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信·言行·“瓜蔓抄”

                                   一

    春秋战国时代去我们今天已远，但是传世之说却极有“观今宜鉴古”的价值，
并非因时隔数千年而消除其意义。
    例如魏文候的守信就很可一谈。
    在战国时代，魏非大国，却使四方贤士云集而能修明政治，富国强兵，立足于
世，这与魏文侯的讲信义有很大关系。
    据史书记载：魏文侯与群臣饮酒，极得宴饮之乐，这时候，天下起雨来。他却
罢酒命驾，要到郊野去。他的左右劝他：“饮酒乐甚，更兼天雨，你去郊野干什么
呢？”魏文侯说：“我因与山林之人有打猎的约会，不能失约。”不听劝告，终于
去了。
    魏文候对这样的生活小事都有信必守，无怪能招来四方贤士，以励精图治。
    春秋之世，法家尤其重“信”字。商鞅实行变法之令以前，曾以三丈之木立于
国都南门，招募能徙置北门者予千金重赏。言出必行，果然生效，经此一赏，树立
信字。然后才下令变法，因此人民不敢不遵，行之十年，终于把泰国治理得“道不
拾遗，山无盗贼，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
    看来，中国传统的政治美德之一是守信，所谓民无信不立。三代以下，重信不
衰，近代以还，才起了大变化，一些“政治家”变成了流氓骗子。翻看他们的言行
录，真是令人齿冷，也令人啼笑皆非。鲁迅曾以辛辣的杂文讽刺过流氓骗子的“政
治家”，说他——“又是演讲录，又是演讲录。但可惜没有讲明他何以和先前大两
样了；也没有讲明他演讲时，自己是否真相信自己的话”。于是“法三章者，话一
句耳”，甚至把从前的话也抛弃得干干净净了。
    如按照守信这起码的要求以衡人，观之于那伙“政治家”，就不能不慨叹“世
风日下，人心不古”了。因为长期来正是标榜继承法家衣钵之流干了屈指难数的违
背自己言行的事，成了丧“信”之辈。他们身居高位，盘踞要津，满口“用人唯贤”，
却是“任人唯亲”；满口艰苦朴素，却是荒淫无耻；为了整人，帽子横飞，棍子乱
扫，信口雌黄，指鹿为马……总之，践踏对人民所作的信约，最后遭到惩罚，终于
自食了恶果。
    司马光是封建时代的政治家兼历史学家，他有一套治国之术，但也有可取的
“经”，他的“经”就是很重“信”字。他痛论过“信”的极端重要：“国保于民，
民保于信；非信无以使民，非民无以守国。是故古之王者不欺四海，霸者不欺四邻，
善为国者不欺其民，善为家者不欺其亲。不善者反之。”反之的后果如何呢？“上
不信下，下不信上，上下离心，以至于败。所利不能药其所伤，所获不能补其所亡，
岂不哀哉。”
    司马光这番议论，我几疑为今而发，真是发人深省了。他谈到的立信，其中心
思想是“非信无以保民，非民无以守国”。用现代语言来说就是取信于人民群众，
才能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如果没有人民群众的力量就无以守国，难成任何事业。
    “民无信不立”，征之于古，有兴亡可鉴，征之于今，又何尝不有深刻的教训
可记取呢？

                                   二

    申不害是操刑名之学的政治人物，也是春秋时代诸子百家的一家。他出身贫贱，
曾以黄、老、刑名之学，晋谒魏昭侯，被魏昭侯用为相。他有机会施展抱负，内修
政教，外应诸侯，终申不害之身，魏以国富兵强称世。
    以申不害这样一个人物，也有徇私之举，因为他曾为他的堂兄请求魏昭侯封官，
魏昭侯不同意，引起申不害的怨怼，魏昭侯看到他的脸色就知道他心有不满了，于
是问他道：“我所求教于你的是治国的方策，你也提出了用人的一套行政制度，我
都付之实施了。如今要我接受你的请求以废除你提出的用人行政制度呢？还是按照
你制定的制度行事而拒绝你的请求呢？对你这种佝私的请求将如何处理呢？”
    这一问，可把申不害问倒了，他只有登门请罪，不能不佩服魏昭侯，说“君真
其人也”。
    申不害的私求，牵涉到言行不一致的问题，从政治观点看来，严重得很，绝非
小事。一个搞政治的人，当然有其政治主张，而且献于人君，行之四海，影响很大。
行之有效，则有大治之期，如有私心，任用私人，让夤缘幸进之辈得逞，就必然搞
乱了一切规章制度，国家还成什么局面？申不害以“言”说动人主，得售其策，却
又以私求的“行”来破坏制度，当然是属于言行相违背的错误，所以一经魏昭侯反
问，就不能不惭愧得无地自容，只好“负荆请罪”。
    申不害“知错能改”，仍不失为光明磊落。而历史上多的是昏庸、奸佞的人物，
多的是言行相违背的人物，于是就需要听其言，观其行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
标准，不妨以“听其言，观其行”作为考察人物的尺度，则一切伪君子便无所遁形
了。哪怕他曾卓绝一时，也会在言行相违背的尺度衡量下，从言语的巨人，变成行
动的侏儒。所以王安石说“独守千秋纸上尘”最为难能可贵。千秋功罪，是自人评
说的。

                                   三

    文字狱，古来多有。苏东坡曾以“乌台诗案”而锒铛入狱，即是文字狱的案例。
入狱情景，他有诗记述如下：“柏台霜气夜凄凄，风动锒铛月向低。梦绕云山心似
鹿，魂飞汤火命如鸡。”读后不禁为苏东坡的冤情叹息。可是苏东坡毕竟是一人受
罪，后来也获得宽释贬官，总算幸运了。其实，历史上的文字狱到了明清，更是变
本加厉，“瓜蔓抄”之牵连，十分严重。罗织人罪，掘墓戮尸，成了常事。
    清代的文字狱，起自康熙。康熙皇帝先在庄廷鑨刻著的《明史》一书中开刀，
指其中有“大逆”言论，追究罪责，并将庄廷鑨刨棺戮尸。从此以后，雍正、乾隆……
变本加厉，因此查禁的图书包括野史、奏章、记事、文人的文集以至书信、帐册、
笔记、诗文杂著及传奇小说等，范围之广，荼毒之烈，令人瞠目结舌。
    乾隆时代，因文网日密，凡以文字获罪者，一面下令拿办，一面查抄，查抄不
仅在于家产，更在搜查藏书和另外的文字，以利一并追究治罪，于是形成“瓜蔓抄”。
即使是在位的高官，也时刻提防被牵连入罪。因为“笔墨招非，人心难测，凡在仕
途者遇有一切字迹，必须时刻留心，免贻后患”。这是一位做过大官的梁诗正的保
身信条，因此也可想见民间万马齐哈之概了。
    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厉行文化专制已达到十分酷烈的程度，但是大兴文
字狱毕竟是消极的做法，于是又想出了积极的措施，“钦定”的图书就多起来了。
先有钦定四库全书，对汉人著作，无不加以取舍，涉及金文之处者，又加以修改，
使之成为定本。对于《七经》、《二十四史》、《资治通鉴》、文士的诗文、和尚
的语录……都在鉴定、评选之列，鲁迅先生认为“文苑中实在没有不被蹂躏的处所
了”。配合钦定钦选，又大量印行《上谕八旗》、《御批通鉴辑要》、《雍正朱批
谕旨》之类的书，用以宣扬“德政”。总之，对文字用狱、用火，也用骗来施行统
治术，以求长治久安之道。而对文人学士的讲学论道，更是处心积虑，处处防范。
乾隆皇帝曾经下令，认为“古来以讲学为名，致开朋党之渐，如明季东林请人讲学，
以致国事日非，可为鉴戒……”同时，乾隆对从伏安氏到明末的编年史书《通鉴辑
要》，加以御批，详加评断，费尽了心力。
    记载清代文字狱有一部《清代文学狱档》的专书，它记录了封建专制的罪恶。
可是用尽一切专制压迫手段，仍然挽救不了清王朝的覆灭，这是清王朝的皇帝辈至
死难以悟解到的。
    文字狱的演变，固然古已有之，但却是如今为烈了。单以吴晗的冤案而论，就
足以怵目惊心——
    “历史剧《海瑞罢官》被宣判了‘死刑’；作者吴晗惨遭迫害，家破人亡，有
的演员也含冤而死；史学界、文艺界、教育界、学术理论界广大知识分子受到普遍
株连和残酷打击，我国五千年的历史文化遭到了空前浩劫！”
    这真是空前的文字狱，历史上哪里有过这样的“瓜蔓抄”呢？
    为什么在社会主义的国家，会有这样一手遮天、惨绝人寰的文字狱呢？百思之
后，只有一解：就是“人民民主”成为空话，没有法律保障，厉行法西斯加封建主
义专制的统治却是事实。韩非的“权、术、势”在某些人的手里运用得极尽残酷、
巧妙之能事。例如玩弄权术策划对《海瑞罢官》的阴谋陷害，以此打开缺口，然后
大搞比古代罪恶百倍的“瓜蔓抄”
    一切玩弄权术的野心家的所作所为，与民主、法治是势不两立的，要杜绝玩弄
权术阴谋的政治，避免“瓜蔓抄”的悲剧的重演，只有一途，就是实行民主与健全
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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