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红色

                              作者：朱俊

    大约从我读三年级开始，我们的眼前是一片红色。红宝书，几乎人手一册；
红旗，是各种名目繁多的组织的必备之物。特别是红旗，在空中飘荡时，那不息
的波浪，拍打风的声音，的确让人感到一种无言的召唤和莫明的振奋。

    一夜之间，每一个单位、集体、学校、工厂，都有了自己的组织，或者什么
什么战斗团、文工团，而且都会有一面或多面印有自己组织标识或名称的红旗。
每一面旗帜，不仅代表着一个组织，也代表着一种观点，一种力量。每一种观点
和力量，都想要证明自己是唯一正确的，都要试图打倒另一种观点和力量。而旗
帜本身，就是一种力量。

    最初打倒对方的方法是用文章。于是传单满天飞，大字报贴满了每一个可利
用的墙角。再就是各组织的宣传队，上街头用歌舞占领舆论的至高点，然后与敌
方唱对台戏。或者索性与对方展开唇枪舌箭的辩论，甚至发生暴力冲突。

    每个人，每个组织，每一种观点或力量，都把打倒对方视为革命；冲突的每
一方，都认为自己是最革命的。革命是正义，是一切。

    每一个平民，关心的都是国家大事；而国家大事，便是国家领导人的政治生
涯。每一个平民，研究的都是连专家也没有弄明白的理论和哲学；每一个平民，
都是一个政治细胞，都承担着国家的重任，肩负着全人类的命运，同时又在温饱
线上挣扎。

    这就是文斗。

    学校常常停课。我常常跟在大一点的孩子的屁股后面跑，总想往热闹的地方
钻。我当然弄不懂发生了什么事，可我喜欢这种沸腾热闹的场面。我最喜欢的是
上街看那些宣传队表演节目。

    可是好景不长。不知什么时候，城里响起了枪声。听说要打仗了，我极兴奋
又害怕。没过几天，各单位都动员大人把孩子送到乡下去避难。

    我们也去了乡下的亲戚家。当然还有叔父家的四个孩子也一同前往。我们一
行六个孩子分头去了两个地方。

    在乡下，得干活。因为乡下的孩子都得拣柴禾和打猪草，我们也不好闲着。
干点力所能及的事，对我来说并不难，但我的皮肤很小气，碰到露水心里就发麻，
身上就发痒。我不喜欢茅草接触到我的皮肤的感觉。我不喜欢草丛中的虫子。最
可怕的是蚊子和跳蚤，一咬身上就起小母指大的疙瘩，然后发痒，痒得整夜都睡
不着觉，最后得把那些疙瘩抓破皮，有的地方还要化脓，才会停止发痒。

    那是青黄不接的季节；上季的粮食快吃完了，地里的麦子还没有黄。一日三
餐，都是一锅菜帮子就着几把玉米粉，连荡带水用以填饱肚子，几乎天天如此，
而且见不到一颗油珠子，无论吃得多饱，可是不到吃饭的时间，肚子早就又饿得
哇哇叫了。

    大约过了半个多月，我吵着要回去。战事的谣传越来越多，但我觉得我宁愿
被枪打死，也不愿意躲在乡下。我觉得自己在乡下是活不出来的。见我如此坚决，
又念我在乡下呆得太苦，亲戚便把我送回到城里。

    据说有驻军守城。但城里也时常枪声大作。大的单位和组织里的战斗团都有
枪。人们文斗累了便开始试着用枪说话。在一幢旅馆的大楼和与之隔街相望的建
筑公司的大楼里，两边的人白天黑夜地用枪对射。下面的行人为了生计，惊慌地
匆匆而过。在某个地方，不时也有遭遇冷枪命毙的行人，倒在了血泊中；有的可
能是事实，有的可能是传说。

    城里的孩子比平常少了许多。叔父叔母不准我出门。可能留在城里的孩子和
我的情况也差不多。

    战争的恐惧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淡化。好奇心驱使我总想往外面跑，而且是
出去拣子弹壳当玩具，因此总是往有枪声的地方钻。后来我发现打枪的人很少真
对准人打，而是对着天空开枪，叫做“过枪瘾”。这一来我也就不那么怕了。

    不时有南方退下来的败兵们，在我们的城里摆出勇士的架子，在城里四处游
荡。有人见了就说：睢，某某派的，刚从战场上下来，背的是“吊砣式”冲锋枪！
够提劲吧！也有人显出无限的担忧来：“看来形势不妙，这些人都退下来了！”
但始终不见想象中的敌人出现。不知道为什么，我一个胆小的孩子，暗暗希望敌
人到来。人的天性可能就有邪恶的一面吧。

    这就是文革中的武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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