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申办奥运的联想

    因为我还在“养病”，要恢复病中全部消耗了的体力，同时增强免疫力，以抗
拒病魔的报复，我每天除了阅读书报、听广播和在精神好的时候写点“病中杂记”
外，基本上是休息。晚间除“新闻联播”外还继续看接着的节目，因为这几天国际
奥运会要在摩纳哥宣布获得主办2000  年国际奥运会的城市的名字。我不搞体育，
而且，说实在的，除了做点练身的太极拳和气功外，我对体育不感兴趣。可是今天
晚上我却专门看有关体育活动的消息——包括国内“盼奥运”的活动和从摩纳哥传
来的、围绕国际奥委会投票动态的各种报道。从晚七点钟起，我一直在电视机前坐
到九点多钟。对我来说，这是近年我表现出的一次稀有的能耐。

    晚九点钟过后，我实在支持不下，连连打呵欠，只好上床睡觉。我估计这夜我
一定睡得很香，因为疲劳使我的睡意变得特浓。我想我可以一觉睡到天亮。但是说
来奇怪，我到半夜近两点钟的时候，像脑子里响起了电铃似的，我忽然醒了。我立
即下床，披上衣服，我的老伴也跟着起床，和我一道来到厅堂。我立刻拨开电视机。
很即时，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正在开始宣布奥委会的委员们关于申请举办2000 
年国际奥运会的城市的投票情况。我的心情非常激动，也很紧张——我想坐在我旁
边的老伴也是如此：我似乎能触觉她的心跳速度。北京所得票数一直在直线上升，
遥遥领先于其他城市。在最后一轮投票之前，我已经听到市内响起了鞭炮声。我想
整个北京市的市民，也和我们两个老人一样，兴奋得已经无法控制。但是在最后一
轮投票的结果宣布时，鞭炮声立时沉寂了下来：悉尼所得的票忽然跳上去了，以两
票之差赢得了举办2000  年国际奥运会的资格。

    但接着的情景也出乎意料地非常动人：北京奥委会的代表立即上台，与悉尼的
代表拥抱，祝贺他们的申请取得成功。这个动作、这种表示，立刻使我从某种自发
的沮丧情绪中振奋起来：我们奥申委的代表们很有气度，不以失败而气馁，反而为
国际奥委会委员们的选择而高兴。我不禁感到骄傲：我们失去了两分，但在气度上
赢得了满分。奥运会本来是世界人民的国际体育组织，宗旨是提高世界人民的身体
素质、增进世界人民间的理解和友谊，从而促进世界和平。中国人民热烈“盼奥运”
在他们的首都举行，也是出于这种动机和热情。但有的人——而且是具有很高声望，
在国际事务中举足轻重的人却想法不同，硬要把这个国际非政治性的组织及其活动
拉到政治里面来。他们一再用正式决议或公开发言的方式来影响国际奥运的航程。
这种动作，这种水平，倒是一件真正使人感到惋惜的事。

    当然我们自己也应该有自知之明。在旧中国我们也曾有过一位运动员去参加国
际奥运会。但他回国时连旅费都没有，得由华侨募捐资助。正是由于这类的可悲现
象存在，中国人民才前仆后继地奋斗了几十年，终于改变了这个局面。中国近几年
已经多次派运动员参加国际奥运会，得到金牌逐年在增多。前两年在奥运会中，中
国运动员还获得了金牌总数第四。当然，金牌本身固然是一种荣誉，但它们的实际
意义只是说明我们人民的体质已经改进了。在最近，也就是今年8 月份，中国女运
动员在斯图加特的世界田径的锦标赛上，和德国的女运动员轻松地囊括了1500  米、
3000  米、10000 米的全部金牌，并包揽了3000  米跑的全部桂冠。接着在今年9 
月初，在我们举行的第七届运动会上，中国女运动员又重写了上述诸项目的所有世
界纪录。在过去，中国人一贯被称为“东亚病夫”。中国妇女更显孱弱。但现在，
仅在田径运动这项运动中，中国女运动员就一跃而与素以健康著称的德国妇女驾齐。
这个改变已经不能算是“象征意义”的了，而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它说明中国人民
的体质已经大不同于过去。但西方的某些人却始终不承认这种改变。这更是一种值
得惋惜的事。

    这种值得惋惜的事并不是一种孤立现象，它与国际政治、文化和经济都有密切
的联系，终于在西方形成一种痼疾般的成见——如果不是恶意的话。

    这种痼疾的历史很“悠久”。早在19  世纪的英国的著名作家吉卜林（1865—
1936）在他的《东西方之歌》一诗中就这样写过：

    啊，东方是东方，西方是西方，这一对永远不能汇合。

    这里的实际意义是想说明代表“西方”的白种人是优秀人种，代表“东方”的
有色人种是原始的、落后的，所以永远不能与“西方”人汇合在一起。

    “东方”只有经过“西方”的教化，才能得救。这种“教化”就形成了“西方”
一个沉重的“道义责任”。因此他在另一首名为《挑起白人的担子吧》（Take up 
the white mans’Burden）中就明确地指出白人要“以天下为己任”，挑起这个
“担子”。当然，这两首诗是在一个特定历史时期背景下的产品。那时四分之三的
有色人种世界（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只有日本除外）差不多都是“西方”的
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现在世界变了，但是载入了文学名篇的这种成见，却仍在某些
西方人们的头脑中起作用。今天我们在“西方”的各种传播媒体中还时时可以听到
和读到，特别是就中国而言，有关“东方”的怪异传闻。

    有许多从事传媒工作或其他知识领域里活动的人，把怪异的宣传有意无意地形
成了“传统”的成见。在这种“传统”的潜移默化中，一般人也就有意或无意地受
到了愚弄。今年（1993）9 月28  日美国《纽约时报》刊载的《女子长跑潜能限度
何在》一文说，王军霞在不到一年时间内将自己的最好成绩提高了两分钟之多。世
界田径训练理论的奠基人之一的美国著名训练心理学家戴维·科斯蒂尔博士对此表
示怀疑。他说：“王的进步与正常的训练进步好像太快了一点。”他的话是有权威
性的，他的“怀疑”所造成的后果就是等于对中国的一切事情打了一个问号。年届
四十、并已退出田坛的魏茨也说：

    “我相信他们有一套我们陌生的东西。他们使用中药和针灸疗法。这有助于恢
复体力。”于是，“据信针灸可以刺激能量发挥、减轻痛苦和恢复体力。

    中医就有‘精气补’一说”，丹尼尔斯揣测说，中国女子运动员可能掌握了如
何将增氧技术和长跑方法相结合的诀窍。这样，中国女子长跑获得优异成绩，不是
由于她们体质的优异，而是由于某种“东方”神秘化的东西在起作用。在这种理解
和宣传下，“东方”和“西方”——在现时的情况下，“东方”就指中国，如何能
达到实事求是的理解？



    这样的“误解”及其扩散的后果实际就是打“冷战”。这也就是说，“冷战”
现在并没有真正结束，尽管苏联已经解体。这种“冷战”的影响所及，确实阻碍了
“东方”和“西方”的“汇合”。吉卜林的《东方与西方之歌》，如果从这个实际
情况来理解，应该说还没有失去“时效”。我在西方有许多知识界的朋友。他们都
是专家，知识和“真理”的追求者。但他们在一些政客和传媒宣传的影响下，对于
中国也禁不住产生一些怀疑，虽然我们在私人的交情上完全“信得过”。我有时劝
他们到中国来看一看，但他们——特别是那些在社会上有影响的朋友们——总是犹
疑不决，怕他们的行动招致批评。我当然为此也感到惋惜。

    要改善这个局面，我想在我们这一方面我们得做些细致、深入、持续的努力。
在摩纳哥，我们奥申委的代表向悉尼奥申委的代表表示热烈的祝贺，我当时感情确
实为之一变，由失望而转到高兴。这种行动代表了中国人的气度和愿望。当然我们
要做的比这更重要的事情还多得多。首先，我们要把我们国家尽快地建设得更富强，
把我们的国力和人民的素质更进一步提高。这当然需要全国人民来努力。但“关键
在于领导”。领导者得作出表率，最起码的行动就是坚持廉洁，把扫贪污腐化进行
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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