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的权利

    对于拒不接受变化的人来说，他们永远无法解释某种趋势的形成和某种事物的
生长的原因；维持特定的信仰和对未来始终抱有希望是必要的，可是我们不能以这
种特定的个人信仰和希望来要求所有的人无条件信奉并据此行事。一个生性不喜爱
游戏的人是无可非议的，但他显然无权妨碍和禁止他人的游戏；同样，为人类献身
是极其崇高的，但是强迫他人献身无疑是专制的和野蛮的，因为这种行为违背了自
由和自主的公理。

    我为游戏的权利进行辩护正是基于这种权利受到了崇高目的论的威胁。

    事实上，以各种方式妨碍人类游戏权利的言论或行为，由于它干预到了人类生
存的基本自由，因而肯定是和崇高的目的有所抵触的。

    我在强调游戏的权利所具有的重要价值及必要性时，并不意味着人可以不做任
何其他的事；然而，有些人却以其他的事所拥有的重要性来否认或贬低游戏的价值
；对这种只允许儿童吃饭读书却不允许儿童游戏的父亲我们除了憎恶又能表示什么
呢？所幸的是，持这种观点的人早就不是我们的家长了。

    人类拥有游戏的天性、要求和潜能，无论是人的历史还是人的现实都向我们证
明了这一点。人类在他活动的一切范围中都或隐或显地存在着一种游戏的意向，这
种意向是和他们的功利目的共存的，它们时而交织在一起，时而又游离开来，甚至
彼此之间发生抵触。反对游戏的见解通常是建立在这种抵触之上，持此见解的人认
定功利目的无可辩驳地更高于游戏的意向，因为游戏是一种可有可无与人类的生存
并没有十分紧迫关系的活动，它不过是一些不负责任者的逃避方式，它的意义仅限
于私人；它往往放弃了人类面临的主要问题和任务，在一种游戏的幻觉中自我欺骗，
进而使整个社会变得涣散、松懈和缺乏工作热情。

    但是任务、责任和工作并不是人的一切，特别是在任务把人异化为工具，责任
把人异化为固定角色，工作把人异化为机器操作者的时候，人就不再是为自己而存
在着了，他的所有目标都与他无关了。人必须是自由的和自主的，这不仅意味着他
在自由状态下自主地接受任务、承担责任和投入工作，而且意味着他可以在没有外
力干预和外部压力的情况下从事他的游戏。这游戏可以是集体的，也可以是少数人
的乃至是他个人的。游戏并非是责任中心论者和工作至上论者认为的那样仅仅是一
种调剂和休息，目的仍然是再度承担责任和投入工作；恰恰相反，只有游戏才是人
类生存的最佳状态，一切的任务、责任和工作都是为了这个最佳状态才有了必要。
因此，游戏不是手段而是目的，它是以自身为起点同时又以自身为终点的。只有一
个游戏者才可以达到真正的自由状态，在这个意义上，人要是不想承受任务、责任
和工作的异化带来的紧张和痛苦，只有把它们都予以游戏化，提升到游戏的境界才
有可能。

    游戏的价值一直得不到公开的承认，以至那些游戏者也不能不隐匿起自己的见
解，他们成了只做不说的两面人。我们看到过不少粗俗的游戏者，可是这有什么要
紧呢？游戏方法和游戏作品的低劣不能成为取消游戏的理由，因为只有在容忍低劣
游戏的环境中才会出现游戏的天才，一个民主和自由的社会总是会同时孕育出这两
种游戏类型的。问题是，在对游戏的严肃责难中，我们忽略了另一种低劣的存在，
这种存在恰恰是由倡导任务、责任和工作的工具主义向我们提供的。我们无法看到
这种任务、责任和工作能力为我们赢得自由的生活方式，赢得内心解放和人类的游
戏权利，相反，它往往同上述目标相抵触。

    当代文化的浅薄性不是由游戏造成的，而是非个人化的整体主义现实趋于瓦解
的一个必然后果。游戏的粗俗化不是游戏的错误，而是不容许游戏的一个报复。强
调任务者忘了我们正面临着恢复游戏权利的任务，强调责任者忘了我们正承担着保
护游戏的责任，强调工作者忘了我们正需要从事提供更多游戏机会、游戏时间、责
任和工作非但不为游戏服务，反而要为了它的自身的循环而压制了游戏，那不是本
末倒置又是什么！



    在人们根深蒂固的成见中，游戏的无价值是因为它不能给我们带来好处，他们
顽执地要求游戏背后另有一个东西存在着，只有这时他们才能容许游戏的存在。但
是，游戏的意义是在它本身的，因为它给我们欢愉感和解放感，它使我们看到自己
的想象力并忘情地自我陶醉；它使我们从功利的重压中解脱出来，在假想的环境中
成为一个自由自在的参加者和创造者；它还使我们免受日常世界的束缚，进入幻想
世界，它给我们另一套程序和规则，使我们在这新的程序和规则中更换形象从而对
我们的适应性进行能力上的考验；最后，游戏使我们进入到真正审美的境界，那是
一个十分感性和接近生命状态的过程，它完全是自满自足不指涉到它物的，人在这
种状态中体验到了纯粹和简单，它是一种崭新人和世界的关系，它完全是人主体的
产物。

    我们怎么能用“有用性”来评价游戏呢？彻底地说来，游戏对我们的生存是如
此重要，已足见它的有用性了。对这样的游戏我们居然还要予以轻蔑，以一种威严
和庄重来攻击它，这怎么能够理解呢？

    坏政治不是取消一切政治的理由，坏游戏同样也不是取消一切游戏的理由。人
们应当抵制坏政治，因为它会危害民主自由甚至危及每个人的生存安全；但是人们
无权取缔坏游戏，因为坏游戏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只是从事坏游戏者个人的事。可是
我们的情况竟然被颠倒了：人们抓住某些坏游戏（这种判断当然是极不可靠的，常
常相反的）不放，我们怎能不对他们的责任高论表示怀疑呢？

    作为文化艺术的一个重要趋势，游戏正渐渐地蔓延开来。的确，我们在注意到
杰出的游戏者和游戏作品的时候，并没有忽视有大量粗俗游戏者和低劣游戏作品。
对它们的成因，不应当从它们脱离现实脱离深刻或脱离崇高来作出解释，而应当从
智商、天赋和游戏之道等与它们的关系方面来作出解释。

    游戏当然是脱离现实的，不愿脱离现实的人可以呆在现实之中不必去从事什么
游戏。但是游戏又是一个十分现实的行为，它的现实性不是体现在它与先于它之前
而存在的现实之间的相似程度和关联程度，而是在它将游戏变为一种特殊的现实的
过程中。游戏无疑是对现实的逃逸和超越，它有时也挪用部分现实材料，但这并不
意味着它要使自己具有现实性质，倒是使现实材料拥有游戏性质，于是现实本身也
遭到了意义的颠覆。游戏显然和想象有着不可分的关系，它不是对现实生活操作的
准备和训练，它要抛弃的恰恰是现实生活操作的习惯，用一种无功利效用的认真态
度去做一件想象中的事。游戏是不以深刻为目的的，因为一个沉溺于富有审美性和
想象力游戏的人其本身的行为已经揭示了人的存在，这种揭示已经具有了深刻的含
义，游戏者是无需从游戏中寻找深刻的。游戏不是通向深刻的道路，认识到这一点
才是深刻的。

    最后，游戏和任何在它之外的崇高事物无关，游戏是人存在的最自由状态，人
一旦达到这一状态便已经达到了人存在的至境，可是这永久地是一个未竟的理想。
据此我们不妨断言，凡是有益于人们接受这一状态的行为和思想，都是具备崇高性
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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