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守，还是放弃？

                              作者：余车

                     ——生命中难以承载之痛苦选择

                     （中国民族战争史随笔  之一）

    念大学时，在一篇历史论文中，我曾经大言不惭地评价过史可法。

    不但是因为“扬州十日”的过分惨烈，因为对满清已太不新鲜的过多批驳，
因为学术界流行指责苦难者不必要的过分顽强，更因为西风渐进后逐渐在中国人
思想上扎根的人本主义。

    我固执得有些沾沾自喜地认为，史可法虽不必学洪承畴之附逆，留得千古骂
名，最好的选择莫如自杀献城，既成全了自己，也保全了扬州七十万百姓。这样
既无损士大夫的节气，也给二分明月独照的扬州留了一条生路。呵呵，一厢情愿
地替古人安排后事，少年轻狂，可见一斑。

    可后来细读新唐书，读到安史之乱中张巡之守睢阳，不自觉陡然间汗湿重衣。

    我突然发现自己对史可法的把握，已经没有过去那么自信，判断历史的一些
基本观点，也开始动摇。

    睢阳被围中写道：（张）巡士多饿死，存者皆瘦伤气乏。巡出爱妾曰：诸君
经年乏食，而忠义不少衰，吾恨不割肌以啖众，宁惜一妾而坐视士饥？乃杀以大
飧，坐者皆泣。巡疆令食之。（许）远亦杀奴僮以哺卒，至罗雀掘鼠，煮铠弩以
食。被围久，初杀马食，既尽，而及妇人老弱，凡食三万口。人知将死，而莫有
畔者。城破，遗民止四百而已。

    一座三万人口的睢阳城，人吃人，吃到最后，只剩下四百来人——那是怎样
的恐怖和血腥？是怎样的惨绝人寰？在西方学者的眼里，又该是怎样的一场悲剧
和浩劫！

    然而睢阳之守，对于风雨飘摇的大唐王朝和灾难之中的中华民族，却重要得
如此的具体，如此的没有疑义！

    清王夫之说，“守孤城，绝外援，粮尽而馁，君子于此，惟一死而志事毕矣，
过此者，则愆尤之府矣，适以贼仁戕义而已矣，无论城之存亡也，无论身之生死
也，所必不可者，人相食也。”他得出的结论是：“其食人也，不谓之不仁也不
可”。但是王夫之也不得不承认张巡“捐生殉国，血战以保障江、淮”的功绩，
“出颜杲卿、李澄之上”。

    张巡坚守睢阳，直至城破被俘，不屈而死，其英名千古长存，其气节青史留
芳，那是毫无疑问的。然而更重要的是，睢阳之坚守，打乱了安禄山的战略部署，
保全了唐王朝的实力，使唐王朝有了喘息的机会，为唐王朝的积蓄实力和东山再
起起到了异常重要的作用。之后郭子仪李光弼能够平定安史之乱，唐王朝能够复
兴，不能不说是得益于张巡的坚守睢阳。

    我开始犹豫，开始慌乱，开始痛苦地反思：为什么我可以轻易的给史可法下
结论，却无法替张巡盖棺？难道是成王败寇的旧观念在作祟？难道是我一向不屑
的历史结果论？在面临困境的时候，做出一定的牺牲是否必要或有益？在生死存
亡的大局关口，是坚守，还是放弃？

    日本侵华，南京屠城，30万百姓血燃石头城。那又是怎样的血腥和惨烈。然
而，我们难道应该为了不遭遇这样的劫难而放弃，难道我们要因为打不过日本而
丝毫不抵抗，难道我们要因为害怕屠城让敌人长驱直入不战而胜？难道只是因为
我们最终的胜利，牺牲就变得有价值？难道那些失败的牺牲，就毫无意义，还要
遭受如我等无知后人的嘲讽和谴责？如果我是史可法，或者又是张巡，我会坚守
吗？我有什么资格指责史可法，我有什么资格可以指手画脚，可以拿着人本主义
的教科书喋喋说教？

    又看到战国时赵国大将李牧。他所面对的秦军明明势不可挡，他几乎是靠自
己天才的战术能力在完成不可能的任务。而赵国上层，明明白白就是昏君、奸臣
当道，不但不能帮忙，反而在后面下绊儿。李牧到底在坚持什么，到底是为了什
么而战斗？他为什么不选择率众投降？以他的军事能力，为什么不选择谋反自立，
反而最后还要任人宰割，死于自己拼着性命维护的祖国之手？

    还有岳飞、袁崇焕，他们为什么要为那么无能的君主效命？他们难道不知道
敌国的君主更有器量，更能识人，更能成就大事吗？他们都很愚蠢，他们都是愚
忠吗？明方孝孺被诛十族，却使朱棣永远脱不了一个“篡”字，他这样做值得吗？

    我陷入了深深的困惑之中。

    难道中华千年文明传承的英雄都是弱智吗？

    到底是谁错了？

    我不明白。

    难道是我们中国病了吗？

    我们的中华精神，我们的民族魂魄，为什么总是要在这样尴尬的局面中以极
端的方式来表现？为什么我们中国不能够一直做到象强汉、盛唐一样，傲视天下，
凛然不可侵犯？为什么我们中国偏偏还不能在面临外敌入侵时，团结一心，一致
对外，反而热衷于自相残杀，自溃长城，屡为亲者所痛、仇者所快？为什么我们
的所谓精英总不能够做到强国于前、御敌于后，却喜欢为鸡毛蒜皮喋喋不休，争
论不止？

    中国的确是有病。

    中国的病在哪里？

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