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系中新”

    最近我收到一份邮件，引起了我的特别注意，因为封皮上写的寄件人为楼适夷。
这个名字一直在我怀念中，因为他所代表的是我30  年代的老朋友，多少年不见了！
虽然他也住在北京，但我们一直没有机会见面，他已年逾九旬，多年卧床不起，而
我四年前也害了一场大病，并且也年过八旬，一切社会活动也不参加，朋友也不大
看了。现在忽然接到老朋友的邮件，我自然感到高兴，但也很惊奇：他怎么想寄件
东西给我呢？

    打开邮件一看，里面没有片言只字，只有一本书，名为《情系中新》。

    “中新”是什么？翻开一看，我发现目录中有一篇名为《叶君健老师二三事》
的文章，作者甄景豪——我已经想不起我与他有什么关系了。文中有这样一段话：
“武汉沦陷后，叶君健到了香港……1939  年4 月，香港中国新闻学院成立，在范
长江老师的邀请下，他毅然担任时事新闻一课的讲席。由于他口齿流畅和掌握丰富
的内部讯息，讲起课来，娓娓动听，有乔冠华第二之称……”我这才记起了“中新”
所代表的是“香港中国新闻学院”。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当时在香港的进步新
闻工作者，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香港这个特殊地区，在既无权力又无资
财的情况下，冲破重重困难障碍，创办了这个学院，目的是想把抗日思想、中国的
命运和前途，在长期处于殖民主义统治下的青年头脑中，注入一点认识。对于我们
这些从内地沦亡区转移到香港的中国知识分子说来，这也是应做的工作，应尽的责
任。

    我们白天都有自己的活干——我本人既翻译，当编辑和记者，还写文章，只有
晚上才能去“中新”教课。学院设在山半腰——因为那里房租比较便宜，而我却住
在九龙，每晚去时我还必须过海和爬山，才能与学生见面。但那时我年轻，对此并
不以为苦；相反，我“讲起课来，娓娓动听，”还兴致很高。

    学生大都是香港青年，也有一些为了抗日而来自新加坡的华裔子弟。他们济济
一堂，倾心听课，也提高了我“讲课”的灵感和劲头。

    基于同样的目的，陶行知在九龙也办了一个青年文化学校，也同样是在晚间授
课，因为学生白天要谋生，只有晚间能腾出时间。我也被聘为这个夜校的“文化教
员”，与我同时在这个夜校当“艺术教员”的还有木刻家陈烟桥，我们住得很近，
有时一同步行去学校。与“新闻学院”不同的一点是，在这个夜校教课，陶行知每
晚还送给我们一元港币的酬金——在当时我们这些文化人中一元港币在我们的生活
开支上，使用价值还相当高。参加这两个夜校工作的，差不多包括了当时在港的大
部分进步文化人，如金仲华、邵宗汉、乔冠华、楼适夷、林焕平、刘思慕、羊枣等。
大家在这项业余工作中发现了深远的潜在意义。



    现在这两个教育机构都已成为了历史——早已被人，包括我自己，遗忘了的历
史。但半个多世纪以来它一直在社会上发挥作用。从那里走出来的年轻人散布到了
全国各地和海外，不断发挥了我们当时教课所期待发挥的作用，有的还成为了献身
革命的烈士，如吴学诚。他们现在大概已经大部分退休了，甚至有些还离开了人世。
但我们在香港和九龙那短暂时间所建立的“师生”友谊，却在他们的感情中永存。
他们曾经于1982  年编印过《历史、话旧、怀念》一书，1988  年12  月又编印了
《今昔依依》一书。现在的这本《情系中新》是为“香港中国新闻学院”创建55  
周年而最新编的一本纪念文集，我在半个多世纪世界和中国巨变的过程中繁忙了大
半生，把抗战时期在香港的这段插曲几乎全忘记了！这本意外到来的新书提醒了我
这段时期的记忆，也启发了我重新认识那段时期，虽然艰苦，但具有重大的历史意
义。那是一个不能忘怀的青年时代，在今天仍没有失去它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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