墙壁文化

                            作者：欧阳默

    教学楼前有一片小树林，有一个学期它是我们班的卫生区。经常可以在小树
林里看到那样一棵树，刻着，“××我爱你地久天长”。刻痕深陷树中，起码也
得有七八年了。那多半是男生在失恋之后的发泄行为；当然也可能是恋爱中的男
女并肩携手、花前月下时，男生当面呈给女生的海誓山盟。

    居然刻得那么深，他是用什么样的刀子刻的呢？他怎么忍心伤害树呢？所以
我想失恋男生的肇事可能性更大，他必定受到了跟树的刻痕一样深的伤害。不知
可怜的老树被迫付出的“血的代价”，是否为男生赢来女生的莞尔一笑？那渴望
爱得地久天长的一对，是否有情人终成眷属？

    在大学里，这样的有创意的“刀工”几乎随处可见。教室里的课桌，厕所里
的墙壁，都是莘莘学子们“练笔”的好园地。骂骂老师，宣泄宣泄私愤；也可以
怀着某种目的散播一两条有关某师或某生的内幕，或者只是信手胡乱地涂鸦。就
像一张街头小报，课桌成了小道消息的策源地。反正年轻人有的是力气，有的是
时间，有的是话题。

    难道大人们也跟孩子们一样，总是喜欢做涂墙画壁的游戏？我在一所大学的
外语系的教学楼墙体上，隐隐约约看到这样的字迹：“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
的话，做毛主席的好孩子”。这显然是特殊时代为我们留下的珍贵遗迹。好端端
的墙壁，为什么要刷上那么一行标语呢？中文系的教学楼上也有一行字，“鼓足
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不能否认粉刷者的真诚，但口号
在很多时候难道不是很苍白的一种声音吗？

    我很小的时候就看到农村的墙上写着，“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或者，
“计划生育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那大概正是农村计划生育抓得最紧的时期
吧，所以有的村支书就深有体会地说过，做村干部没什么鸟事，只一件工作就是
抓计划生育。至于后来那些刷在墙上的“上吊给你绳，喝药给你瓶，多生一个就
不行”，以及“宁可错抓一千，不能多生一个”之类的标语就是这样应运而生的。
这些标语我早就看在眼里，但并没有记在心里，直到写此文时它们才浮现出来—
—大概是要提醒我，乱涂乱画的不止年轻人罢。前文所引的四条标语，前面两条
自然无可厚非；那后两条可就非同寻常了，岂止一个“乱涂乱画”所能概括？

    其实堪与“树皮文化”、“课桌文化”等共享“墙壁文化”美名的，也还有
“厕所文化”。中学时候，学校西北角有一间“著名”的小厕所。我平常很少去，
在它“著名”之后，才去看过一次。原来那厕所的墙上有一个“动物世界”——
主管学生工作的学校负责人恰好都姓些朱、牛、马什么的，有人便在这里借他们
的姓氏发挥创造力，藉以谩骂领导。厕所倒因之成了一道风景，不少人宁愿不去
宿舍楼后新建的“三星级”厕所如厕，偏要去那又脏又臭的“文化厕所”里接受
“熏陶”。

    与年轻人在校园里的涂画相比，社会人员在同等事件上的恶劣、严重程度，
也是青年学生们所无法望其项背的。我现在的住处，旁边有一个公共厕所，厕所
的木制隔板及门上就写满了污言秽语，还有碳素墨水勾勒的一幅裸体女像。据说
是一群民工所为。前天到无锡去玩，在三国城的洗手间里看到的“厕所文化”就
有两条，一是那则广为流播的十六字性口诀，另一条就是云南某厂的某人“某年
到此一游”的手迹了。其他的“蹲位”说不定还有更精彩的。

    厕所毕竟是个藏污纳垢的所在。衣冠楚楚、道貌岸然的话题谈得多了，蹲在
厕所里想点糗事倒也无妨，只是别太过分。鲁迅先生的皮袍下都能榨出个“小”
字来，何况凡夫俗子、芸芸众生呢？至于公厕中的淫言秽语，正如俗语所说，
“叫唤的狗不咬人”，写的人常常也只是发泄而已。现代法律已经不按“意念”
定罪了，犯罪动机倘若仅限于念头、文字，那也还可以宽宥。连孔夫子都曾感慨，
“吾未见有好德如好色者也”。人性既已如此顽劣，你还能有什么办法。

    这种现象只能期待它减轻，不能奢望它绝迹。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人想通
过不同的途径发表不同的声音。想发表意见却又只能选择厕所的墙壁，这样的人
也实在可怜得让人同情，让人谅解。一个有破坏欲的人，或者心有郁积的人，倘
能通过对厕所的涂写和“摧残”，减弱做坏事的欲望与冲动，这倒是值得庆幸的
事情。

    好在现在的厕所已经“瓷砖化”了，除了买那种挺贵的油性笔，普通的笔已
经写不上去，有此癖好的人怕是舍不得花钱去涂鸦了。城市里的洗手间也越来越
高档，即使有人写，怕也难敌敬业的保洁员手中那湿漉漉的一方抹布呢。

    细究起来，“墙壁文化”的历史也可谓悠久矣。古代的文人骚客有酒后吟诗
作赋，并即兴挥毫于墙壁或岩石之上的雅兴；毛主席他老人家创造的“大字报”，
不也是“墙壁文化”的一种形式吗？至于课桌上、厕所里的“墙壁文化”，倘若
归结为今人的“道德水准”下降，似有不妥，因为我们不能根据一部分人的行径
观测这个时代的“道德水准”。况且有人也能从“墙壁文化”中看出“道德低下”
之外的意义来。“公婆有理，男女平权”，这是“民国女子”张爱玲在上海的电
车上看到的文字——不知道什么人用指甲在车窗的黑漆上刮出来的字。张爱玲就
从这则文字里看到了上海人的“幽默”，并以之为例证之一，说明在上海到处可
以找到“真正的性灵文字”。

    不知当年的上海，是否也有些“墙壁文化”非但让人看不出丝毫的“性灵”，
反倒散发着熏人的浊臭？张爱玲没有讲。假如今日的“墙壁文化”也能让人看到
一点儿国人的“性灵”，那倒真是我们的造化了。我在南京的一辆公交车上亲眼
看见，车厢内一个承诺优质服务的灯箱上面，画着一个流里流气的汉子——仔细
一看，原来那本是一位美女，可好事者却给她涂上了胡须和浓眉。我看不出南京
人（也可能是来宁的外地人）的“幽默”，也实在无法找到“性灵”的踪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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