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信·言行·“瓜蔓抄” 一 春秋战国时代去我们今天已远,但是传世之说却极有“观今宜鉴古”的价值, 并非因时隔数千年而消除其意义。 例如魏文候的守信就很可一谈。 在战国时代,魏非大国,却使四方贤士云集而能修明政治,富国强兵,立足于 世,这与魏文侯的讲信义有很大关系。 据史书记载:魏文侯与群臣饮酒,极得宴饮之乐,这时候,天下起雨来。他却 罢酒命驾,要到郊野去。他的左右劝他:“饮酒乐甚,更兼天雨,你去郊野干什么 呢?”魏文侯说:“我因与山林之人有打猎的约会,不能失约。”不听劝告,终于 去了。 魏文候对这样的生活小事都有信必守,无怪能招来四方贤士,以励精图治。 春秋之世,法家尤其重“信”字。商鞅实行变法之令以前,曾以三丈之木立于 国都南门,招募能徙置北门者予千金重赏。言出必行,果然生效,经此一赏,树立 信字。然后才下令变法,因此人民不敢不遵,行之十年,终于把泰国治理得“道不 拾遗,山无盗贼,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 看来,中国传统的政治美德之一是守信,所谓民无信不立。三代以下,重信不 衰,近代以还,才起了大变化,一些“政治家”变成了流氓骗子。翻看他们的言行 录,真是令人齿冷,也令人啼笑皆非。鲁迅曾以辛辣的杂文讽刺过流氓骗子的“政 治家”,说他——“又是演讲录,又是演讲录。但可惜没有讲明他何以和先前大两 样了;也没有讲明他演讲时,自己是否真相信自己的话”。于是“法三章者,话一 句耳”,甚至把从前的话也抛弃得干干净净了。 如按照守信这起码的要求以衡人,观之于那伙“政治家”,就不能不慨叹“世 风日下,人心不古”了。因为长期来正是标榜继承法家衣钵之流干了屈指难数的违 背自己言行的事,成了丧“信”之辈。他们身居高位,盘踞要津,满口“用人唯贤”, 却是“任人唯亲”;满口艰苦朴素,却是荒淫无耻;为了整人,帽子横飞,棍子乱 扫,信口雌黄,指鹿为马……总之,践踏对人民所作的信约,最后遭到惩罚,终于 自食了恶果。 司马光是封建时代的政治家兼历史学家,他有一套治国之术,但也有可取的 “经”,他的“经”就是很重“信”字。他痛论过“信”的极端重要:“国保于民, 民保于信;非信无以使民,非民无以守国。是故古之王者不欺四海,霸者不欺四邻, 善为国者不欺其民,善为家者不欺其亲。不善者反之。”反之的后果如何呢?“上 不信下,下不信上,上下离心,以至于败。所利不能药其所伤,所获不能补其所亡, 岂不哀哉。” 司马光这番议论,我几疑为今而发,真是发人深省了。他谈到的立信,其中心 思想是“非信无以保民,非民无以守国”。用现代语言来说就是取信于人民群众, 才能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如果没有人民群众的力量就无以守国,难成任何事业。 “民无信不立”,征之于古,有兴亡可鉴,征之于今,又何尝不有深刻的教训 可记取呢? 二 申不害是操刑名之学的政治人物,也是春秋时代诸子百家的一家。他出身贫贱, 曾以黄、老、刑名之学,晋谒魏昭侯,被魏昭侯用为相。他有机会施展抱负,内修 政教,外应诸侯,终申不害之身,魏以国富兵强称世。 以申不害这样一个人物,也有徇私之举,因为他曾为他的堂兄请求魏昭侯封官, 魏昭侯不同意,引起申不害的怨怼,魏昭侯看到他的脸色就知道他心有不满了,于 是问他道:“我所求教于你的是治国的方策,你也提出了用人的一套行政制度,我 都付之实施了。如今要我接受你的请求以废除你提出的用人行政制度呢?还是按照 你制定的制度行事而拒绝你的请求呢?对你这种佝私的请求将如何处理呢?” 这一问,可把申不害问倒了,他只有登门请罪,不能不佩服魏昭侯,说“君真 其人也”。 申不害的私求,牵涉到言行不一致的问题,从政治观点看来,严重得很,绝非 小事。一个搞政治的人,当然有其政治主张,而且献于人君,行之四海,影响很大。 行之有效,则有大治之期,如有私心,任用私人,让夤缘幸进之辈得逞,就必然搞 乱了一切规章制度,国家还成什么局面?申不害以“言”说动人主,得售其策,却 又以私求的“行”来破坏制度,当然是属于言行相违背的错误,所以一经魏昭侯反 问,就不能不惭愧得无地自容,只好“负荆请罪”。 申不害“知错能改”,仍不失为光明磊落。而历史上多的是昏庸、奸佞的人物, 多的是言行相违背的人物,于是就需要听其言,观其行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 标准,不妨以“听其言,观其行”作为考察人物的尺度,则一切伪君子便无所遁形 了。哪怕他曾卓绝一时,也会在言行相违背的尺度衡量下,从言语的巨人,变成行 动的侏儒。所以王安石说“独守千秋纸上尘”最为难能可贵。千秋功罪,是自人评 说的。 三 文字狱,古来多有。苏东坡曾以“乌台诗案”而锒铛入狱,即是文字狱的案例。 入狱情景,他有诗记述如下:“柏台霜气夜凄凄,风动锒铛月向低。梦绕云山心似 鹿,魂飞汤火命如鸡。”读后不禁为苏东坡的冤情叹息。可是苏东坡毕竟是一人受 罪,后来也获得宽释贬官,总算幸运了。其实,历史上的文字狱到了明清,更是变 本加厉,“瓜蔓抄”之牵连,十分严重。罗织人罪,掘墓戮尸,成了常事。 清代的文字狱,起自康熙。康熙皇帝先在庄廷鑨刻著的《明史》一书中开刀, 指其中有“大逆”言论,追究罪责,并将庄廷鑨刨棺戮尸。从此以后,雍正、乾隆…… 变本加厉,因此查禁的图书包括野史、奏章、记事、文人的文集以至书信、帐册、 笔记、诗文杂著及传奇小说等,范围之广,荼毒之烈,令人瞠目结舌。 乾隆时代,因文网日密,凡以文字获罪者,一面下令拿办,一面查抄,查抄不 仅在于家产,更在搜查藏书和另外的文字,以利一并追究治罪,于是形成“瓜蔓抄”。 即使是在位的高官,也时刻提防被牵连入罪。因为“笔墨招非,人心难测,凡在仕 途者遇有一切字迹,必须时刻留心,免贻后患”。这是一位做过大官的梁诗正的保 身信条,因此也可想见民间万马齐哈之概了。 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厉行文化专制已达到十分酷烈的程度,但是大兴文 字狱毕竟是消极的做法,于是又想出了积极的措施,“钦定”的图书就多起来了。 先有钦定四库全书,对汉人著作,无不加以取舍,涉及金文之处者,又加以修改, 使之成为定本。对于《七经》、《二十四史》、《资治通鉴》、文士的诗文、和尚 的语录……都在鉴定、评选之列,鲁迅先生认为“文苑中实在没有不被蹂躏的处所 了”。配合钦定钦选,又大量印行《上谕八旗》、《御批通鉴辑要》、《雍正朱批 谕旨》之类的书,用以宣扬“德政”。总之,对文字用狱、用火,也用骗来施行统 治术,以求长治久安之道。而对文人学士的讲学论道,更是处心积虑,处处防范。 乾隆皇帝曾经下令,认为“古来以讲学为名,致开朋党之渐,如明季东林请人讲学, 以致国事日非,可为鉴戒……”同时,乾隆对从伏安氏到明末的编年史书《通鉴辑 要》,加以御批,详加评断,费尽了心力。 记载清代文字狱有一部《清代文学狱档》的专书,它记录了封建专制的罪恶。 可是用尽一切专制压迫手段,仍然挽救不了清王朝的覆灭,这是清王朝的皇帝辈至 死难以悟解到的。 文字狱的演变,固然古已有之,但却是如今为烈了。单以吴晗的冤案而论,就 足以怵目惊心—— “历史剧《海瑞罢官》被宣判了‘死刑’;作者吴晗惨遭迫害,家破人亡,有 的演员也含冤而死;史学界、文艺界、教育界、学术理论界广大知识分子受到普遍 株连和残酷打击,我国五千年的历史文化遭到了空前浩劫!” 这真是空前的文字狱,历史上哪里有过这样的“瓜蔓抄”呢? 为什么在社会主义的国家,会有这样一手遮天、惨绝人寰的文字狱呢?百思之 后,只有一解:就是“人民民主”成为空话,没有法律保障,厉行法西斯加封建主 义专制的统治却是事实。韩非的“权、术、势”在某些人的手里运用得极尽残酷、 巧妙之能事。例如玩弄权术策划对《海瑞罢官》的阴谋陷害,以此打开缺口,然后 大搞比古代罪恶百倍的“瓜蔓抄” 一切玩弄权术的野心家的所作所为,与民主、法治是势不两立的,要杜绝玩弄 权术阴谋的政治,避免“瓜蔓抄”的悲剧的重演,只有一途,就是实行民主与健全 法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