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静庐的《在出版界二十年》

    50  年代初期，中华书局陆续出版了《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二编，《中
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乙编、丙编、丁编，《中国出版史料补编》，共七册，洋
洋二百五十余万字。资料丰富，编排有序，注释详尽，附录完备，近百年来有关新
兴出版事业的重要资料荟萃于此，至今仍然为人称道，它的编者是张静庐。

    研究现代文学，免不了在半个世纪形成的书海中漫游，成千上万本纸张已经发
黄变脆的新文学著作的初版珍本，令人遥想当年毅然促成其问世者的功德。郭沫若
的《三个叛逆的女性》、《文艺论集》，创造社初期的刊物《洪水》、《幻洲》，
鲁迅先生编辑的《萌芽》等，均由光华书局出版。田汉主编的《南国月刊》，郁达
夫主编的《大众文艺》，蒋光慈主编的《新流月刊》（被禁后改名《拓荒者》）以
及郭沫若的著译《创造十年》、《浮士德》、《少年维特之烦恼》，蒋光慈那部引
起争论的《丽莎的哀怨》，郁达夫的《饶了她》，洪灵菲的《流亡》、《归家》，
茅盾的《文凭》，洪深译的《西线无战事》，周扬译的《新俄文学中的男女》，以
及郭沫若在日本写成、在国内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等等，或出版于现代书
局，或出版于联合书店，版权页上都署有出版者张静庐的名字。

    在现代文学史上影响深远的杂志《译文》、《读书生活》、《作家》、《中流
》、《战地》、《七月》，抗战期间脍炙人口的报告文学专集《八路军七将领》、
《游击中间》、《西线随征记》、《战地书简》等等，都与上海杂志公司的名字相
联系，而这家杂志公司的创办人又是张静庐。

    张静庐在中国现代出版史上居于引人注目的地位。

    1938  年上海杂志公司的《在出版界二十年》，就是出版家张静庐从事出版20 
年的自传。可惜，这部自传只写到1938  年，1938  年以后，张静庐先生的出版活
动也就因为他未能写出而令人生出伯道无后之憾。为人知者，仅存其编注的7 大卷
出版史料以及1943  年2 月19  日重庆《新华日报》上的一则消息：“茅盾等发起
纪念张静庐从事出版事业25  周年征文”。我想，有志于为张静庐先生立传者，大
可钩稽史实，翻查史料，替这位成绩卓著的进步出版家和出版史研究家浮一大白。

    然而，仅仅这本薄薄的《在出版界二十年》，也已经通过饶有风趣地描述他20 
年的浮沉坎坷、失败成功和得志失意，给人们以深深的启示。

    张静庐先生说过，他是“幼小失学的人，因为没有机会进中学大学，所以连起
码的常识都不够”。也正因为这个原因，他爱书，爱书成癖。他说：

    “所谓爱，不是珍本、古版，而是很习见的普通书。所谓爱，并不是想将它珍
藏在柚木的玻璃书柜里，而是买来看，看了就随便放在枕边、案头或书架上。无论
它是怎样好的书，定价怎样贵的书，想看它就要买回来，朋友借给我的我不要，图
书馆有的我也不去，一定要自己出钱将它买回来才愿意看它。

    有时看不下去，或明明晓得没时间再看它，还要花一笔钱去买回来，翻看一下
目录和序文，就抛在枕边，到记起时再去翻一下。这样，全不是为想多读书而爱书，
为要增进知识而爱书，岂非‘怪癖’！”正因他爱书，因而他虽然饱经失业、监禁
和“流浪”之苦，他一以贯之地从不动摇于出版工作的钟爱和执著，我行我素，
“我行我心之所安”。报酬极低，他干；日日伏案、奔波，他干；赔本破产，他干
；吃官司遭误解，他也干。编书、印书，成为他生活中最大的慰藉。他曾回忆道：
“我有爱书的怪癖，所以将一本书从付排到装订出版，都由自己亲手照料，真有说
不出的快乐。而于营业方面的‘生意经络’，倒也感觉相当的兴趣。责任的驱使，
下雨落雪都要到太平洋印刷公司去走一遭，日夜工作，乐此不倦。”由渴求知识到
酷爱书，由酷爱书到精心编印书，或者说由不自觉地读书到自觉地印书，在读书中
接近了真理和革命，由不断地接近接受真理和革命，而终至于献身于对进步书籍的
出版，这是张静庐先生，也正是老一代出版家的共同特征。

    张静庐先生堪称创举的是1934  年创办上海杂志公司。当年全国出版的各类杂
志已有一千余种，但或由于战乱频仍，交通阻滞，或由于创刊号即停刊号，编者变
动，印刷延误诸种原因，杂志找不到读者，读者又找不到杂志，编者读者，两不相
得。静庐先生有感于此，决然兴办了发行性质的上海杂志公司，其特点是快、齐、
廉。供应快速，配套齐全，薄利多销，售价低廉。

    他曾举例说道：“至于齐，那只要你肯留心，不管它有人请教没有。一本刊物
的出版，无论如何专门性，总有它的读者。比如关于天文学的杂志，向来不为书店
所愿售，因为它是冷门货。更因为它销得不广，出版处将每期的印数限制了，不愿
多印，你要它，非期前约定，还得先付书款。这正是从前没有一家书店肯干的。现
在我们要办到齐备，当然顾不得损失与否，卖得了或卖不了。留心地搜集起来，也
有四五种呢！”急读者之所急，想读者之所想，宁愿卖不掉赔钱，也要费神费力地
“办到齐备”，没有那种为传播文化知识而殚精竭虑的服务精神，怕是难得如此的。
上海杂志公司创办至今已近半个世纪，它创办的经验和教训已成为历史了。今天，
我们的杂志据统计已达数千种，编辑部门的稳定，交通的发达，早远远超过了昔日，
但却很少见到有类似上海杂志公司的机构出现。是怕赚不了钱呢，还是不胜其烦呢？

    编辑出版工作的最后成品是书，是精神产品，同时也是商品。是商品，就有价
值规律在其中，也当然不可免地有赚钱赔钱的问题存在。我们曾经议论过，要当出
版家，不做出版商。张静庐先生创办他的出版事业时，还没有“出版家”这个词儿
的广泛运用，是笼统地称为“出版商人”的。在张静庐先生看来，“出版商人”也
有两类，大抵包括了我们今天说的出版家和出版商。静庐先生说：“‘钱’是一切
商业行为的总目标。然而，出版商人似乎还有比钱更重要的意义在这上面。以出版
为手段而达到赚钱的目的；如以出版为手段，而图实现其信念与目标而获得相当报
酬者，其演出的方式相同，而其出发的动机完全两样。我们——一切的出版商人—
—都应该从这上面去体会，去领悟。”说得实在是精辟之至，至今仍值得我们“体
会、领悟”。



    鲁迅先生深知这点，所以当1936  年初，由他支持的《译文》杂志复刊时，曾
在三家书局中选择、比较，最后选择了张静庐先生的上海杂志公司。鲁迅在给友人
的信中说：“没有政治背景的纯粹新书店，只要谁不想占谁的便宜，‘精明’是无
妨的。”鲁迅先生是信得过张静庐和他的公司的。

    限于体例和怕引起不必要的误会，《在出版界二十年》虽然写了他20年间的亲
身经历及一些趣闻轶事，然而总觉得太少。但客观情况所囿，也无可如何。假如，
我们不把这书当作掌故来读，我们领悟的、体会的将会更多一些。

    （ 1986. 1.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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