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流散文特写集》序
太久远的事，非我所知。就亲身经历过的而言，我们的党，是非常重视新闻报道工
作的。抗日战争开始不久，在各个根据地办起了报纸，同时成立了通讯社。例如，在晋
察冀边区，就于一九三八年冬季，成立了晋察冀通讯社，各分区成立分社，各县、区委
宣传部，都设有通讯干事。我那时在晋察冀通讯社通讯指导科工作，每天与各地通讯员
联系，写信可达数十封，我还编写了一本小册子，题为《论通讯员及通讯写作诸问题》，
铅印出版，可惜此书再也找不到一本存书了。
在战争年代，所谓文字工作，主要是通讯报道。大家都给报纸写稿，大家都做抗日
宣传。在长期的战斗生活里，我们培养出大量的优秀的通讯员、记者，也牺牲了很多年
华正茂、奋发有为的同志。在通讯员中间，并出现了不少诗人、作家，出现了不少新闻
工作的骨干。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我们的通讯报道，都是与群众的战斗和生产、生活和
感情，息息相关的，都是很真实诚挚的，都是为战争服务的。在这一时期，四方多难，
大业始创，我们的党，在制定每一项政策时，都是非常谨慎的。政策是很鲜明实际的，
与群众的意愿是完全一致的。每一名记者，都时时刻刻生活在群众之间，为群众工作；
群众也时时刻刻关心他，帮助他，保护他，向他倾诉心曲。因此，在这一时期，新闻也
好，通讯也好，特写也好，都不存在什么虚构的问题，其中更没有谎言。
战争年代的通讯，可以说是马上打天下的通讯。是战斗的，真实的，朴素的，可以
取信当世，并可传之子孙的。
但是，自从我们取得了全国性的胜利，下马来治理天下的时候，通讯报道工作，就
遇到了不少新的难题。特别是一九五八年以后，我们的政策偏左，主观的成分多了。而
这些政策，又多是涉及农村工作的。有时，广大农民并不很理解这些政策，但慑于政治
的风暴，当记者去采访时，本来质朴的农民，也学会了顺风走，顺竿爬，看颜色行事，
要什么给什么，因此，就得不到什么真实的情况了。更何况，有些记者，在下乡之前，
自己先有满腹的疑虑和杂念。在这种主客观的交织下，所写出的通讯，内容的真实性，
就可想而知了，这种情况，到十年动乱，已经登峰造极。只有在党的三中全会拨乱反正
以后，才又逐步回到实事求是的路途上来。这方面的经验教训，非我所能详知，留待新
闻工作者去总结吧。
关于通讯、特写，现在我想到的，却还是一个真实问题。
我以为通讯、特写，从根本上讲，是属于新闻范畴，不属于文学创作的范畴。现在
有一种所谓“报告文学”，把两者的性质混淆起来，造成了不少混乱。通讯、特写都是
新闻，是直接为宣传工作服务的。说得冠冕一些，是制定政策或修订政策的基础。其真
实性、可靠性是第一义的，是不允许想当然的。现在有些报告文学，名义上写的是真人
真事，而对人物只是一知半解，各取所需；对历史情况，又非常生疏无知。强加一些感
情抒发，捏造一些生动的场面，采取一些电影手法，以此吸引读者，其结果，因为与事
实相违，就容易成为虚无缥缈的东西了。
当然，通讯、特写，其优秀者，也必然会成为文学作品、文学读物。有人把通讯、
特写，看成是外来的样式，新兴的东西，其实在中国古典散文中，是常见的，占很大的
比重。例如在古文选本上常见的，王禹� 的《唐河店妪传》，就可以称为“战地通讯”，
至于柳宗元的《捕蛇者说》等篇，就更可以说是“人物特写”了。有些记者，醉心于外
国式的报道方式，不去研读中国的散文写法，也是使一些新闻通讯，现实主义不强，缺
乏中国气派的原因之一吧。
必也正名乎！我觉得通讯、特写要和当前有些报告文学划清界限，规规矩矩地纳入
新闻报道的轨道。
田流同志的散文特写集，就要出版了，这是一部有真实内容并有中国散文传统的特
写集。他来信叫我写几句话，我感到非常荣幸。田流同志是我们党在抗日战争期间，更
准确地说，是在解放战争期间，培养起来的青年记者。经过长期的努力和修养，他后来
终于成为名记者，新闻工作的领导骨干。他很有才华，如果我记忆不错，他在青年时，
还时常写诗、写歌词。老区土地改革期间，在饶阳一带，我们曾有一些日子，在冀中导
报社的大院里，一块蹲着吃小米干饭。后来虽然一直没有机会见面，他那青年有为又非
常谦虚质朴的精神，长期以来在我的印象里，是很深刻、很清楚的，很值得怀念的。
1982年3月29日上午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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