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牙球

                                   一

    黄昏后，风声渐渐停息；细碎的雪花，却仍然无情无绪地飘了下来，越下越紧。
    从我们的窗口望出去，阶前庭院，已经铺满了茫茫的一片白。短墙之外，眼睛
所能看得见的山坡和田野上，也都是茫茫的一片白——更广大、更深远、也就更神
秘的一片白。
    我喜欢外面的冰天雪地，但那是明天早上的事。眼前我更喜欢房间里暖洋洋的
一炉火。我们晚上睡得很早，为了省油，房里很少点灯。煤炉里一窜一窜的火焰，
伸着红色、蓝色和黄色的长舌，显得分外明媚可喜。老花猫卷着尾巴偎在我脚底下
打盹儿，我也半睡半醒地靠在母亲身边。火光把庞大的人影映在墙上，一抖一抖地，
仿佛是梦中的巨灵，环绕着我跳舞。
    母亲坐在暗影中织毛线，织的是我一件旧毛衣上两只新换的袖子；她向来织得
极熟练，可是今晚口中不时喃喃地数着针数，打了一会儿又拆去一大段。我看不清
她的脸色，可是恍惚感觉到有了不平常的事情。
    那一年，我们家住在渭河北岸的平同上，对面望得见黑黝黝的秦岭，顶着积雪
皑皑的帽子；这是芦沟桥战事发生一年多来，我们从北平逃出以后，第一个安顿下
的家。在这儿，大家渐渐忘了逃难途中颠沛流离的苦况，又渐渐习惯于那种千篇一
律的平凡的生活轨道中。
    譬如说，现在听到山脚下列车喘着气，高鸣着汽笛，来了又去了的声音，应该
至少是八点五十五分；——听大人们说，自从打仗以后，陇海铁路的绿钢皮车就没
有一天不误点——若照往日的习惯，我早该上床睡觉了。
    “小元儿，去睡吧。”母亲刚好织完了一行，把针抽出来，伸了一个懒腰。
    “我要妈跟我一块儿睡。”
    “不行，妈还要等人呢。”母亲两只手互相揉搓着，又轻轻拂去身上粘着的细
毛绒。
    “等谁？这么晚了。”说着，我索性伏在母亲怀里。
    “乖儿子，别腻烦。”母亲嘴里虽这么说，手却不停地抚摩着我的脸，“妈要
等一位远道的客人。”
    “谁，是不是爸爸今天回来？”我高兴得坐了起来；父亲到西安去开会，走了
好几天了。
    “就记得你爸爸。”母亲笑着说，“是一位生客，见过你，好几年前，那时候
你刚刚能走路。”
    我很小的时候身体一直很坏，满五岁还不能自己下地走路；所以在我家里，总
把我会走路当做一桩大事情。
    “妈，你说说看，到底是谁？”
    “梁伯母，记不记得？”
    我摇摇头，想不起来。
    “小糊涂虫，不是在北平我们家里住过一两个月，教你认字，给你画画；你一
点都想不起来吗？”母亲搂着我的肩膀，自言自语说：“唉，这几年的变化实在也
太大了。”
    我费力地想，好像要在一本翻乱了的照片本子里找一张没有贴上去的照片——
也许粗心地夹在里面，也许根本就弄掉了，要一个十岁的孩子记起五年前的人，未
免太难了。
    “她什么样？妈，你提个醒儿。”
    “什么样？”母亲自己也在回想：“她第一天到我们家里来，穿一件黑缎子斗
篷，你说她像戏台上的人。”
    我还是想不起来。
    

    “哦，对了，你该记得她那围脖儿——一条整狐狸皮，镶了两只亮晶晶的玻璃
眼珠子，真像个活狐狸似的，你一看见就吓得哭，她还笑你不像个男孩子。”
    这样，我好像有点儿头绪了，对了，那只狐狸，拖着长长的毛茸茸的尾巴，张
着嘴，还有上下两排尖尖的白牙，冷森森的，不错，我是为了它吓哭过。
    “那时候，你奶奶还在世，她老人家总是对我说，我看你们这班少奶奶里头，
论品貌，论口才，就得算这位梁太太拔尖儿了。就连我这老古派儿，也要多看她几
眼。”
    我恍惚想起一点儿来了，一个娇娇小小的女人，穿着黑斗篷，黑缎子高跟鞋，
鞋脸儿上有一块闪闪发光水钻编成的图案，那高跟已经高到了危险的程度，在那时
候的北平，尤其是在我们那样的家庭里，确实是看着挺新鲜的。对了，她的狐狸围
脖儿，把我吓哭了还抿着小嘴儿笑：“一回生两回熟，乖，拿去，给你仔细看看，
下回就不怕了。”她把那狐狸捧到我手里，我简直连眼都不敢睁。我总觉得它是会
活的。
    “不是还有个梁伯伯？”我说，我记得梁伯伯在我吓哭了时，就责备过她：
“孩子脾气，改不了的！”我记得他年纪似乎比父亲大，而梁伯母可那么年轻，当
我问起这一点时，母亲噗哧一声笑了起来：
    “丈夫比妻子大，天底下多的是，这有什么问的。”
    “我记得那个梁伯伯老是穿着长袍，袖着手，手心里搓着一对象牙球，又光又
圆，总是转呀转的。”现在想起来，也许就为了那对顺手筋的象牙球，我总觉得梁
伯伯人比较可亲近些；他好像特别喜欢跟我这小孩子胡扯，虽然他头都秃了。
    “梁伯伯今天也来吗？”
    母亲摇摇头，眼睛望着炉火发呆，好半天，才叮嘱我，“这回梁伯母来咱们家，
你可不要提梁伯伯呀！”
    “怎么啦？”
    “小孩子，不懂的事少问。”母亲的语声很沉重：“听见了没有？”
    我没言语，心里想，八成儿那个梁伯伯是死了——像我叔叔一样。我叔叔是带
兵官，在山东作战阵亡，母亲不许我在父亲面前提起他来。有一回我要吃脆枣，父
亲说吃多了要害胃病，我就说：“你们不给我买，我叫叔叔给我买。”第二天，母
亲告诉我，我那么一句话，害得父亲一晚上睡不着——大人们的事，可真多，可真
怪。

                                   二

    我在母亲身边打了个盹儿，醒来已经躺在床上。梁伯母没有来，母亲还没有睡，
大概已经很晚了吧！她们真是好朋友，我想。
    我喊了一声“妈”，母亲才从堂屋走进卧室来；她替我拉拉被，手冰冰凉，一
句话也没说。
    “你怎么还没睡？”
    “我想再等一班车。她说今天一定到的。”母亲说着，把她自己的被撩开一角，
和衣倒下去，“今儿这天气，可真够瞧的。明天下山的道上一定全是冰。”
    “梁伯母一定会冻坏了，”我说：“以前她不是爱唏溜唏溜抽着冷气说：“你
们北平，什么全好，就是这股冷劲儿，让人吃不消。”
    母亲脸朝外，没理我，只“唔”一声。她心里一定又在想事情。
    当我迷迷糊糊又要睡着了的时候，院子外面远远地忽然有了人声，先是车夫老
金“吁，哦——哦”吆喝牲口的声音，骡车轮子辗着冰雪吱吱的声音。一会儿，车
停了，工友孙得海在敲门，喊道：“太太，接回来喽！”母亲等不及老孙妈起身，
就自己跑出去开大门；我也不顾寒冷，爬起身来，伏在窗户上往外望。孙得海提着
马灯站在门口；客人从车上——这骡车是我们这工厂里的公用交通工具，因为此地
既没有汽车，也没有汽车路——慢慢地跨下来，只是一大团黑影子，一张小小的脸。
雪地里的几个人，那座张着蓝色帆布的骡车，还有那踏着前蹄不停喷着白气的骡子，
全都带着一股说不出来的睡意；不像是真的。
    梁伯母一下了车，就投到母亲怀里。大概是哭了。母亲搀着她，到了堂屋里。
我又钻进被窝，不知为什么，忽然觉得很紧张，很窘。
    我猜想梁伯伯一定是完了，可是奇怪，他又不是像叔叔一样的带兵官，难道也
会给日本人打死。我想不通。
    想到穿长袍子的梁伯伯那副优游自在的神情，不由就想到他的那对象牙球，淡
黄的光泽，致密的纹理，要是在灯光底下看，就像梁伯伯的前额一样放出光彩来。
梁伯伯要是死了，不知道他那对宝贝球儿落在什么人手里。虽然我也知道，在这种
时候有这种想法不大对头，内心不免有些惭愧，可是还是由不得有点儿念念不忘。
    梁伯母在堂屋里哭哭啼啼了一阵，说了一些话，我没听清楚；忽然听到她提到
了我。
    “小元儿呢？该有七八岁了吧？”
    “开春十岁。”母亲说：“听说你要来，先还吵着等你，后来看看天太晚了，
熬不住就睡了。”
    “他上学了吧？”
    “已经四年级了，就在这厂里的子弟小学，学校还不错，老师是从平津来的大
学生居多数。”
    “我进去看看他。”说着，她们走了进来。
    先是一支僧帽牌洋蜡的光——在抗战的后方，那是罕见的名贵东西，光线照在
我脸上，我感觉得出有点儿不同。我闭着眼假装睡熟了，一只陌生的手——比母亲
更冷更瘦的手，摸着我的额，一直摸到了我的下巴，痒忽忽的。我强忍着没有笑，
只觉得那只手是带着慈爱和善意的，弄得我不好意思装假。
    “他不算胖，”梁伯母无端又叹了一口气：“一霎眼功夫小元都这么大了，瞧
这两条腿，这么长了。”她捺了捺我伸在被窝里的腿。我正想要不要坐起来，忽然
又听到她哭的声音。“唉，真是想不到……”
    什么想不到？难道我长大了是不应该的事。我最不喜欢大人这种传老卖老的口
气，一生气，我就把头索性再往被里钻，不看她们。

                                   三

    第二天一早，老孙妈喊我起来上学，慌慌忙忙啃了个烤馒头，喝了一碗热粥，
就赶到学校里去。上课的时候，才想起昨天晚上的事。当时也没看清梁伯母到底是
什么样儿；还有，她到底为什么那么哭哭啼啼的。
    中午回家吃饭，才算见到了梁伯母；我向来怕见生人，可是梁伯母对我一点儿
也不生，把我抱在怀里问长问短，说了好些话。她穿着黑色的棉袍子，挺单薄的；
一件短大衣，也是黑色的；我注意她脚上，没有高跟鞋，也没有水钻，只穿一双圆
口布鞋，可能还是她自己做的。这种打扮，就算住在我们这个乡洼子地方，除了本
地人，在“大地方来的人”中间，也要算是朴素的了。堂屋里侧，原来有个小套间，
小得只够放一张床，是老孙妈睡的，现在腾出来给梁伯母住，老孙妈和邻家的佣人
一起住去了。
    眼前的梁伯母，除了一个“瘦”字，似乎没有什么可形容的。她大约还是很怕
冷，我后来才知道她是南方人，南方十个有九个都是禁不得冻的。她的脸白得发青，
两个眼圈儿却红红的，红得让人看起来不安。她一点也不像是我记忆中的那个梁伯
母蜕变来的。时间不会有这么大的力量，她简直从任何一个角度去看，全成了一个
萎缩成一团的小老太婆了。这种变化，真好像一颗艳艳的大柿子，变成一个上了霜
的柿饼，让人一时之间有点儿想不通。
    她的光华没有了，那种侃侃而谈的丰采也没有了。她大概话已经谈完，所以成
天总是坐在那儿一动也不动。母亲和她说话，常常答非所问。她那种万事不关心的
神态，让人不知不觉地要可怜她——就像对那只已经不能抓老鼠的老猫咪一样——
它老得对于老鼠的跳粱，也一点反应没有了。
    这是战时——而且正是开始日益艰苦的时候。父亲原来在一家工厂里做事，随
厂搬到西北来，规划复厂，一切等于从头做起。厂里没有钱，家里也就常常听见母
亲说：“钱又没有了。”孙妈和孙得海母子俩，本是我家的老佣人。可是因为父亲
收入少，就把孙得海介绍到翻砂间去做模型——他以前学过几年徒，会一点木工手
艺。放了工，就到我家来帮帮忙。我们这主仆五人，已经打成一片，完全是一家人
了。
    老孙妈对我家称得上“忠心耿耿”，也许是上了年纪，对于我们家道中落，比
我父母都更着急。我常听到她唠叨：“你爸跟你妈都是滥好人，还是从前那样少爷
少奶奶脾气，什么事也不往后想想，年月这么艰难，还照往常一样的大手大脚怎么
行？看赶明儿个自己有为难，别人能不能有这样一半的热心！”
    所以，每当家里来了客，她总嫌人家“不早不晚，赶着吃饭的时候就来了”。
然后就坐在厨房里小板凳上，气虎虎地拉风箱。头一回来的客人还好，要是常常来，
其中有些是爸爸的下属和学生，礼拜天没处去，到我家来凑个小牌局，少不了吃顿
晚饭，外加一餐宵夜，老孙妈可不答应了，“什么年头了；一炖一只老母鸡，一烧
四五斤肉，一斤灰面多少钱，他们知道不知道？”有时候，故意把饭煮得不够，把
焦糊糊的饭锅巴盛到客人碗里。等客人走了，母亲少不得又要好好地开导她一顿。
    梁伯母到我家来，似乎是打算长住下来的。住了三天，老孙妈第一个不耐烦。
“谁是没家没业的？怎么能老是腻在别人家里不走？”母亲只装做没听见。
    我趁着母亲在堂屋里，听不见，就悄悄地跟老孙妈说：“你说谁，是不是梁伯
母？”
    “哼，不是她是谁，就算好朋友呗，可也没有这个理儿，兵荒马乱的年头，到
人家里一住就不打算走了，这算哪一宗呢？”
    “她自己没有家？”
    “是呀，她连个家都没有，你妈就知道做好人，你看住到哪年哪月去吧？”
    “她的家呢？”
    “她跑出来，她不要了！”
    “梁伯伯到哪儿去了？”
    “还提那个姓梁的，当了汉奸啦！”
    “汉奸？”这两个字把我吓了一跳；尽管我年纪小，这两个字可听的太多了；
无论是家里的大人也好，学校里的老师也好，提起“汉奸”来总是咬牙切齿的。记
得我们从郑州到洛阳去的时候，在洛阳车站看到个颜色灰败穿着灰布衣服的中年人，
被五花大绑围在人丛中，大家在骂他，打他，撕他，连女人们也向他脸上吐唾沫。
原来那天洛阳有敌机空袭，在拉紧急警报的时候，有人看到那个人在放信号枪。我
问父亲这是怎么回事。父亲斩钉截铁地说：“一个汉奸，该枪毙！”
    可是，梁伯伯怎么会是汉奸？我觉得很奇怪。他是不是也在敌机空袭时放了信
号枪？我问老孙妈，我想她大概也是不知道，不料她说：
    “因为他有这个呀！”说着，她就把右手大拇指和小指头翘起来，中间三个手
指头握着，然后尖着嘴巴吹出“夫、夫、夫”的声音。
    “这个是怎么？”我不懂。
    “这就是抽大烟呀！”
    “抽大烟的都要当汉奸？”
    “咱们这边不许抽呀！谁抽就枪毙谁；所以呀，抽大烟的人都跟着日本鬼子当
汉奸去了。原来他有点儿产业，大码头上到处有房产，还有不老少的生意，就因为
他有那一样，不能像你爸爸这么吃苦，不敢出来，所以就留在北平，归齐是当了汉
奸。”
    “你怎么知道的，孙妈？”
    “她自己跟你妈说，我亲耳听到的。”
    “那她怎么又跑出来了呢？她是汉奸的太太，难道——”我实在不忍说出抓她
的话来。现在我觉得梁伯母更可怜了；梁伯伯做了汉奸，早晚恐怕脱不了也要像我
看到的那个穿着灰衣裳的人一样，被大家围着打、骂，吐唾沫，结果还得枪毙。
    我把这话问过母亲，她却疾言厉色地训了我一顿，吩咐我不许胡说八道，还把
老孙妈骂了几句。
    但，这在我心里留下了一个疑团。

                                   四

    童心分不清是非善恶，只是受感情的导引。我知道汉奸是坏人，可是我没办法
设想梁伯母跟汉奸有关，尤其是母亲一直对她那么好——母亲的判断是不会错的，
一定还有别的道理。
    可是，我心里有一种矛盾，我内心徘徊于母亲和老孙妈两个极端之间。梁伯母
已经不像从前那样是个从心里快乐的人，甚至于跟我这小孩子在一起，也很少谈笑。
    父亲因为搬迁设备，采购材料，尤其是为了要招纳复厂所需的员工，在西安久
久不能回来；几次寄信回来，都要母亲转告梁伯母，请她宽心在我们家里住下来，
只要我们在这里，希望她就当做自己的家，不要见外。将来想要就业，也可以设法。
    梁伯母自己也提过要找个工作，但像她这样没有什么专长，没有什么实际工作
经验的人，是不大容易安插的；所以说说也就算了。
    腊月里难得有那么一个好天气——不知怎么的，那一天发生的事情我老是记得
——正午，母亲、梁伯母和我三个人坐在堂屋迎门的地方晒太阳，两个大人默然对
坐，好半天才讲一句话；上句不接下旬。
    梁伯母无精打采地赞扬天气好——这是她第三遍说这句话了。可是这回她加了
一句：“我那小箱子一直都没打开过，让我来打开过过风，见见太阳吧！”
    于是我就帮她去搬；那是一个大小在拜盒与箱子之间的红色小皮箱，色泽已经
斑驳败坏，一副久历风尘的样子，但由于拂拭的那么干净，看得出主人对它的珍爱
来。
    箱子沉甸甸的，好像里面装的是石头和铁块；打开来看，原来都是些纸——断
烂的书叶，未裱的小幅字画，日记和信札。还有些长长短短大大小小已经变黄了的
旧照片，背面上有在照片本子贴过又撕下来的黑卡纸的痕迹。箱盖一打开，一股浓
重的霉味冲进鼻孔，梁伯母看到里面有书虫爬出来，就像捏臭虫一样地捏起来在地
上捺死。
    在那些纸片之间，还有些别的东西，用棉纸布片或棉花包着。梁伯母拿起其中
一个布包对母亲说：“看见这东西我心里就难过。”那是一支西医注射用的针，好
像我打甚么预防针时用的那种一样，“这就是他戒那个东西时用的针；本来打针，
吃药，都已经戒得差不多了；结果是他自己把握不住，偏偏又打仗……”
    “这也是劫数。要不是闹日本，梁大哥也不会再弄上那东西。他也不是没有志
气的人，既然下过决心，我想他迟早还是会戒掉的。”母亲安慰她说：“尤其因为
你在这边，他心里没有不记挂的。说不定很快就能戒好，来接你呢——反正现在从
那边过来也不难。”
    可是，梁伯母只是摇头。
    又翻了一会儿，她拿出另外一个绸子包来，打开来一看，我不由的像看到老朋
友一样欢呼出来——那是一对圆圆的象牙球。“唉！”梁伯母先是长长地叹了一口
气，又自言自语地说：“这还是东交民巷一个印度古董商送给他的，说是有这么一
对球，夫妻可以永远团圆和美，真是……”她笑了笑，也许是笑那个印度人，也许
是笑她自己，笑得那么难看，就像是哭。
    “你别尽看这些东西，休息一会吧！”母亲说。
    梁伯母真的又哭起来了。她断断续续地说：“一个人，要是想……做点好事，
真难……偏是……坏事就那么容易，真容易……一学上了，不管愿意不愿意，唉！
就离不开，改不过来。他也是聪敏了一辈子，计算了一辈子……”
    她悲泣了一阵子，忽然擦干了眼泪，仿佛下了很大的决心似地对我说：“小元
儿，这对球儿给你拿去玩吧！”
    “那怎么可以？”母亲首先拦阻。
    我心里也是一愕，这是我意料不到的事，也许因为我太爱那对球而且想得它太
久了，隔了这么久，连再看它一眼的机会都没有，现在竟听说它要归我所有，真是
兴奋的不得了。
    我站起来就跑——不留心把脚底下的老猫踩了一脚，踩的它摇着尾巴乱叫——
我顾不得它，我逃避一样地跑到厨房门口，大声喊着：“我不要！”为了加强我自
己的决心，为了抵拒我自己要占有那对球的强烈欲望，我说：“我不要梁伯伯的东
西；他不是好人，他抽大烟，他是汉奸！”
    也许我的语声太大了，我自己并不觉得。但那两句话对于梁伯母却起了像一声
轰雷一样的作用。
    我站在厨房门口，看的清清楚楚，她的脸一刹那间变得惨白，人都呆了，慢慢
地坐了下去，握在她手中的一只象牙球不经意地滚落在地上，另外一只还握在她手
里，牢牢地。母亲手足无措地看看我，又看看梁伯母。
    而梁伯母呢，她好像还要装作若无其事的笑，也许她确实笑过一会儿，但是很
短暂。因为，我看得更清楚的是她脸上的泪水。
    母亲狠狠地盯着我，她没有骂，大约她觉得这是太严重的事，已非几句斥责就
可以纠正的了。但我也看到一个带着鼓励的笑脸，那是正在拉风箱烧饭的老孙妈。
    过了好半天，那必是大人们觉得很窘而我也怪不舒服的好半天，梁伯母慢吞吞
地说：“我想，一半天我要走了。”
    母亲满目惊疑地望着她。
    “有一个朋友，在双石铺那边一个中学里当教务主任，来信说那边有个职员的
缺。我想那个工作也还清闲，而且离着你们也不算太远……”
    这本来没什么，但两件事合在一起，却显得太巧。母亲似乎反而不好意思为我
解释什么，而我也并没有挨什么骂。
    第二天中午我放学回家来，老金正驾着骡车下山，原来是母亲送梁伯母下山，
老金停下车来把我抱了上去。说不出什么理由，我有点儿抱愧，一直不敢看梁伯母
的脸。
    在车上，母亲常常找了话来说，她提到她为梁伯母写的介绍信，到了宝鸡以后
可以找什么人好搭便车去双石铺，在双石铺又有那些熟人，“全是北平的老朋友”
等等。梁伯母只是唯唯诺诺地答应着，我感觉得到——她的眼睛老是看着我。
    好容易到了车站，好容易列车来了，好容易把她送上车找到了座位。隔着玻璃，
梁伯母向母亲和我挥手，站长在摇铃了，列车缓缓地动了，梁伯母忽然把玻璃拉下
去，探出头来大声说：“大嫂，要是有了他到后方的消息，可千万先告诉我一声。
    看她哭着，我也莫名其妙地哭了；我摸不清是为了梁伯母抱屈，还是为我自己
抱屈。
    总之，我觉得心里好难过。
    我们坐骡车回家的时候，车上好像空了许多，也轻松了许多；母亲只是说：
“快点回去吃饭，下午又要迟到了。”我直想问问她梁伯母是不是在生我的气，还
有那对象牙球，可又点儿怕提起来惹她发火。
    列车远远地鸣着汽笛，山鸡谷应，回头看时，早已去得远远的了——在平原的
那一边。母亲这时吐了一口气，“一个人，可真走不得错路呀！这么好的一位太太，
唉，也跟着受连累了。”
    回到家时，老孙妈送来父亲寄来的一封信，说是马上要回来过年了。还说今年
有梁伯母在这里，我们一定要过得热闹一点。当母亲在我一再催促之下，把信念给
我听了以后，我一面觉得这么熟悉的自己的家庭，竟有一种往常所没有体味的特别
的温暖，同时也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惘然。
    梁伯母，她在什么地方过年呢？还有那一对象牙球，还有那和象牙球一样反光
的梁伯伯的额头……

                                   五

    又过了好多年，我还是记住这件事。
    抗战胜利以后，梁伯伯一度被捉起来，可是并没有如我所挂虑的被枪毙。放出
来以后，听说他另外结了婚，娶的是一个商人家的女儿。有人跟他提起他以前的太
太来，他笑笑，再要问时，他就说：“那个人，脑筋太死板。”
    梁伯母起初是和我家没断过联系。胜利之后，她也回到了江南的老家——可是
和丈夫分开了，别人总以为她多少也有点儿错处。没有人记得她是为了坚持一个原
则而牺牲过自己的幸福的了。再后来，索性连她的消息也没有了。
    这似乎不是一个有头有尾的故事，也许只因为我自己在里面，所以我还记得它。
它确实没有什么意义——正如人生之中许许多多事情一样，都纷乱而没有意义。但，
每年冬天，阴天的时候，我就会想到那天的事情，积雪，太阳，冷风，列车怒吼着
自近而远，梁伯母的忧愁的脸，还有那一对没有表情的象牙球。

下一篇 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