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作家书简》

    1935  年11  月，孔另境“处于失业状态，除了写些短文投稿，毫无生活来源”，
同时，他又感于“迩来书翰之刊行日伙，而类皆遗札与情简，欲求综集名家，兼收
并蓄，尚罕寓目”，因而发愿编一本“现代作家书简”之类的东西。计划之初，孔
另境首先写信向鲁迅先生敬索他写给别人的函件。鲁迅先生于11  月1 日复信道：
“奉到手示，刚刚都是我没法相帮的事，因为我写的信，一向不留稿子，而且别人
给我的信，我也一封都不留存的，这是鉴于六七年前的前车，我想这理由先生自然
知道。”信写得十分诚恳，所谓“六七年前的前车”，自然是指1931  年1 月柔石
等被捕时，鲁迅先生不得不走避他处：“这一夜，我烧掉了朋友们的旧信札，就和
女人抱着孩子住到一个客栈里。”在另一处地方，鲁迅先生还记述过他“烧毁”过
两次信件的事。一次是“1930  年我签名于自由大同盟，浙江省党部呈请中央通辑
‘堕落文人鲁迅等’的时候，我在弃家出走之前，忽然心血来潮，将朋友给我的信
都毁掉了”。一次又是“1931  年1 月，柔石被捕，在他衣袋里搜出有我名字的东
西来，因此听说就在找我。自然啰，我只得弃家出走，但这回是心血来潮得更彻底，
当然先将所有的信札完全烧掉了”。至于“心血来潮”云云，不过是句反语，鲁迅
先生分明清醒地知道：“五年前国民党清党的时候，我在广州，常听到因为捕甲从
这里看到乙的信，于是捕乙，又从乙家搜得丙的信，于是连丙也捕去了，都不知道
下落。”在这种“瓜蔓抄”的种子仍然绵绵不绝的大黑暗中，焉能使敌人快意而不
“心血来潮”乎？

    但，鲁迅先生对这编印书简的事仍然是倾心支持的。此前三年，鲁迅先生在给
李霁野的信中说起过：“雪峰先前对我说起，要编许多人的信件，每人几封，印成
一本，向我要过几年前寄静农，辞绝取得诺贝尔奖金的信。但我信皆无底稿，故答
以可问问静农自取。”不过，雪峰拟议中的书简终未成集。现在，孔另境有志于此，
鲁迅先生既无力为他提供信稿，似乎有点耿耿于心，因而到这个月的25  日夜，
“于上海闸北之且介亭”中，为孔另境的《当代文人尺牍抄》（后改名《现代作家
书简》）撰成序文一篇。孔另境在20年后的一篇回忆文章中这样写道：“那知隔了
几天以后，先生忽然替我写了一篇序文寄来了，这真使我喜出望外，这也许就是先
生认为可以‘相帮的事’吧。先生的至诚待人，竟到如此地步，我捧着这篇序文感
动得流下泪来。后来这本抄抄贴贴的东西，因为有先生一篇序，一下子给生活书店
接受去了，我也马上获得了全部的编辑费。”鲁迅先生之所以“相帮”，是他认为
这样的一本书于读者有益。在“序”中，鲁迅先生明确地指出：现在读文人的非文
学作品如书简者，大抵目的有二：“远之，在钩稽文坛的故实，近之，在探索作者
的生平。”尽管，书简的作者有时也不免“做作”，但“比起峨冠博带的时候来，
这一回可究竟较近于真实”。从“作家的日记尺牍上，往往能得到比他的作品更其
明晰的意见”，也能够“看出这人——社会的一分子的真实”。

    的确，这本收录58  位现代作家的220 封函件的《现代作家书简》，也正是从
不同人的不同角度，显示了他们各人在那一个时期的“真实”。比如鲁迅致郑振铎
的三封信，是围绕《北平笺谱》的编印而磋商的。时坊间笺纸，迹近绝迹，鲁迅先
生设法搜购，加以检选，并约郑振铎“相助”，以期“上加序目，订成一书”。为
什么呢？“实不独为文房清玩，亦中国木刻史上之一大纪念耳”。协议既成，先生
又从笺谱名称、印纸选择、目录写法、笺页大小，以至于笺上直格、页码色泽等等，
不遗巨细，具体而微地加以擘划。

    另一信中，先生还提到笺谱原刻工“板儿杨”、“张老西”之名，《北平笺谱
》上虽无由注出，为了不埋没他们当年的劳绩，最好请郑振铎写进《访笺杂记》内。
当《北平笺谱》印竣，他在信中不无感慨地说：“新的文化既幼稚，又受压迫，难
以发达；旧的又只受着官私两方的漠视、摧残，近来我真觉得文艺界会变成白地，
由个人留一点东西给好事者及后人，可喜亦可哀也。”愈是困难，便愈要做。这便
是鲁迅先生的性格。

    再如：茅盾先生的长篇小说《子夜》出版后，丁玲有信给杜衡云：“我想发起
一次茶会，庆祝中国第一部长篇《子夜》和作者其他的作品……”台静农在致孔若
君（即孔另境）信中亦云：“茅盾的《子夜》我已读过了，确是好，实是近年新兴
文学的绝大成绩。”其欣喜和鼓舞，溢于字里行间。而对朋友的著作，也不乏实事
求是的批评。比如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讲义印出后，刘大白在致陈望道信中就
坦率地指出：“讲义收到，细读一过，觉得甚好，文笔也较以前畅达了——因为我
是喜欢畅达的。不过《修辞学发凡》上骂人的一段，我觉得还是删去为妙。在讲义
上指示学生无妨的，但是印出去，却有点与著作体裁相左。”同一类型的，还有冯
雪峰致戴望舒信，那是谈到杜衡托他介绍的小说《火曜日》的。雪峰在信中说：
“杜衡的《火曜日》，我这几日觉得不好。我本想寄到《未名》去，因我觉得不好，
未寄，我想暂时搁下吧，不知杜衡以为如何？此篇小说实在太概念了，也太概念的
平常了。

    《人去后》我倒以为是好的，并不是就思想说。”受人之托，而直言不讳，不
失鲠直认真的雪峰本色。

    1933  年，鲁迅先生与施蛰存之间有《文选》《庄子》之争，对这一争论，沈
从文的看法是什么呢？他在致施蛰存的信中云：“关于与鲁迅先生争辩事，弟以为
兄可以不必再作文道及，因一答辩，固无济于事实得失也。兄意《文选》《庄子》
宜读。人云二书特不宜读，是既持论相左，则任之相左可，何必使主张在无味争辩
中获胜。”这实在可洞见沈从文之性格。而郁达夫在致杜衡的信中，也论及这次争
论。他说：“丰子余（即鲁迅先生——高信注）和蛰存的这一次笔战，真是意外的
唇舌，大约也是Jouvnalism  上的一种作用，否则《自由谈》将不能每日热闹矣。”
其时住在杭州“风雨茅庐”里“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的郁达夫却又
是这样书生气十足的看法。

    其次，《书简》中亦可看出作家们至情至性的绝无遮掩的流露。老舍自评自己
的小说《小坡的生日》“是我得意之笔”，《离婚》“比《猫城》强得多，紧炼处
非《二马》等所及”；田汉对《资本论》的渴求：“又《资本论》兄目前如不用，
望悉以相借。因为我想趁此余暇，切实读一读，兄能玉成我否？”施蛰存竭力资助
戴望舒在巴黎学习：“我总在国内尽力为你接济，你不要因一时经济脱空而悲观。
苦一点就苦一点，横竖我们这些人是苦得来的。”魏金枝在信中屡道窘境，更使读
者为之心酸：“文字生活于我太苦，盖我无钱无饭无烟，即不能下笔，而半年以来，
日在穷境中……”还有上述的沈从文先生这样描述自己在1934  年在北平的教书生
活：“教书的天日不知，还以为不过问国事，我领导学生不过问国事为责任，表示
清高守分，除掉教书外我只知听戏。到危险时长腿则一跑了事，不跑则保守原来地
位作新朝顺民，这种人在北平占多数，事实上已不是中国人了。”仍不失为书生本
色。



    孔另境在该书“钞例”中称：“是集所录，均出之私箧，从未梓刊者，文多朴
质，较之经润饰而工整者尤觉可喜。”其“尤觉可喜”，正是因为它没有文饰，它
真实贴切。文坛史实，作者生平，均了然无隐。而插入书中的14  位作家的手泽，
或钢笔、或毛笔，或画笺、或素纸，或直行、或横写，或工整、或急就，都使读者
感到亲切。

    当然，这近50  年前的书简的作者情况是比较复杂的，此后的道路也各各不同，
且大多数已经作古了。即使当时对某些事情的看法的不同，也由于认识、地位和种
种客观条件的局限，不可能那样划一。作为30  年代文坛的一角来看，《现代作家
书简》无疑是具有帮助人们了解和熟悉30  年代文坛的纷纭和复杂的作用的。

    1980  年，孔另境先生的夫人在孔先生十年浩劫中含冤去世之后，将《书简》
中手迹增加了16  件，合计30  通，然后将原书交花城出版社重印，实在是使读者
无比欢欣的事情。当年孔另境先生在编这本《书简》时曾有“他日若有机缘，当再
广征琼瑶，以成续编”的打算。但由于他的去世，这《书简》的续编也就无法谈起
了。这几年，报刊上颇有不少作家书简出现，但读者似乎有点烦言，其所以“烦”
者，不外乎书简中矫饰太多，相形之下，反不如这50  多年前的《现代作家书简》
的“文多朴质”。殊不知，一旦“矫饰”什么“文坛故实”，什么作者生平，自不
免要大打折扣。读者与其读这样打折扣的作家书简倒远不如读那些虚构的小说有味
得多罢，原因何在？还是鲁迅先生说得好：“日记体、书简，写起来也许便当得多，
但也极容易起幻灭，而一起，则大抵很厉害，因为它起先模样装得真。”（1983.10.15）

--------
泉石书库

下一章　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