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权力的故事

                            作者：西南隐人

    有的人在谈到权力时总是振振有词，而且喜欢将既成事实作为索取利益的借
口，而至于那“事实”是如何来的，他们是绝口不谈的。有这么一句话叫做：
“不是我的我不要，是我的哪怕是一粒谷子我也要收回来。”试想一下，如果你
的种子是有意撒播在别人的土地上，而且事前你也没有进行锄草施肥等劳作，最
后收获的时候你突然来了，说那谷子是你的。这种情况该作何办呢？其实明眼人
一看就知道，这种人岂止是要自己那点成熟的谷子，他所要的分明是人家那曾经
无偿耕作过他的禾苗的那块土地罢了。

    这个星球上也只有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最懂得这一套，他们靠这种方式先收
取撒播在别人土地上的谷子，进而又略夺主人的土地和家园，最后自然还要主人
为他们劳作。然而遗憾的是，生活中我们的许多热衷于权力的人也学会了这一套，
由此而来的本末倒置，强盗逻辑和小市民那套痞子作风都成了他们权力的帮凶。
如果是上了点年纪，这种人想的是如何更改自己的工龄以获得高干待遇；如果是
中年人，他又会生方设法搞假文凭捞职称以此压制新锐。一旦高干的名份或职称
待遇等兑现之后，你看这类人的凶恶嘴脸便开始暴露无遗。如果再授之以一定的
权力，他们会恬不知耻大谈自己的阳谋厚黑学，也会和往日的领袖肩比如何熟谙
《通鉴》纲常。这类人就是要表白一个道理：像韩信那样做胯下的匍匐者有多么
的惬意和有前途，至于是否丑陋和别人是否感到恶心，那是不必要介意的。

    我们常说，一个人只有获得充分的自由，他才有可能获得真正的安全。如果
你是受到一种权力和势力的保护，任凭你有多么的富裕，任凭你是一人之下万人
之上，你能认为自己是安全的吗？其他人自然不会拿你怎样，但那个保护你的势
力对你未必就是一种安全。就算你心甘情愿接受这种安全，但你千万别忘了，你
的这种安全是要以牺牲自己的自由作代价的，是要先让对方的安全得到保障为前
提的。既然自由也是一个人的权利，希望这种权利是每一个人正当的要求，而不
是某一种集团的特赦和奖励。

    话又说回来了，在“文革”期间，这种自由的权利便是丧失殆尽的——特别
是思想情感上的自由。不过这些自由的丧失都算不得什么，我觉得我们这一代最
为可怜的是，受教育的自由被剥夺的那种痛苦才是最大的悲哀。归根到底，也就
是丧失了一种权利，一种在最大的权力——法律保护之下人人皆有的权利。

    记得有一年学校请了一位法院的同志来校作法制报告，那时候的法可不是今
天的法，而是公检法一体不分家的政法。那位法院的同志一上台就操着又大又响
的嗓音训话。他从台子的一头走到另一头，语言是含沙射影，措辞是针锋相对。

    以其说是作法制报告，还不如说是在训斥“阶级敌人”。台下近千名什么都
不懂的学生个个被吓得不敢出声，有的甚至休克而昏倒。这不是法制教育，而是
赤裸裸愚民时代所进行的法治教育。我们永远也不能忘，永远也不该忘记这可怕
的一幕。丧失一种教育算不得什么，接受一种恐怖的法西斯式的教育才更加可怕。
所幸的是这样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但我还是想一厢情愿地告诉世人，要警惕这种
曾经在中国大地上产生过的东西再贻害我们的子孙后代。

    在今天我们无法想象，没有法律的社会将是作何的样式。但那个时候，我们
就不得不面对政治恐惧带来的一切恶果甚至蹂躏。我刚进初中一年级的时候，全
校便在“开门办学”精神的指引下来到一个叫羊艾的劳改农场劳动，每天和那些
在服刑的刑事犯罪分子同吃同劳动，只差没有同住了。“开门办学”原是接受贫
下中农的再教育的，没想到学校竟让我们接受劳教人员的再教育。这可是犯了严
重的思想路线错误的。为此，在市里的区教育局十分恼火，但又不好马上把几个
年级的学生一下叫回来。大家知道，中国人是将错就错搞惯了的。但一些大胆的
高年级同学却不答应，而是直问学校这种让我们来和犯人一起劳动到底算什么？

    答案当然很简单：稳定是压倒一切的。

    其实在前一些警醒而大胆的家长们就说，把孩子送到学校是为了读书的，怎
么会让他们去劳动呢？我记得在学校出发之前，邻居几个同学的家长就来和我母
亲商量，看是否可以不去参加这样的劳动？对于我母亲又怎么敢有这样的行为？

    家里已经有了一个右派，如果再出个把现形反革命，一家老小岂不全完了？

    在农场开门办学的三个月时间里，同学们都很想家，但谁也不敢伸张。我们
可以想象一下，十二三岁的少年在地里背着竹筐和犯人一起采茶会是什么样的情
景？这是非常黑色幽默的。如果在传媒发达的今天，恐怕连个标题新闻都不好做。

    我们的开门办学可没有《磋砣岁月》里的那些大哥哥大姐姐们富有理想色彩
和个人的热情，甚至也不可能产生另一种意义上的浪漫。如果有一个学生突然失
踪了，或是某个女同学不见了，其后果会是怎样呢？我现在想起都后怕，不知当
时的教育工作者怎么可以做得那么理所当然，做得那么不羞愧。我们刚到农场的
时候还有部队驻守在农场，但后来部队走了以后，同学们便越来越害怕了，特别
是女同学更是不敢单独出门。为此，男同学们只好在几个年级的同学当中制造恐
慌，说家里涨了大水了，整个贵阳城陷入一片水域之中。同学们向学校施压的目
的是想让学校领导带我们提前回家，然而这一切都是徒劳的。三个月后，我们到
几里以外的一个空军基地洗了一次澡，这才算安全返城。

    这便是那个时代青少年所受的一种特殊教育，而真正的思想道德、科学理论
全都被剥夺了。为什么？就因为我们丧失了一个孩子应有的权利——做人最基本
的受教育的权利。那个时候也没有未成年人保护法，政治挂帅就是最好的法。

    说到这权力，到使我真的想起一个故事来。

    父亲五七年被打成右派以后，从此便没有了工作。摘了帽子以后，称谓上就
叫摘帽右派——也就是说，摘了帽也还是右派，真有意思。母亲一人上班养活我
们四兄妹很不容易，父亲就在街道服务站刻刻蜡纸，给人画画炭精画像，打点临
工以维持家计。在父亲打临工的一个服务站上，他喜欢每天把自己画的一幅毛主
席像用玻璃框罩起挂出来，以此告诉过路的行人，这是他的作品，这就有点像今
日的作广告了。后来父亲觉得还不够，便将自己的一张照片也放在主席像的旁边，
以说明这是作者。结果有一天，我母亲单位上的一位摄影师路过服务站门口，他
一眼便看见主席像旁边我父亲的照片。也许是出于职业上的敏感，这位摄影师迅
速将相机拿出来，并把罩有主席像和父亲照片的像框拍了下来。

    几天之后，摄影师拿着冲洗好的照片来到报务站，并对站里的同志说：你们
知道这个人是谁吗？他是我们那里的一个反革命右派分子。他怎么敢把自己的照
片和毛主席的像放在一起？他这个反革命的狗头也配和毛主席的头像放在一起吗？

    “这位同志说话可就差了，”站上的人说，“他把自己的照片和毛主席像放
在一起，这说明他敬重毛主席，热爱毛主席呀！这是好事，不是坏事呀！你说呢，
同志？”

    摄影师非常懂得悍卫自己的权力，那就是用他手中的相机做武器，随时捕捉
下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想来真是有意思，父亲的头是狗头，那我家几个兄妹的头
也自然就是小狗头了。我们不能要求社会个体的单个人都像那些政治家一样，只
要把路线错误推到某个负责人的身上就可以清算一个时代的荒谬了。我只希望具
体单个的中国人在说话做事的时候，都能以道义而不是以某种政治的标准作尺度。

    这样他们才不至于人云亦云，成为别人的工具都还不知道。至于政治家本身，
我根本就没有指望过他们有什么道义上的标准，约束他们说话做事的东西只能是
法律。不过也要看到一点，如果在一个政治高于法律的社会，你又怎么可能指望
那法律是公正的呢？看一个国家社会的法律是否公正，并不是看它的刑法民法如
何，而是要看它在政治面前是否具有自己真正的权威——即法律的权力。

    如果法权高不过政权，这个社会永远是危险的。

    换句话说，一个国家的最高政治应该是什么呢？应该是完善、维护和实施至
高无上的法权。如果法权高不过政权，那一切好听的言辞都将会被盗用，特别是
被政治所盗用。

                                       2001年6月30日于秋水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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