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9节：与迪克曼教授谈党史(2)

　　教授指出，再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德国统一社会党和苏联共产党的关系问题。
这个问题的内涵主要有两点：一是在八卷本的写作中我们已经注意到，从1937年
以后，我们德国共产党的一些同志在苏联遭受到迫害。对此，党内的同志当然大
都是了解的。但问题是，我们既要写这段历史，又不能影响我们同苏联的关系。
那个八卷本是由乌布利希领导写作的。他当时想了一个主意，就是通过写一个历
史副本，来记录这些受迫害的德共党员的名字，由此处理这个棘手问题。这个历
史副本写上了所能搜集到的在苏联遭受迫害的德国共产党员的名字，他们在苏联
或者未经审判或干脆失踪，不知下落。对这些同志，我们当然不能忘记，要写在
历史上。

　　教授说，但现在的四卷本没有采取这个办法。它是在行文中直接提到这些人
的名字的。在这部书的写作过程中，我们主管意识形态的政治局委员哈格尔同志，
特地把我和中央党校的另一个教授找去，要我们提供一个所有在苏联遭受迫害、
暗杀和失踪人员的详细名单给他。当时我们党的领导人有这样一个观点，德国统
一社会党不应该在别人之后再公布这些受迫害人的名字。我们有责任把这些人的
名单搜集起来。但是，要搜集名单，就需要查看苏联档案。当时我们曾向哈格尔
建议，是否可以建立一个人更多的小组来做这件事情。哈格尔说，不，就由你们
两个人来做。因为人一多，可能就把许多模糊的东西省略掉了。他说，等你们把
名单搞好，就由你们和我还有昂纳克几个人一起，研究这个名单，并把它报告给
党中央和政治局。教授说，哈格尔的这个意见，可以看作是对高级党校的一个信
任。

　　教授坦率地说，因为有了这样的计划，党中央曾同苏联谈判，希望他们给我
们提供档案。戈尔巴乔夫虽然提了“公开性”，但他没有给我们档案。当时这件
事是由昂纳克和哈格尔两个人负责，可见规格很高，用意也是非常明显的。他们
指示我们认真列出这个名单，是因为这牵扯到我们党的五百多个干部。可以说，
他们两人当时的目的有两个。第一向党内持怀疑态度的人证明，确实发生过这样
的事；第二向戈尔巴乔夫施加压力。你不是要搞“公开性”吗？这是有危险的。
一个党如果没有一个有根据的名单，它就没有讲话的权利。这的确是个敏感的问
题。这是我所知道的写这本书遇到的一个重要问题。另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党
史写作过程中提出，要改变对中国共产党的评价。这也涉及到苏联共产党的历史
问题。1988年时，民德和中国党的两党关系已经恢复。因此，不能不提出过去两
党关系应如何评价的问题。我们已经认识到，不能完全按照党的领导人过去的说
法，来写两党的历史关系。

　　听了迪克曼教授的阐述，我懂得了德国统一社会党“党史正本”撰写中遇到
的“难题”。其实，所有东欧国家的共产党在书写自己党史“正本”时，都绕不
过同样的问题，这是很无奈的事情。与苏联的历史瓜葛，以及苏联对这种瓜葛的
态度，不能不影响后者的历史思维和文字表述。甚至，在历史瓜葛长期无法澄清
的窘况下，东欧执政党不得不面对政治合法性的挑战。例如，波兰的“卡廷森林
案”长期不能澄清，即使大量证据已经指认，是苏联处死了那些波兰军官，波党
又多次要求苏方承认其事的情况下，苏方仍加以拖延。波兰国内的反对派抓住这
个说辞，在国内争取民众舆论，给波党政治合法性带来巨大冲击。当叶利钦最终
拿出档案，承认“卡廷森林案”是苏联所为时，已为时太晚了。波党在反对派的
“轰击”之下，已气息奄奄，很快即失去了自己的执政地位。事实上，如果没有
在东欧生活的经历，人们是很难体会苏联对这些国家的影响力和威慑力的。1989
年以前，如果失去苏联在政治、经济、军事和舆论上的支持，在冷战的大背景下，
东欧国家很难存活。由此我们可以想象，东德党在自己历史编纂上的这些考虑，
应该算是很有独立性的一个努力了。但即使如此，他们也必须顾及苏联的看法，
看苏联的脸色，从而将问题处理得相当委婉。记得胡绳先生曾在一篇重要论文中
指出，如果中国党在五十年代不是有意识地从苏联的影响下脱离开，提倡走自己
的路，那中国也会同东欧国家的命运一样，在八十年代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
动乱中，走向失败。这个话非常具有历史哲学味道。不谈政治、经济等这些大的
方面，仅仅看东欧国家写自己党历史时的顾忌，就可以体会个中艰涩了。正如教
授承认的那样，东德的党史虽不需经过苏共中央的批准，但统一社会党中央还是
很注意，有意不写那些影响同苏联关系的东西。即使如此，苏联人仍可能对有些
写法不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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