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一代人

    许觉民同志和我虽然同住在北京，但已经许多年不相见了。早年他负责人民文
学出版社的工作，我们还常有接触，但“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们再也没有来往。
说不出任何理由，无非是“忙”和“病”。这两种平时不太注意的现象，不知不觉
间，把我们拖“老”了。两年前我正式离休。这说明我已经完成了我的人生和社会
责任，是“自由人”了。但我已近八旬，又害了一场大病，有“自由”而不敢“自
由行动”，每次出外，家人不放心，总要找个人陪，这太麻烦了。于是我干脆少出
门，连朋友也不大看。倒是偶尔有些朋友来看我——大都是中青年。不料前些时许
觉民同志忽然光临寒舍，还带来一位年轻朋友。寒喧了几句，我才知道，这位年轻
朋友是为了来照相。

    他与我不认识，故请觉民同志来“引进”。太隆重了！

    觉民同志，他也是个老人，他不辞劳苦地到来，使我想起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
的所谓传统“美德”：重礼貌。这又使我联想起两个月前我去上海参加中国作家协
会主席团会议的情况。正好我与九十高龄的黄源同志同住一层楼。我一在房间里安
顿下来，他就来看我。我比他小——他已九十出头，太不好意思了！觉民同志引见
的那位青年拍完照，就同他离去了，望着觉民同志的背影，我感动得好半晌说不出
话来。没有想到，他不久又寄来了一封信，我拆开一看，里面装的是《光明日报》
5 月10  日的《文荟》副页，上面有他写的一篇文章，内容是他那天引进那位年轻
朋友给几位老朋友拍照的事。他大概也有所感触，文章写了有关几位被拍照的老朋
友的近况：有楼适夷、严文井、韦君宜、戈宝权、卞之琳、陈冰夷、吕叔湘、张中
行和绿原（当然也包括我）。这几位朋友都与我的年龄相近，有的还要大一点。我
与他们也许多年不见了。这大概就是觉民把报纸寄给我看的用意吧。这些朋友有的
卧床，有的偏瘫，有的甚至说话都困难。但觉民同志发现他们的头脑都很清楚，而
且仍在思索——从身边琐事到世界的要闻。他们真不失中国知识分子的本色，胸怀
世界，还不服老！

    文里写道：楼适夷攘臂而呼：“我要与疾病作斗争！”韦君宜也是“与疾病搏
斗而不稍懈，护士说她每天要看报，速度不慢，可见她思维的运作依旧”。卞之琳
“正在编他的全部诗文集，重读旧作，斟字酌句，怀瑾握瑜，手不停披”。张中行
“今年八十有六，但精神矍铄，访他时正伏案疾书，对付着应不完的约稿”。绿原
则“正应出版社之请翻译歌德《浮士德》……读《浮士德》，我尚且有点望而生畏，
绿原兄不畏险途，毅然当此（重译《浮士德》），使我不胜钦佩”……



    我也不胜钦佩——不只绿原，而是觉民同志文中所写的这十位老人。他们都已
是八九十岁的高龄，但生命力仍然旺盛，事业（文学工作）心更是旺盛。“人生朝
露，文章千秋。”他们所追求的是某种具有永恒价值的东西。

    对这些老知识分子来说，“文学”具有永恒价值，正如对科学家来说“科学”
是不灭的一样。文学反映人生，当然也反映文学创作者对人生的体会。这是永远研
究不完的一门学问，人生虽然如“朝露”，但对从事这门学问的人来说，这“朝露”
中却蕴藏着永恒的青春。他们仍执著地在这条路上拖着步子行进，而不知“老之将
至”——事实上“老”早已经来临了！这是一种可贵的精神境界。这种精神境界至
今还存在于老一代的中国知识分子中间。他们一生经历了一系列的翻天覆地的大动
乱和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对他们的肉体和心灵的折磨，但他们始终对人生没
有“幻灭”，仍执著地前进。

    他们代表中国知识分子（又称“臭老九”）所具有的品质，也是中国优良文化
传统的结晶。由于有这种品质和传统世代相沿，有五千年历史的中国文化，才没有
像古埃及、古拉丁、古希腊文化那样在地球上消失，而得以持续发展，不断翻新，
使我们这个民族能一代接着一代地对人类文明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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