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二叔

                              作者：疯子

    我二叔因“右派”和“反革命罪”在监狱里关了十多年，出狱时精神已经失常。
父亲为了照顾不能自理的二叔，提前退休，与母亲一起回到了太行山深处的老家。
二十年前，父母才五十多岁，身体也好，我从不为他们担心什么。近几年来，父亲
来信总是流露出淡淡的愁绪：母亲得了脑萎缩病，身体越来越差；他虽无大病，但
到井台上打水已经感到很吃力了。我曾多次去信劝他带二叔回到城市生活，我们也
好有个照应。可是父亲说，二叔已经不能适应城市生活，他不可能撇下他可怜的弟
弟独享清福。我搞不明白，父亲已经是奔八十岁的人了，自顾不暇，却要为个疯人
这样委屈自己。去年春节，我和丈夫终于决定回去看看，一则想说服父母，二则也
想看看久别的故乡和近四十年未曾见面的二叔。

    当坐上北去的列车，望着窗外飞驰而过的荒野，我们的话题自然地集中到了二
叔身上。

    在我的记忆里，二叔当时在临近的村子里当小学教师。每逢假日他总是穿着雪
白的衬衣和浅灰色的中山服回家，总是给我带回许多好吃的东西。二叔教我识字；
也给我讲过许多猫儿狗儿的故事。

    二叔很喜欢看书，看起书来我喊破嗓子也不理。在我们家的老屋里有他一个大
箱子，里面盛满了他的书。那箱子是决不让我碰的。听母亲说，二叔读书很杂，天
文、地理、文学、史学、中医学等什么书都看，尤其喜欢看太极、周易之类的书。
他读书有个怪毛病，每次总要洗手，说是怕弄脏了书。说实话，小时候我并不太喜
欢我二叔。

    后采二叔考上了大学，成了我们村里的“状元”。在大学里，二叔多才多艺，
一表人才，追他的女孩也有好几个。大学毕业以后，二叔被分配到河北徐水的一所
中学里教书。时逢五十年代中期，学校开展“与党说心里话”活动，涉世不深的二
叔在讨论会上讲了一句实话：“解放这么多年了，我们那里农民的生活比解放前没
有多大的改善”。紧随而来的“反右派斗争”中，二叔和他那个年代的许多知识分
子一样，理所当然地戴上了右派的帽子。交了几年的女朋友与他划清界限分了手，
他也被开除公职，“押送原籍，劳动改造”。

    在押送返乡的路上，二叔由于不堪忍受押送人员的百般污辱和虐待，纵身跳下
了飞奔的火车。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家里人都以为二叔已不在人世。

    三年后的一个腊月天，刚下过一场大雪，奶奶在院子里扫雪。猛然间一个人闯
了进来，他满脸污垢，一头乱蓬蓬的头发；穿着破烂的秋季衣裳，浑身冻得发抖。
在阳光和白雪的反衬下，就像一个从地狱钻出来的怨鬼。奶奶被吓呆了。谁知那人
“扑通”一声给奶奶跪下，变了声地喊道：“娘呀，您不孝的儿子回来了！”。奶
奶揉揉那早已因悲伤而失神的眼，恍惚人若梦中。她那苦命的小儿子没有死，真的
回来了。母子二人抱头恸哭……

    在三年多的时间里，二叔有家不能回，东藏西躲，沿街乞讨，所受的屈辱、劫
难，只有他自己知道。

    “文革”前夕的一段时间里，二叔过得还算安稳，但那时他已经精神恍惚，时
常自言自语，也干一些叫人莫明其妙的事。村里人可怜他，安排活也随他挑。脑子
清醒时，他也帮乡亲们看看病，帮生产队理理账，偶尔还替村里的小学校代代课。
如果没有发生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二叔的遭遇也只能算他们那代人中并不鲜见的例
子。

    文革初期，二叔原单位的造反派发现他还活着，就派了四五个人把他押了回去，
当作单位阶级斗争的靶子。批斗、游街；被人当马骑，被逼学狗叫，当时造反派流
行的把戏，几乎都在二叔身上施展过。半年后二叔回来了，他的精神已经完全失常。

    六七年春季的一天，二叔迷迷糊糊地去了县城，看到广场上挤满了人，在庆祝
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鬼使神差，二叔竟冒出一句：“文化大革命有什么好庆祝
的？”。这样一句话在当时无疑是“现行反革命行为”。随后他被人扭送到了公安
局。一查，原本就是一个右派，数罪并罚，准备判他死刑。后来看他确实精神失常，
最后判了十八年监禁。监狱里他是怎么过来的，没人知道。因为那时父亲也正挨整，
自顾不暇，更不敢去看望他。

    文革结束后，二叔得以平反提前出狱。在父母的照顾下，二叔总算过了几天人
的生活。回故乡的一路上，我把所知道的二叔的一切细细说与丈夫听。我发现丈夫
的话越采越少；讲到伤心处，我们夫妻俩都流下了眼泪。

    进村时，已经是半夜。全村一片寂静，偶尔听到几声狗叫。我对村里的路太熟
悉了。令我不解的是，四十年了，它竟没有任何变化。不知怎的，一种莫名的压抑
感伴随着我，我仿佛正通过时间隧道回到我的童年。

    到家了，我敲响了门，开门的是父亲。月光下，我望着父亲的身影，宛如见到
了当年的爷爷。进了屋，我才看清父亲头发已脱光，满脸皱纹，其苍老远超出我的
想象；母亲的头发已经全白，脸上有些浮肿，只是从她那呆滞的眼神里还。能看到
往日的慈祥。刹那间，我从内心感到愧疚：这些年来，我们为生计忙忙碌碌，对父
母的关心实在太少，他们的境况比我想象的要糟得多。我急着要见二叔，父亲不肯，
说是明天早晨见也不迟。我明白，他实在不忍心让二叔的伤心事冲淡我们相逢的喜
悦。

    第二天一大早，我家的小院里热闹了起来。母亲在灶台旁忙碌着，父亲哼着京
剧段子拉着风箱。忙碌中有着一份宁静，是性急的丈夫叫开了二叔的门，打破了这
一切。二叔茫然地望着我们，一句话也不说。面对四十多年未见面的二叔，我既激
动又害怕，盯着他不断打量，想从他身上找回四十年前的踪影。但是，我办不到。
我无法想象当年那个自豪于全村人的二叔，如今成了这般模样。我含着眼泪，蹲在
他的面前问：“二叔，你还认识我吗？”二叔摇摇头。我重复着我的小名，把事先
洗好的苹果递给他；他接过苹果拿在手里看了又看，没有马上吃。母亲走了过来，
对二叔说：“吃吧，这是你侄女给你的。”二叔站了起来，郑重地给我鞠了一躬，
然后蹲在地上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母亲说，他现在只剩下了吃的心思，如同一具
行尸走肉。我哭了，嚎啕大哭。全家人也都陪着我默默地流泪。

    中午时分，在外地工作的妹妹带着她的新女婿回来了。妹夫是个军人，穿着一
身斩新的军服，显得格外英俊洒脱。他拉着父亲手问长问短十分亲热。突然，二叔
从屋里冲了出来，哆哆嗦嗦地跪在妹夫面前，用颤抖的声音说：“我认罪，我交待。
队长，可别抓我哥嫂……”。我们大家都被二叔的举动搞糊涂了，妹夫更是丈二和
尚摸不着头脑。父亲赶紧把妹夫拉进屋里，不断地向他解释：“你二叔是个疯子，
他害怕穿军装和警服的人。对不起，让你受惊了。”事态好容易平静下来，谁知二
叔却不见了，于是大家分头去找。最后，是父亲从邻居家的猪圈里把他找了回来。
他浑身的泥土和猪粪，鞋子也不知哪里去了。父亲拉着他那沾满猪粪的手，替他暖
和着，一边不断地向他解释，安慰着他那被吓飞了的魂魄。二叔睁着惊恐的眼睛，
茫然地望着父亲。

    吃晚饭时，我们与父亲商量能否把二叔送到精神病院治疗一段时间，父亲坚决
不同意，说：“他害怕医院，害怕穿白大褂的。文革期间，他被当成反革命抓进监
狱，精神已经失常，可人家不信，给他注射过大麻一类的镇定药，实施过电击，受
尽了折磨，再也不能让他受刺激了。”我和丈夫相对无语。

    二叔怕军装，怕警服，怕吉普车，怕广场和主席台，怕红色旗，怕红袖标和红
皮书。凡能使他联想到文革的一切东西，他都怕。这一怕，要么逃跑，躲避；要么
揪自己的头发，打自己的耳光，撕自己的衣服，自己往墙上撞。原本一个谦谦君子，
竟被所谓的政治运动整成了这个样子。

    马上就要过年了，我给了二叔十元钱，要他到村里的小店买点喜欢吃的东西。
快中午时，他带回了几支铅笔和几个作业本然后像贼一样躲进了他的屋。吃午饭时，
我去敲门，他不开，爬在炕上不知写些什么。父亲砸开了门，他竟没有听见，仍在
本子上不停地写着。父亲走过去，要夺下他手中的本子。二叔发了疯的挣扎，竟把
父亲推倒在地下，然后慌张地将作业本扔进了灶堂的火中。我很想知道他都写了些
什么，急忙从火中抢出那本子，可惜只拿到了烧剩下的半张纸，展开一看，竟是鲁
迅一首诗的残片：“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我明白了，二叔也有烦恼。

    从老家回来以后，我的心一直沉甸甸的。最近父亲来信说，二叔病倒了。我想
一个七十多岁的人了，也许再也爬不起来了。趁二叔还活着，我一定要为他做点什
么。我不可能替他讨回什么公道——谁也不能！但我要做些什么，必须做。反复思
考，限于自我的能力，只能以文字来记述他被人遗忘了的经历。这是我竭尽全力仅
能为他做的。

    至少我可以让他知道，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人记着他无端蒙受的屈辱与苦难。同
时谨以此文告示国人：再也不能让“文革”重演，再也不能搞那种人整人的“政治
运动”。让已经不再年轻的我们和正年轻着的后代，能够平安并尊严地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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