1989年，共产党失去执政地位时，只有20万党员登记。
经过这三四年，我们把最优秀的分子吸收进来，很多作家、艺术家和大学生加入
社会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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