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人日记》的社会、病理解析

                            作者：西南隐人

    鲁迅的小说《狂人日记》深受俄国作家果戈理的同名小说《狂人日记》的影
响。它们从日记体到病态人物的内心刻划，甚至连主人公绝望时“救救孩子！”
的寄托式呼声都有相似之处。然而，这两个“狂人”的形象是有很大区别的。就
社会意义来说，鲁迅的《狂人日记》在反抗封建压迫，追求民主、人道的精神方
面比果戈理更加忧愤深广，因而也就更加具有自己的民族特色。从病理学上看，
果戈理的“狂人”患的是精神分裂症，而鲁迅的“狂人”患的则是现代医学上所
称的恐怖症，或者叫社交恐怖症。

    鲁迅的《狂人日记》通过“狂人”这一形象揭示出了残酷的封建社会的吃人
本质，从而完成了他的第一个属性——社会属性，即旧民主主义历史时期的文学
典型。而“狂人”的第二个属性——自然属性，即一个严重的恐怖症患者，其病
理方面的人道意义却很少有人关心。本文便想从社会、病理两方面来探讨一下他
的这种双重精神，并谈一谈这种“病态”型人物形象的文学意义。

    一

    “狂人”的形象是极具复杂的，除了他的民主精神、人道主义而外，在作品
广泛深刻的意义上应该首推作者强烈的反封建思想。它第一次在现代文学史上撕
破了封建社会的伪善面孔，认为中国的封建社会是一个惨无人道的吃人社会。作
品所揭示的这一精神从根本上否定了封建社会从制度到全部伦理观念的罪恶实质，
为当时的中国国民注入了一剂思想上的强心剂。

    作品在反应封建社会“吃人”的这一罪恶本质时是多方面的，“吃人”现象
无所不在。可以说，整篇作品就是从“狂人”的眼中观察周围的这些人怎样进行
策划，然后侍机对自己下手，从而最终把自己吃掉的。从历史上看，吃人的现象
更是不乏其例。象“易子而食”、“食肉寝皮”、“割股疗亲”都被“狂人”视
为吃人的罪状，甚至连古代医书上也记载有怎样吃人。通过“狂人”

    这种病态的理解和引伸，就把“吃人”社会的罪恶深度和广度展现出来了。

    从作品中我们还看到，封建社会不仅是一个“吃人”的问题，更可恶的是，
它那吃人者还要将被吃者给予一种罪名，使他们的罪恶行径得以堂而皇之，仿佛
是做了好事一般。可见，封建社会那套吃人的逻辑是何等罪恶深重，是何等的令
人发指。难怪连吃人者之间也人人自危，互相表现出凶残无度的恐惧心态。尽管
如此，作为一个具有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精神的代言人，“狂人”

    并未对所有的吃人者一概而论。他认为吃人的人当中有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
人。一种象赵贵翁和他的狗，是最坏的，是天生就有吃人本性的。他们是旧有的
顽固势力的代表。另一种象他的大哥，是可救的，是尚有一点人性的。他“要劝
转吃人的人，也先从他下手。”为了拯救这一类人的灵魂，作品第十章都是以规
劝大哥为手段，把他那脆弱的救世精神和朴素的人道主义表现得淋漓尽致。从这
一段描写不难看出作者的进化论思想。“狂人”不希望自己的亲人残忍下去，他
想规劝恶势力能改邪归正。这些发自内心的呼声表现出他对人与人那种最基本的
道义怀有一种多么强烈的渴望啊！然而遗憾的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
要想用善良来哀求这一基本的人道总是徒劳的，是行不通的。

    

    另外，我们从“狂人”的身上还可以看到一种原罪精神。这种原罪精神的根
源来自他和“吃人”的封建社会无法摆脱的血缘关系，他为这种无法摆脱的血缘
关系而痛苦悲悯。“狂人”说道：“吃人的是我哥哥！我是吃人的人的兄弟！我
自己被人吃了，可仍然是吃人的人的兄弟！”这就把他和吃人的大哥一伙无法摆
脱的亲缘关系带来的痛苦表现出来了。面对这样的境况，他所能做的只能是大声
疾呼：“你们要晓得将来是容不得吃人的人。……”

    除此之外，他还能做什么呢？这种罪恶感更是直逼心头，令人喘不过气来。
它让我们从自身内心深处检讨每一个中国国民的封建性，隐含的意义是深刻的。

    中外文学史上不乏有许多具有原罪精神的文学形象，他们往往被自己固有的、
无法摆脱的罪恶所困扰。如古希腊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中的俄狄浦斯王，
曹禺的《雷雨》中的周萍等等。

    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基督教更是宣扬人是有原罪的。凡此种种都给我们一个
启示，好象要相摆脱来自自身魔一般的原罪之命，就必须求助于外来的力量。古
希腊悲剧一度认为这是人的命运使然，是不能改变的。宗教认为用与人为善的苦
修方式能求得来世的解放。鲁迅先生似乎不相信这些，但他要寻求一条什么样的
道路却也茫然无措。所以在他笔下的“狂人”便喊出了“救救孩子！”

    这样的呼声。它是“狂人”力求摆脱罩在自己身上的痛苦所带来的求救呼声，
是在企盼一种新的社会能早日到来。这对于尚未找到更进步的世界观和思想道路
的鲁迅来说，不能不说是黑暗中一声痛苦的呐喊。

    二

    在《我怎样做起小说》一文中，鲁迅谈到《狂人日记》时说：“大约所仰仗
的全在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点医学上的知识，此外的准备，一点没有。”
从作品中分析可以看到，作者的创作来源实际上是三个方面：一是长期对社会生
活的体验和观察。它是作品的思想内容得以表现的根基和现实土壤。二是来自对
外国众多的文学作品的借鉴。当时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新兴的意识形态已在作者
的头脑中积蓄着，为他的创作在内容和形式上提供了准备。三是医学知识。这当
中有精神病理学方面的知识。

    这一部份构成了“狂人”在作品中的自然属性，即一个精神病患者。

    《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具有医学上所称的恐惧症状。恐惧症的病因很多，
它往往是特定的事件在人的精神上发生强烈的恐惧或紧张，从而对精神产生刺激，
并通过强迫压抑而固定下来。

    就主观因素而言，恐惧症患者在性格上也较一般人更具有胆小、害羞、内向、
独立性差等天然素质。它的最大病理表现就是“怕”。

    《狂人日记》的开篇就是这样表现主人公的这种“怕”的：“我不见他，已
是三十多年；今天见了，精神分外爽快。才知道以前的三十多年，全是发昏；然
而须十分小心。不然，那赵家的狗，何以看我两眼呢？”这一段写出了恐惧症患
者最具代表性的病理特征。只要一遇上任何细小的事，患者在精神上首先便敏感
地惧怕起来。然后再根据他的思维方式述说其怕的原因。尽管这种“怕”在常人
看来多么可笑，而在患者那里却是有理由的。如果作者对恐惧症及其病人没有深
入的了解和观察，是写不出这样的心理状态来的。随着作品的不断深入，作者在
刻划“狂人”的恐惧心态方面更加深入细致，似乎微小的刺激都能激起他巨大的
惧怕心理。在整个第六章，作者不写其他事件，而是用极精炼的笔墨单写“狂人”
的这种恐惧感。这一章“狂人”的恐惧心理是多层次、多方位的，它把自然界物
种之间的原始属性和残酷的凶险引入到人的社会生活中，从而曲折地揭示了那个
非人道社会的本质。

    精神病患者，其中也包括恐惧症患者还有一个最大的病理特点即“多疑”，
多疑往往导致偏执，自我禁锢，使自己不能自拔。

    多疑也是惧怕的根源，这一特征在“狂人”的身上也无所不在。

    象作品中第三章就有这样一段描写：“最奇怪的是昨天街上的那个女人，打
他的儿子，嘴里说道：”老子呀！我要咬你几口才出气！‘他眼睛却看着我。我
出了一惊，遮掩不住；那青面獠牙的一伙人，便都哄笑起来。陈老五赶上前，硬
把我拖回家中了。“

    这一节可以说是一个精神病患者最典型的心理状况。他往往把别人对自己的
害怕、躲避、远走误认为是别人在暗算他，对他施以坏心，在自己的心目中构成
一套“合情合理”的逻辑网络，从而越陷越深，不可自拔。“狂人”的多疑还表
现在对就诊的抗拒上。

    何先生给他诊了脉以后，他却这样说：“……其实我岂不知道这老头子是刽
子手扮的！无非借了看脉这名目，揣一揣肥瘠：因这功劳，也分一片肉吃。”从
医学上看，一些精神病患者为了隐瞒病情，往往都具有一种抗拒就诊的行为。

    以上这些描写都是相当符合“狂人”的病理表现的。鲁迅巧妙地把狐疑这一
精神病常见的病理现象用来表达人物的压抑感，表现在专制制度禁锢下的思想牢
狱对人性的奴役，其隐含的意义是深刻的。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当时的中国人
民的心理状态也正是这种病态的表现，是软弱而急需治愈的。这治愈的手段就是
另一种心理疗法——文艺。用其先进的世界观来改造旧有的意识，传播进步的思
想。这亦即鲁迅弃医从文的实质的动机：做中国人精神复苏和自强的思想医生。

    我们知道，在精神病中，恐怖症和强迫症等心理疾病往往要用心理分析进行
治疗。心理医生的心理分析实际上就是一项社会性很强的思想工作。它要求医生
不仅要具有自己的专业知识，而且还必须具备广泛的社会学知识和对生活的高度
热情。在心理治疗时，病人和心理医生要建立起一种和谐的关系，让病人随时将
自己的思想观念告诉医生，从而达到将潜在无意识中的早年病理情节移出潜意义，
即通常所说的移情作用。另外，治疗心理疾病还可以叫患者自己写日记，从而让
他摆脱自己行为中的敏感、重复、怀疑等病理状况，达到移情作用。因此，鲁迅
采用日记体并非偶然，日记是调整病人心理平衡的一种手段。日记和文学创作一
样，往往是个人与自己进行对话最方便、最真诚和彻底的手段。

    因此用日记体来刻划人物内心是再好不过了。鲁迅在塑造“狂人”

    这一形象时，不仅是以一个文学家，而且也是以一个心理医生的眼光来观察
“狂人”的内心世界的。从《狂人日记》不难看出，这篇日记在病理学上也是一
篇不折不扣的自我移情范本。作者在此遵循了他的医学常识，是无懈可击的。

    鲁迅说：“——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
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
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
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呐喊·自序》）作者想改变的不仅仅是象化老栓那
样愚弱的国民，象阿Q 那样“不争”的国民，象闰土那样麻木，象孔乙己那样迂
腐的国民，及陈士成终死于旧科考的范进式的国民，他也要改变病态社会下病态
的“狂人”式的国民。“救救孩子！”即是让中国的后代不要再被吃掉，不要再
象“狂人”那样生活得无能为力。

    三

    在中外文学史上，那些闪耀着人性光芒的文学形象都是在社会属性和自然属
性两方面高度完美的。人的自然属性可说是人性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的七情六欲
都在自然属性之列。社会属性能使一部作品的人物赢得广泛的典型意义，但要是
没有了自然属性，再好的人物也会变成一种图解，一种概念，作品人物也会显得
苍白，没有生机。因此，自然属性也是文学作品人物在人性上拥有永恒生命的重
要因素。古典小说《西游记》中的孙悟空表现了猴子的自然属性，八戒表现了猪
的自然属性。而郁达夫的《沉沦》和鲁迅的《狂人日记》一样，则在表现主人公
精神障碍等病理性自然属性方面达到了从未有过的高度。可以说，这些不朽的作
品都是在人的自然属性上给以充分刻划的典范。特别是《狂人日记》和《沉沦》，
它们深刻揭示的人的那种变态而畸形的精神风貌在当时的中国文坛是全新的。固
然，精神方面的疾病并不是人最根本的自然属性，但它却是中外文学家所热衷表
现的领域。

    它那种精神上和病理上的痛苦往往使我们的文学形象赢得同样长久的生命力。

    精神恐惧症的病因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非社会性的，象先天性的就是如
此。也有生活中的一些偶发事件对患者产生刺激，从而形成病兆。如交通事故带
来的突发恐惧，儿童幼小时候黑夜突遇雷电等，它们都有可能在患者的内心深处
产生一种恐惧感。对这类病人的治疗往往要进行艰苦的脱敏疗法。精神病病因的
第二个方面是社会性的。象工作关系的紧张、遭社会冷遇、受社会歧视和政治迫
害等。这些社会现象也会对人的精神产生刺激，从而种下病根。对这类病人不仅
要进行脱敏疗法，而且还要进行心理分析。由此看来，恐惧症一旦从原始的病因
状态进入到随时随地表现其病理行为时，这个患者就已经是真正意义上的精神病
患者了。

    文学史上那些具有精神疾患的形象，他们的病因多来自社会性刺激。这类形
象有一个最大的共同特点就是，作者很少让他们彻底进入纯病理状态；因为表现
纯病理状态无疑是写精神病患者的反复日常行为，没有任何文学意义；而是让他
们一只脚踏在社会土壤现实世界，另一只脚则踏在精神疾病的内心世界，在这种
两难的痛苦状态下表现人类内心的痛苦行程。象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白夜》和
《白痴》的主人公、果戈理《肖像》中的恰尔特科夫，以及郁达夫的《沉沦》中
的“我”都属于这类形象。

    就《狂人日记》来说，和以上的形象又有所不同，“狂人”

    是进入了纯病理状态的彻底的疯子，可他的病理表现为什么却具有如此强烈
的社会意义呢？我认为有以下两方面的原因：首先，产生“狂人”的现实社会具
有畸形的病态特征，它对人的心灵进行了扭曲。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产生了
“狂人”。

    无独有偶，在后来专制时期的“文化大革命”期间也曾产生过“狂人”。十
年浩劫也是一种畸形的病态社会，多少人在那种人人自危的精神压力下对社会是
恐惧的。多少人被逼疯，多少人被逼得受不了巨大的、随时都会降临的政治灾难
的打击而走上绝路。只可惜那个岁月没有更多更好的，象鲁迅那样的“心理医生”，
因为那个岁月连医生也成了“狂人”。

    其次，“狂人”的社会意义的产生还由于在传统的文化土壤中拥有“吃人”
这一社会现象。人吃人的罪恶在旧中国随处可见，特别是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它
更是写满了整部历史的字里行间。

    作品虽没有给我们提供造成他恐惧病的具体成因，但却不止一次地表现他从
历史上有关人类斗争、文献记载、医学著述等方面所说的“吃人”现象而敏感地
刺激他的恐惧心，使他对人与人之间相互友爱的那种人性信仰在心中彻底打破了，
撕毁了。这无疑是将“吃人”的社会性用自然属性表现出来，并将其放在幕后，
手法是深隐的。

    由此看来，“狂人”虽是一个彻底病理性的狂人——疯子，但由于致使他成
病的病因之一——吃人，在作者心中本身就是一个深刻的社会命题，他疯狂及其
疯狂以后随时随地的病理反应就不仅是病态的，同时也是社会性的了。从鲁迅的
这篇《狂人日记》中我们也可以感到，“五四”以来的作家们正一步步大胆正面
地去表现一种朦胧的时代精神：即从病态的社会中挣扎着追求人性的解放。

    鲁迅是一位思想缜密的文学大师，行文造句滴水不漏。他在《狂人日记》的
开篇这样写道：“……今撮录一篇，以供医家研究。”这句话看似无关紧要，其
实绝非偶然。如果真有好事的“医家”从中探其医道的话，其行为也未尝不可。
这大概亦即我在谈《狂人日记》的社会意义的同时也想看看它的病理要义的动机
罢。（本文曾发表于《贵州文史丛刊》1997年第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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