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副面孔
好友
李平是我的好朋友。机构改革那阵子，他当上了县文化局长。
因为是好朋友，所以每当文化局有什么活动的时候，李平总爱把在广播站工作
的我拉去，叫我帮着宣传宣传。也正因为是好朋友，因此不管在什么场合，我总是
直呼其名。倒是他，常常在公众场合称我是“站长”，连那个“副”字都给省略了。
那天，县剧团参加地区戏剧节演出，李平又拉了我去。演出结束后，李平拉着
我一道去后台看演员。那些个演员见到李平，似乎都很熟，一口一个“李局长”的，
叫得好不亲热。我自然一如既往直呼他的大名。看完演员出来，李平便在一个没旁
人的去处，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跟我说：“你这位老兄，在别人面前么，最好还是…
…
别叫我名字吧！“
李平很有些为他不得不说出这样的话来而感到不好意思。经他这么一说，我才
猛然明白过来，为什么刚才我在那些个演员面前叫他时，他的神情有些不太对头。
我连忙一拍脑袋道：“有数了有数了！你看我这人，真是随便惯了！”
李平不自然地笑笑，说：“请不要见怪。”
“我能理解，完全能理解！”我连连说。
从此以后，在任何公众场合，我都称李平为“李局长”。时间长了，私底下也
这么叫他。李平应答自然。倒是妻，觉得我这样称呼老朋友，未免显得生分，也太
肉麻了点。我正色道：“以后你也别忘了，公开场合，一定要叫‘李局长’！”
妻愕然望着我，半晌无言。
老上级
也不知怎么回事，我阴差阳错地当上了县广播站的副站长。
虽说这官儿不大，可接触面挺广的，县委县政府常要用到广播，因此我这芝麻
绿豆官竟也颇有些知名度。
那天开会回来，路上碰到老楼。他原先是宣传部的办公室主任，后来不知什么
原因，被调到机关党委做一般干部去了。老楼是我的老上级，我在他手下干过几年，
常在他的指派下做这做那。碰见我，老楼极亲热地抓住我的手，握着，笑容四溢地
道：“站长大人，我到你手下来怎么样？就是不晓得到你手下来，象我这样的人用
不用得着？”
我又惊愕又宭迫，连连道：“唉呀，老领导！您这是说哪里话？”心想，你老
楼这是怎么啦？年纪大我十多岁，又当过我的领导，怎么说出这样的话来！
老楼却极正经地正色道：“哎，我这可是真话噢！到时候，我真到你手下来，
你可得收留收留我！你想想，机关党委这种地方，我能长久呆下去吗？所以我先在
你这里挂个号。”
我很不自然地笑着，连连点头。说真的，我不知道该怎样回答才好。
老楼又说一句：“我可是真话噢！”而后紧紧握一握我的手，松开，满面是笑
地走了。
望着老楼的背影，我忽然觉得有些滑稽：我在广播站不过是个副职，老楼跟我
说这话，有什么用！而况他还当过我的领导，真亏他说得出那番话来！
一瞬间，我感到深深的悲哀。
同学
楚生是我的同班同学，毕业后我们都分配到县机关工作，他到县人大，我到宣
传部。
我们俩的关系一直都很好，倘用“亲如兄弟”来形容，怕是一点也不过分。
楚生善交际，因此在机关工作不到半年，便常常有穿红着绿的姑娘找上门来，
与他在办公室里嘻嘻哈哈，影响人家办公。单位领导和旁人因而对他颇有些看法，
而他竟并不自知。再加上年纪轻轻的他，上班后从不晓得去打一壶水，扫一次地，
喝茶、聊天倒是挺有水平，结果转正定级时，便卡了壳。
拖了一段时间后，楚生的转正问题总算解决了，但他在县人大也呆不下去了，
于是就调到县报社，当了一名记者。楚生便风头十足地到处乱跑，参加这个会议那
个会议的，还时常带些皮包啦茶叶啦甚至更值钱的一些纪念品回来。信心十足的楚
生由此而打算在报社好好发展，还说要争取尽快入党。然而时至今日，他还未成为
一名共产党员。——这是后话，且表过不提。
结婚成家后，我们两家时常走动。但不久后，不知何故，每每我提议去楚生家
时，妻总说不去。我便刨根究底地问妻是为什么。妻起先不肯说，后来终于告诉我
说，楚生曾趁我出差时，跑来我家，跟妻说他早就对她有好感，还动手动脚的。
我震惊得说不出话来。
半晌，我恨恨地问妻：“为什么不早点跟我讲这事？”
妻自有她的道理：“你跟他是那么要好的同学，我怕跟你讲了，你一时会受不
了。”
我的确有点受不了！他妈的这世上还真有这样的东西，连“朋友之妻不可欺”
的古训都会丢到脑后！
我立即与楚生断绝了往来。只是，我没象妻希望的那样，与楚生来那么一架。
我不想闹得满城风雨。
然而县城毕竟太小了。虽说断绝了往来，但我跟楚生难免在街上碰到。记得起
初有好几次，他见到我都红了脸，——我还真没想到：他居然还会脸红！
毛校长
那天上班后，我去锅炉房打开水。在县政府机关大门口，碰到了毛校长。
毛校长是我高中时的校长。碰见他，我便恭恭敬敬地叫了一声：“毛校长！”
听到叫声，架一副深度近视镜的毛校长缓缓地转过脸来，望定我，慢悠悠地道：
“哦，原来是你呀。你在宣传部吧？我听谁讲起过的。”
我回答说“是的”，随即问毛校长是否去教育局。
毛校长说他去纪委。我诧异地问他去纪委干什么，毛校长就愤愤然地说开了：
“稀娘的，工作了这么多年，现在老都老了，居然还叫我改行做纪检工作，专门去
做得罪人头的事，真不晓得他们是怎么安排的！我都快退休了，这纪检工作，我一
点都不熟悉，你说说，这叫什么事！”
原来，毛校长已从校长的职位上退下来。不知由于什么原因，退下来后，他的
工作一直被搁着，直到一个多月后的今天，才通知他去纪委报到。
毛校长那番有些愤愤然的话，使我大为惊讶。我有些不敢相信，毛校长他居然
会在我——他从前的学生——面前说出那样的话来，这太出乎我的意外了！印象中
那位一向严肃认真、不苟言笑、正儿八经的毛校长，与眼前的这位毛校长形成强烈
的反差。
毛校长并未看出我的惊讶。他慢悠悠地问了我的情况后，叹口气道：“我听说
他们纪委打算叫我去做文字工作。到时候，看样子我还得到你这里来请教请教呢。”
我连忙说：“哎呀，毛校长，您哪能这么说！”
毛校长却极认真地道：“真的！机关这种文字工作，我从来没弄着过，有什么
办法呢？只好从头学起！”
毛校长说完，叫我赶紧打开水去。他转过身，慢慢向机关大院内走去。
我目送着毛校长，心中涌起一种无法言喻的感觉。
何县长
县文化中心大楼造了一大半的时候，因资金困难，不得不停在那儿。文化局的
几个头儿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一趟一趟只是往何县长那儿跑。何县长的口紧得很，
每次都是局里的领导提完要求，他就向他们叹苦经，说县里面的财政是吃饭财政，
只够养人头，没法办其他事情，叫文化局自己想想办法。文化局的几个头儿到处求
爷爷告奶奶的，筹措资金，但能筹到的那点钱，无异于杯水车薪。
转眼间，快到年底了，文化局的几个头儿一碰头，决定干脆拿着要求县政府拨
款的报告，集体去何县长那儿。
何县长一见是文化局的正副局长来找他，便笑道：“呵，都来啦！又是为文化
中心大楼的事吧？”
三位局长异口同声说“是”。
何县长打趣说：“这又不是少数服从多数，都来干什么？”
三位局长有点尴尬，面面相觑地坐在那儿。
还是局长先开口：“何县长，该想的办法我们都想了！现在大家对文化工作都
……
我们实在也是无路可走哇！“说着就将报告递了过去。
何县长看也没看，问道：“说吧，你们要多少？”
三位局长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他们在要求拨款的报告中并未写明具体数额，
只是想能要到多少就算多少。
何县长见状又问：“说呀，你们要多少？”
局长有点心虚似的说：“大楼要结顶，起码五十万吧！”
两位副局长连忙接口说：“对对，最起码这个数！”
何县长说：“那好，给你们八十万吧，怎么样？”
几位局长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只见何县长拿起笔，刷刷地在文化局要求
拨款的报告上签了字。
从县长办公室出来，几位局长都感到迷惑不解：何县长今天怎么变得如此慷慨
大方了呢？
好些日子以后，他们才明白个中原委：据可靠消息，何县长很快就要退下来，
到政协当主席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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