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我三师

    三位我在初中时代的语文老师，令我难忘。

    50  年代中期，商州依然闭塞落后。中学教师多来自外地。那时的大学毕业生，
对分配到山区，似乎并不畏难。“祖国处处是我家”，“哪儿艰苦哪儿安家”，并
不仅仅是两句歌词。因此，每当新学年开始，一批新老师带着简单的行李，操着南
腔北调，在孩子们簇拥下，当众亮相时，看不到愁眉苦脸的委屈相。不过那时节，
政治运动也频繁，教师变换也频繁。初中三年，换了三位语文教师，就是证明。

    初一的语文教师姓万，瘦小精干，正是四川人的特点，又不无一股潇洒风度。
20  岁出头，孩子气尚未脱尽。时间长了，他也学几句商州土话，可惜往往把商县
念成桑县，无论如何也变不过来。讲孟姜女哭长城课文时，男孩子微笑着看定万老
师，大胆一些的，竟然偷偷向万老师做鬼脸；女同学呢？

    低着头红着脸，抬也不敢抬。什么原因？原来课本中孟姜女的丈夫就叫万喜良，
与万老师的名字，仅仅一字之差：万老师叫万庆良。师生之间年龄大概相差七八岁。
老师讲得如醉如痴，学生听得免不了因喜良、庆良这一字之差而走了神。课堂提问，
答及万喜良时，生怕走了嘴，冒犯了年轻的万老师，尽管大家知道，万老师决不会
因此而动怒的。万老师崇拜鲁迅，而学生对鲁迅却生疏得很，虽然课文中也选着鲁
迅的小说。记得他房子的墙上就贴着一张杂志上剪下来的油画《鲁迅和青年》，从
那时起，一位留着短须的瘦小老人走进了我的记忆，连同那油画作者的名字黎冰鸿。

    反右一结束，万老师不见了，后来听说已被遣送回到他那天府之国的万县了。
但那时，天府之国对于他来说，恐怕不会成为天府的吧。代替万老师的是一位孙文
艺老师。孙老师与万老师里里外外大异其趣：关中汉子，高大魁伟，部队文化教员
出身。走如风，坐如钟，站如松，一切经过制式训练，初看似乎是一介武士，学生
不免畏大于敬。待一开课，漂亮的板书令我们咋舌，讲起课来，音色浑宏，又抑扬
顿挫，可谓声情并茂。唐弢的散文《通向共产主义社会》是课文之一。开头那一段
：“汽船在俄罗斯的母亲——伏尔加河的胸膛中航行着，船头激起两条水纹，斜着
向左右披分，渐远渐平。河东岸，沙洲上一望无际的森林，由于涨潮的关系，沿河
的芦苇都没入水中。

    河水是混浊的，然而天空却一碧澄澄，太阳从树丛里洒下碎金似的闪光，五月
的空气分外清新，凸胸鸠在远处叫唤。我忽然想起屠格涅夫笔下俄罗斯的大自然。
美啊！”这段描写，30  多年后的今天，我仍可以一字不拉地背诵，而每每背诵时，
孙老师那沉潜于中的神情和韵致就浮现在我的脑际和耳畔，连同那一声深情的感叹
：“美啊！”在这时候，威严的孙老师仿佛变成了一位情致绵绵的诗人。听孙老师
讲课，是一种难得的享受。听，教室外响起了腾腾的脚步声，教室里刹时安静下来，
孙老师大步跨上讲台，目光炯炯，扫视全室，漂亮的课题飞上黑板，他用他全部身
心引渡这几十位孩子去遨游神圣的文学殿堂。

    孙老师不久又不见了，替换他的是一位本地老师郭敏厚，才从大学毕业，讲起
课，说起话，还显得腼腆。也许刚刚由学生变成教师，所以当面对我们这些比他小
不了几岁的大孩子时，常常是不苟言笑。但学生可不怕他，大于学生四五岁的老师
无形中成了学生的兄长。课自然讲得很认真，简直一丝不苟，一字一词，必要讲得
你知源知流。更可感念的是，他鼓励学生作文。班上有三个男生，包括笔者在内，
喜好文学，每次作文，三足鼎立，看谁得分最高。郭老师有意鼓动竞争，甚或让我
们比谁作文写得最长。三位小伙子，着实也下狠劲地写长，你长我更长。郭老师不
怕长，一字一句地阅看，一字一句地改正，一篇一篇地评述记分。我不懂教育学，
但我深佩郭老师这种让学生放笔作文的办法。学生在这里可以自定题目，然后驰骋
想象，抒发感情。



    我说不清，自己以后走上文学之路，是否与放笔作文有关，但从此爱上了写作，
则是可以肯定的。

    启蒙老师最使人难忘，特别是这三位启我文学之蒙的教师于我。30  多年过去
了，万、孙二位想来也只50  多岁，正当壮年，也许早已走出了时代为他们设置的
坎坷之途，正在我所不知的地方仍然为国培养英才。郭老师已是师专的副教授了，
在古汉语研究上颇有成就，偶然见到我这30  年前的学生，依然慰勉有加。我每每
想起他们或见到他，就感到一种难以言宣的精神力量，我应该怎样努力，才不辜负
他们的培养之恩呢？！

    （1990.3.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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