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比死亡更要紧的

                             作者：心乱他弟

    这两天比较热的话题，是北大山鹰社五名队员在希夏邦马峰遇难或失踪。陈文
木先生为此在论坛上发文质问：为什么北大学生，甚至戴安娜王妃的死引起新闻媒
体普遍关注，而那些矿难死者却没有得到相应的报道？难道人在死亡面前还不能平
等吗，难道媒体在这方面也是看人下菜碟？

    我觉得陈先生提出的问题很沉重，有必要自己写点什么回应一下。

    合理的推论当然是：既然人人生而平等，自当“死而平等”。因此，媒体在关
注北大学生登山死亡的消息时，也应该关注普通矿工的事故死亡。固然媒体有选择
刊登哪些消息的权利，但作为社会公器，的确不应该有所偏废。

    陈先生以大义相责，我没有太多的疑义。但以我十几年的媒体工作经历，我觉
得陈先生也许是太天真了一点。

    媒体在报道死亡消息时，我以为存在两个价值判断：一、死者是否属于有影响
力的人物；二、死者是否死于某种不公平的境地之下。很明显，戴安娜、拉宾，甚
至北大的登山队员，由于他们具有超过一般人的影响力，所以媒体会给予较多篇幅
的报道。这是媒体的公共性决定的。而那些死于非公平环境下的人，则具有另外意
义上的报道价值，这是媒体追求正义性的特点决定的。应该说，这是两种不同的价
值判断，不好硬往一块儿比较的。但陈先生责问的道理在于，的确媒体给予了前者
过多的关注，而对后一种情况似乎关注不够。

    不过我以为，这并非媒体故意有所偏废，而实在是形势使然。

    简单说吧，死人这种事情的确要紧，但还有比死人更要紧的，那就是稳定。如
果死人的事无关稳定大局，那么媒体自可敞开报道，像今次北大登山队员遇难。但
是，如果死人可能妨碍社会稳定，那么死人就得为大局让路，也算是他们为社会稳
定作出的最后贡献。媒体即使仅仅从新闻价值出发，对于那些死于不公平环境下的
人，自然也不可能无动于衷。但问题在于，关注不公平和大局稳定之间，往往是互
相矛盾的。而我们这里的思路一般倾向于，不公平的事可以慢慢解决（或者慢慢遗
忘），大局稳定却是急如星火，半点马虎不得。因此，遇到这种矛盾的时候，一般
都是给大局稳定让路，因此你就很少会在媒体上看见矿难一类的消息。

    身在媒体的人，大概都知道上边有一条禁令：遇有重大灾难事故，一律以新华
社通稿为准，不得自行采访编发消息。表面来说，新华社记者素质更高，政策把握
能力更强，因此采访也更扎实可靠；而一般媒体从业人员素质良莠不齐，难免夸大
其词误导公众，从而造成不良影响。但实质上，这个禁令的意思是，消息发布只能
通过官方渠道，按官方的说法来，不允许民间的调查力量介入。因此，本质上说这
不能叫新闻封锁，而只是新闻垄断。但我们都知道，垄断就是低效和缺乏公正的代
名词，所以，垄断跟封锁其实也没什么区别。

    这条禁令并非从来都有，不过是为稳定大局应运而生。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它
最早应该是在去年石家庄靳超如爆炸案时传达给各媒体的，不久之后又在江西一系
列鞭炮爆炸案中加以重申，遂成为一条规矩延续至今。再早的时候，比如全国通缉
张君案，还没有这条规定。但是，南方某报由于在张君案的后续报道中没有遵守这
条规定，终于招致他们内部的人事大变动。应该说，那段时间正好是新闻媒体“从
无序到有序”的调整期，现在已经调整完毕，完全纳入有序运行的轨道。

    最“有序”的时候，应该是去年广西南丹矿难的那一段时间，以至于小小一个
县委宣传部长就可以打着稳定的旗号，把大把的新闻记者拦在警戒线以外，不听话
的还可以武力驱散。最可笑的是，这么大一个事故，居然是网络媒体的记者最先取
得了关键性的突破。

    实际上目前这个禁令已经松动，大概也是上面觉得光压是不行的。今年以来的
诸多矿难，各路媒体大致都重新获得了采访的权利，而不再像去年那样，只允许新
华社记者采访发稿，其他媒体胆敢涉足即属违规，将面临处罚。尽管这也算是大势
所趋，但能够实地采访的媒体一般都很规矩，也很“配合”，不再像前些年的小报
记者那样抱着扔炸弹的目的。但地方官员可能没有认识到这种变化，因此封锁、冲
突的事还是经常发生。当然，他们这样做，估计官帽是保不住了。

    因此，现在实际上已经是另外一种“有序”，它强调的是“配合”：上面向你
媒体开放一定的新闻资源；作为交换条件，你媒体必须在上面定好的调子里进行报
道。而这一切，都是为了稳定大局。其实，对于“稳定”的认识，上面大概也在与
时俱进，过去是硬性的、静态的稳定，现在则是软性、动态的稳定，希求把矛盾在
动态新闻报道中进行软化和转化。应该说，这也算是一种进步了。但问题在于，这
种进步并非单向性、直线型的，而是表现为类似波峰和波谷之间的曲线。至少对于
正规媒体来说，现在能够达到的宽松度，大概还不及报道张君案的时候，只是比去
年稍微好一点。由于宽松度一贯呈曲线变化，因此我不认为目前的局面有什么值得
高兴的。很可能，它还会滑向更深的波谷，如果上面出于稳定的考虑，认为有必要
这样做的话。这就是新闻从业者面临的现实境地。

    这样看来，对于死亡消息的报道，前边我说过了，存在两种价值判断：第一种
是看死者是否具有影响力，而一般来说，具有影响力的人物，他们处于不公平境地
的机会比较少，跟大局稳定没什么关系，可以完全依据新闻媒体自己的判断进行报
道，因此会显得比较“正常”，数量上也会多一些；而第二种判断，即那些死于不
公平环境下的人，恰恰由于跟大局稳定有关，因此媒体在报道的时候，不可能完全
依照自己的职业判断来进行，所以就少得多。我想，这也正是陈先生提出质疑的根
源所在。



    唯物主义历史观认为，那些无名群众在推动历史前进方面，所起的作用要远远
大于王侯将相们。同理，那些默默无闻的死难者，他们对于大局稳定的贡献，也要
远远大于成天嚷嚷得比唱的还好听的那些人。
    

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