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6节：同民主德国最后一任驻华大使的交往与交谈(2)

　　大使对中国形势的发展，抱有一种特殊的关心。他告诉我，所有关于中国的
事情他们都特别关注。现在世界上只有一个希望，那就是中国，如果中国出现错
误，你们那么大，我们没法帮助。中国每走一步，都应该考虑一千次。中国的社
会主义如果完了，那我们也没希望了。大使说，邓小平诞辰一百周年时他看了一
篇文章，有一个大讨论，其中一篇说，邓小平曾说过，最大的失误在于教育。这
个观点非常重要。现在很多人思想混乱。比如这里就有人认为，资本主义对中国
的影响会越来越大。美国人说，同中国交往多了，对中国的影响特别是对青年人
的影响也越大。

　　大使接着说，要谈社会主义，就不能不谈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国坚持了
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认为，苏联发生剧变，有国内和国际的原因。但国内的
原因是主要的，如果没有国内的原因，国际的原因不会发挥作用。中国共产党在
总结历史经验时，总会提到在发展道路上的进步。在内部原因方面，主要的问题
是，没有看到或忽视了资本主义有自己修改自己的能力。以为资本主义很快就会
崩溃。其次是，社会主义的发展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这个也没有看到。比如计划
经济集中得太厉害，行政的控制也太厉害，社会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区别看得不清
楚，轻视农业和轻工业等等。第三就是没有清楚区分党和国家的职能。集中权利
太大，腐败发生，党和群众的关系就破坏了。群众不喜欢这个党了。在国际方面，
没有经济合作。在民族政策问题做得不好（我们德国党在这个问题上一点错误也
没有犯）。戈尔巴乔夫说要改正党的错误，但他却搞右倾机会主义的东西。破坏
了党的领导地位，破坏了社会主义原则。从这个角度看，社会主义的失败不是因
为左而是因为右的错误的后果。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当时有机会来纠正社会主义
只有一个模式这个错误，当时应该开始社会主义改革的。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
揭露斯大林造成了严重后果，但他自己却没有突破斯大林思想的束缚。赫鲁晓夫
把斯大林否定了。这在当时，确实是对社会主义改革起到了引导的作用。苏联领
导人当时也作了一些努力，进行了一些经济和社会改革。但在很多方面还是把旧
体制延续了下去。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苏联的发展速度开始减慢。戈尔巴乔夫
提出改革，但他破坏了苏联七十年建设的基础。在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关系方面，
苏联的路线是僵硬的，坚持了斯大林的模式。后来一些党搞改革，可却忘记了人
民革命的基本历史意义。他们也没有区分社会主义制度和体制的区别，把它们混
作一团。当然，区分起来也不容易，因为都是一个字：SYSTEM。这样，他们的改
革就抛弃了社会主义最基本的东西——党的建设。社会主义胜利或失败的基本钥
匙，就是党。西方当然希望和迫使我们西方化。但共产党是不可战胜的。如果它
解决了自己在政治、组织和思想方面的一些问题，它就可以立于不败之地。但党
应该把自己放在群众监督之下。

　　接着，我和大使交谈的话题又转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东欧和苏联。大使说，
柏林墙真的很糟。苏联党和我们党最大的问题，是没有一个大的战略，经济的发
展只是其中一个问题。当时，人们提出要解决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谁战胜谁的问
题。我们说我们要胜利，要超过和战胜资本主义，但却没有一个完整科学的战略，
实际是跟在他们后面被动地追。比如搞原子弹等。而在经济方面，更没有慎重可
行的考虑。如何建立起一个比资本主义更先进、更活跃、更有效率和更有活力的
经济体系的问题，没有考虑清楚。有一次，勃列日涅夫在同卡达尔（匈牙利领导
人）散步时竟然说：我的将军要战争。这表明，当时勃列日涅夫们在同资本主义
的竞争中很悲观。经济上也没什么办法，与资本主义斗争也没有什么办法。实际
上，苏联不知道怎么同资本主义去斗争。那时我们也没有办法，只能建这个柏林
墙。有一次，一位中国同志问，建墙到底用了多少年？意思是说，墙建立起来后，
即使越来越高，能不能挡住资本主义，要用多少年才能最终阻断资本主义。其实
即使在当时，问题就很多。东西柏林之间是割不断的。亲属关系割不断，传统关
系也是割不断的。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很快，西德拒绝支付战争赔款。整个二战赔
款的98% ，是由东德支付的，我们负担极大。苏联驻扎在民主德国的军队，也由
我们来供给，花费很高，这是有统计的。所以，实际上我们老是跑在西方的后边。
上世纪五十年代时东西德在经济发展上差距并不大。我们的建设在某些方面搞得
不错，比如医疗，教育都搞得不错。如果从世界冷战的角度看，民德的存在，是
世界没有发生大战的重要因素。我们做了很多实质性的事情，来反对大战，阻止
世界大战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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