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说金庸不是才

                            作者：西南隐人

    有人问我金庸算不算才，我说金庸当然是才，而且是文学奇才。

    金庸的小说我只读过一本，就是那部将乾隆爷写成汉人之后的《书剑恩仇录》。
几天前我在书店翻到一部专门评判金庸的专著，书名记不得了，但却记得作者对
金庸的作品大为不满。他的这种评判用其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四个字——坚决反对。

    我发现聪明的金庸有两大乐趣：一是他最乐意看到读者或评论家们被自己作
品中的是是非非绕得晕头转向，一切人物个性的、情节的、历史的、宗教的和思
想的等等，凡是只要你钻进去而无法自拔的情结他都不会恼怒，不会计教。这可
不是拔刀相助的武侠精神，而是一种地地道道的文侠境界。

    我个人到是觉得应该倡导这种精神，因为中国的文人太需要这种精神了，吃
金庸的亏也在于缺少这种精神。金庸的再一大乐趣便是将其作品经营出最大的利
润来，因此可以说金庸是一位文化产业的营销高手，他的功夫在文外。

    至于金庸本人，我觉得他并不太在乎其笔下的侠客英雄如何真实与否，但他
对作品中的“造境”技术却投入了不少心血。有人想一手拿笔，一手拿剑去征服
世界——没有办到；也有人想只拿笔就去征服世界——还是没有成功。这些英雄
都产自欧洲，唯有金庸这位亚洲的中国人没敢说用他的笔去征服世界，但谁也保
不住他手中的笔会不比其笔下人物的利剑更锋利。

    最起码他的作品已经冲出亚洲，正向白人世界挺进了。单是情节的曲折，语
言的讥趣并不能完全抓住读者的心，我认为金庸靠的是文学上的“造境”

    取得成功的。因为如果作品要是没有了意境，就很难将读者带进作品特有的
环境中去。实话说，比金庸严肃得多的许多学者也写过历史小说和武侠小说，但
他们是向古人交答卷，远没有金庸那样能向今天的读者提供更切实的读物。

    有一年我请母校的一位教授到我们单位为运动员作美学报告，虽然他口头上
反对金庸，并说金庸的韦小宝这一形象最终宣告武侠救世的软弱，可我还是看得
出他对金庸的热爱。因为他也知道，金庸写武侠的初衷并非像我们大陆的作家那
样，非要对社会担当一份救世的责任不可。教授当年在课堂上对我们讲课的时候，
对金庸也是绝对否定的，那是当时教育的要求所决定，由不得他去张扬。十几年
过去了，金庸的武侠非但没有灭绝，相反还越来越汹涌，并且还杀向了中央电视
台。同时可悲的是，众多理论家所渴望的塞万提斯却始终没有出现，因此金庸笔
下的侠客们还会继续他们浪迹江湖的生活。

    满招损，谦受益。金庸不会不明白这个道理。其实金庸的作品上中央电视台
便是阳极转阴的开始，他希望下一部作品的转让费高达一亿元的愿望怕也不是那
么容易实现的。当然，从文化营销的角度来说，我当然希望他成功了。因为人之
道，损不足以奉有余也。他不乘势而上，就不可能上达于“损有余而奉不足”的
天道境界。

    反对金庸的人大多为正统的文学理论家和具有社会责任感的教育人士，真正
搞创作的作家小说家一般并不太关心金庸著作的社会性是否良好、文学性是否纯
正、历史性是否真实，更不会像那些自视高明的布道者那样站出来发几句感慨。
作家小说家会关心什么呢？就算他们能躲在家里看金庸——因为据说当今的许多
作家是不屑于同代人所写的东西的，他们也顶多只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我的
作品为什么就没有他的作品发行量大呢？

    真是怪事了。“因为大陆的作家小说家是从不会怀疑自己作品的价值和水准
的，他们只怀疑自己的作品和市场接轨的时候一定出了什么技术上的问题。

    拥有巨大的财富大概不会为金庸带来非议，因为今天这个世界金钱是主角，
人人像追星一样去追求。但金庸拥有全球最多的华人读者，这就好比高明的外科
医生拥有最丰厚的红包一样，不免要引起一些人的难受。指责收红包的人一般在
体制上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时下大陆的医生就是因为待遇偏低，又没有身价与劳
作的等值交换，这才造成了红包现象的出现。

    要想攻击收受红包的医生，最大的一招不外乎从道义上着手，因为医生的职
业是崇高的，所以你说他收红包是医德出了问题，是思想出了问题，他肯定受不
了。至于他的医术高下和待遇多少，大可不必去考虑，那自会有人去解决、去评
判，就算时间稍长点也无妨。同样的道理，叫青少年不要去读金庸和琼瑶的作品，
这也就像叫病人的家属不要向医生送红包一样软弱无力。家属倾其财力去送红包
所关心的绝不会是医疗体制是否合理，医生的待遇是否应该提高，他们所关心的
只是自己的亲人在医院是否得到最好的治疗。这是一种没有办法的办法，因为家
属和青少年读者都不可能是专家和内行。如果全社会都是专家和内行，青少年读
者和家属们也许就不会这样一厢情愿了。

    金庸是文学奇才，这样说对金庸本人来说没有任何意义，他内心肯定也是无
所谓的，顶多也就认为你不过是为了评说他方便一点而已。古代献蜀图予刘皇叔
的张松便是一奇才，那是因为他一目十行，过目不忘。就像西汉的枚皋一样，金
庸为文可谓敏疾快速，多产而狂放，其天性又喜好诙谐。如果金庸是生在中国的
汉代，其地位自然也会与东方朔郭舍人等齐名。

    然而，西汉的有幸不在于仅有此二人，西汉的有幸在于还有枚乘与司马相如
等为赋温丽的大家。这就是汉赋“狂放姿肆”与“文辞富丽”的两大风格。前者
的毛病在于行文中累句重复，多余的句子不少；后者的不足则是淹迟缓慢，就是
今天所说的有些冗长乏味。如果把金庸的武侠说成是今天文化上的不幸的话，那
西汉的有幸与今天的不幸是不能类比的。今日之不幸仅有金庸一支“狂放姿肆下
的疾速”，却见不到另一风格的“文辞富丽下的温丽迟缓”。所以说今天之不幸
乃是不幸之不幸，而并非金庸一人的独放异彩所带来的不幸。要想与金庸构成这
不幸中的有幸，是否可以用琼瑶的言情小说来进行指代呢？我不得而知。不过在
中国文学史上，从来都是大阳必有大阴的。有李白自然就有杜甫，有鲁迅自然就
有离沫若。有金庸何偿就不能有琼瑶呢——实际上琼瑶已经有了。

    反对和赞成一种文化现象都不是一种困难的事，难的是将一件事情说透而不
简单地“非此即彼”，这才是我们为文的应有态度。你可以说这是辩证法，也可
以说是儒家的中庸之道，但我更愿意认为它是佛门的中道行。

    因为只有这样，我们的看法和观点才不至于落二边见，才应该是“非对非非
对，非不非对”的圆融观点。这种治学的方法可以让我们对事物进行一种穷尽的
探索，而不会动辄就简单下结论。

    对金庸感兴趣的人当然还可以继续论道，隐人之语只是闲谈，闲谈而已。至
于金庸的作品嘛，有缘时自会多读，多读无患。

                                      2001年3 月30日于秋水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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