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化作春泥

    ——我的父亲王辛笛（代跋）

    王圣思

    这篇命题作文不太好做，距离太近，近到“仆人眼里无英雄”；血缘太亲，亲
到儿女眼中出完人。更何况人连自己都琢磨不透，又岂能认清他人？

    但我还是答应试试，因为我很想为父亲辛笛勾画出一张素描。

    我挺佩服我那未曾谋面的祖父，这位清末举人对儿辈学业的安排有他的眼光。
在他的操心下，爸爸4 岁识字，5 岁上私塾，9 岁学英语，打下国文和外文的初步
基础。而我们童年的学业，爸爸却很少过问，他总是早出晚归，忙忙碌碌。有时沾
着一裤腿的泥巴回家，他会掏出一把啤酒花，让我们见识见识食品工业的原料，那
些枯黄干瘪的花朵散发着淡淡的苦香，失却了充满生命的自然气息。在工厂的流水
线上，它们被酿化、榨挤成黄澄澄的啤酒。

    在我最早的记忆里，我爸是干工业的，却不知道他还是一个诗人。直到他晚年
的时候，才多次回忆起青少年时代梦想的种种趣事。

    他从小就有创作欲。学英文之余，他兴致勃勃订了个小本，把课上读到的《伊
索寓言》、《贝肯读本》中有趣的故事、童话译成中文，抄在小本上，俨然一本书
那样可以翻看，自我欣赏一番，向小伙伴们炫耀一番。这是他最初的“作品”。15 
岁以前他读的都是文言，能作旧体诗，却不会写白话文。

    那年他去考南开中学插班读初三，担心入学考试要写白话文。聪明博学的祖父
安慰他说，白话文最容易写，不就是在句尾多加上些“呢”、“啦”、“吗”、
“啰”之类的语助词嘛！当时应考生百余名，考完后爸爸垂头丧气回了家。

    他不知道试卷中问答题之一：《呐喊》的作者是谁。祖父在满屋子的线装书里
翻阅，终于查到“呐喊”乃明将戚继光所著兵书的内容之一也！想来操练士兵以呐
喊助威也有一套学问。老爷子连连说新式学堂考题如何出得这么冷僻。而做儿子的
则对老子的渊博学识钦佩不已。发榜时父子俩同去看榜，一同从榜末倒着往上看。
爸爸越看越心慌，越慌越看不到自己的姓名，名落孙山必定无疑。不想看到最后，
大名赫然榜首，如释重负。爸爸跨入南开中学大门后，才恍然大悟，考题中的《呐
喊》乃是鲁迅的《呐喊》，与戚继光的《呐喊》无关。南开中学是他接受新文学启
蒙的摇篮，也是他初露文才的起点。私塾之外的世界真精彩。第一次读到鲁迅、胡
适、周作人、郭沫若、徐志摩等人的作品，欣喜若狂。为逛书店他瞒着家里不吃午
饭，省下每月三元的校内伙食费去买《语丝》、《洪水》、《小说月报》等新文学
刊物，饿到下午三点上完课骑车直奔回家，要求吃一大碗面条当“点心”，以致我
祖母十分惊奇他的“好胃口”。他的一首幼稚的四行白话诗《蛙声》变成了铅字，
拿到七角钱稿费，甭提有多高兴了。即使老年回忆起来还是那么津津有味。

    此后他再也不用饿肚子了，每月四、五元，多至十余元的稿费足够他买新书、
淘旧书了。

    在高中二年级决定读文科还是理工科之际，父与子产生了严重分歧。祖父受康
有为、梁启超维新变法的影响，认定工业救国才是唯一的强国之路，文学有什么用？！
爸爸却对文学情有独钟。他从鲁迅、郭沫若、周作人等弃医学、海军而从事文学的
经历中领悟到文学能唤醒、拯救以至振奋民族的灵魂。当然另外还有潜在的原因，
他的数学不好，既然喜爱文学，读起来会更得心应手。这场父与子的冲突以祖父同
年突然染疾去世而得以化解。随后，1931  年爸爸如愿考入清华大学外国语言文学
系就读，为他日后的诗歌创作积累了更丰富的知识，开拓了更广阔的视野。我想，
假如祖父不是先走一步，按爸爸的性格，大概最终会屈从于父辈的意愿。历史不存
在“假如”，但历史会开玩笑。十年后不爱数学的爸爸却为避免引起日寇的注意，
改入银行做一名秘书，多与数字打交道，真是事与愿违，无可奈何。又过了一个十
年，挚爱文学的爸爸索性搁笔不再写诗，径去学着搞工业，一切从头干起，祖父在
九泉下不知作何想法！

    爸爸好像并不后悔，他深感在工业战线上勤学苦练这许多年，从中得益匪浅。
偶尔也把自己与文学界的朋友相比：历次运动他们首当其冲，虽然他也有麻烦，但
总比他们要少些；非常时期他们遭到毁灭性抄家，有的数十次，有的上百次，甚至
被“扫地出门”，而我家尽管也被抄过好几次（其实有一次就够呛），总算还保有
一小块栖身之地；他们留下无可挽回的家破人亡的惨痛，我们全家在经过一度分居
数地之后到底挺过来了。爸爸很知足。知足者常乐。当时每人每月十五元生活费，
巴不得一分钱掰成两分钱用。妈妈在干校每月只用十元钱，从牙缝里挤下五元钱贴
补家用。中秋节爸爸从外滩单位所在地步行二三个小时回家，为的是省下七分钱电
车费买一只小月饼，带给即将发配到贵州的我二姐吃。二姐仅仅因为议论林彪的眉
毛就被打成“反动学生”，吃着爸爸的月饼，哽咽着难以下咽。多少年以后我从乡
下考回上海读大学，送二姐赴美留学，临行前她还没忘这个月饼的故事。她仍记得
那段日子与爸爸相依为命，爸爸常在半夜叹长气，尤其牵挂体弱多病的妈妈在干校
吃不消。如果说爸爸像诗，感情的，无序的，妈妈就像散文，理性的，有序的。他
俩性格迥异，一个忧郁，一个开朗，一个懦弱，一个好强，一个慢性子，一个急脾
气……但他们却能互助互勉，同甘苦共安乐。爸爸经常说，是妈妈开朗乐观的好性
情感染了他，使他逐渐走出内向，走出忧郁。不过，在那个沉重的时代，妈妈也开
朗不起来，只是好强依旧。她比爸爸先去干校改造思想。秋末爸爸为她送去度冬寒
衣，归来夜不能寐，口占七绝两首，题为《鸳思》：“更与何人问暖凉，秋深废井
对幽篁，簪花屡卜归期误，未待归来已断肠。”“篱边传语感凄惶，相见何曾话短
长，珍重寒衣聊送暖，卅年鸳思两茫茫。”这两首加上他70  年代中期写下《赠内
》的若干首旧体诗，可以为他晚年写的爱情诗《蝴蝶、蜜蜂和常青树》作注释，也
是他俩相依相伴半个多世纪的人生写照。



    轮到爸爸去干校劳动，更让人担心。他从来就不能干。据说他会炒鸡蛋，而我
们至今仍是耳闻，没有尝过。前些年他住院开刀，同病室那些也上了年纪的病友一
致评他为“自理能力最差者”，他笑笑默认了。“文革”中他第一次学补衣服，好
像发现了新大陆：“想得多妙，在这么细的针上打眼穿线，真了不起！”其实早在
新石器时代人类就发明了骨针。我下乡十年不能忘记老乡们的一句问话：“为什么
你们学干活这么容易，我们学你们识字读书那么难？”难怪我的朋友祝愿爸爸永远
只会做炒鸡蛋，永远向着一枚针发出由衷的赞叹。我无法想象爸爸一人在干校是怎
么过的。但人的生存能力、适应能力还是颇强的，何况他有劳动的愿望和诚意。派
他喂猪，小猪没奶吃，他把配给的砂糖冲成糖水喂小猪，大家管他叫猪爷爷。这事
迹简直像老模范饲养员一样。不同的是，猪仔壮了，他的糖尿病由于吃糖有限反倒
好了。干校的猪厩造在村外，去那里要经过村边的一座小木桥。拂晓，他走过小桥，
桥面总是给夜来的繁露浸润得湿漉漉的。喂完猪他喜欢站在桥上，看小河静静地流
淌。这不是泰晤士河。30  多年前他曾站在雾濛濛的伦敦桥上，捕捉艾略特抒写《
荒原》的灵感，写下自己的一组诗歌杰作《异域篇》。而此时此刻他情不自禁吟咏
的是苏曼殊的七绝：“春雨楼头尺八箫，何时归看浙江潮，芒鞋破钵无人识，踏过
樱花第几桥。”渐入忘我之境，回到“牛棚”余兴未减，还滔滔不绝向人讲解这首
诗写得如何之好。冷不防又被打落到现实之中，罪名是自己不好好接受改造，还要
毒害别人！从此缄口不言。爸爸真是书生气十足，在那年头还谈什么诗。由此我想
起外公徐森玉。这位版本目录学家即使在批斗大会上，哪怕头戴高帽，颈挂木牌，
仍然旁若无人，与陪斗对象——也是一位老头，为解释一首古诗高声争论不休，整
个会场为之惊讶。大概人活到这个份上，也就活出了境界。爸爸在干校劳动结束后
带回一只简陋的竹制肥皂盒，是他自己锯成的，十多年来舍不得扔掉。

    当我懂得什么是好诗时，我喜欢爸爸30  年代的诗，奇怪的是他能珍视自制的
肥皂盒，却不大留恋过去创作的辉煌。40  年代他继续探索诗艺，与其他诗友形成
具有流派特色的诗人群体，当今人称“九叶诗派”。但在80  年代以前，文学史上
没有他们的名字，连他自己在家里都很少提及。是知音难觅，还是自认笔拙？他善
于向前看，渴望跟上时代。在解放后的十七年里他只发表了三五首新诗，还有一些
半成品没来得及问世就夭折了。他不是一个叱咤风云的狂飚诗人，每每要他写得激
昂，反而显露出其底气的不足，生成是婉约诗人，也就难以手执铁板高唱“大江东
去”了。爸爸时有感慨，诗风各异，爱诗不能勉强。一时有一时的审美趣味。爱者
如痴如醉，不爱者不屑一顾。

    在他销声匿迹的岁月里，海外有人默默爱着他的诗。在港台各地，《手掌集》
的手抄本一再被转抄、流传。散居在世界各处的年轻一代华夏诗人认定他与他们所
喜爱的中国诗歌传统一脉相承。曾有一对青年男女因为都爱他的诗而相恋、结婚、
生子。1981  年当他像出土文物般出现在香港时，他们惊喜不已，夫妇俩带着女儿
登台背诵了他的诗。一位年过半百的女读者从报上得知他来访，极为兴奋，想见又
不想见，因为她年轻时就爱读他的诗，想象能写出这样的诗的，应该是个翩翩少年。
她怕如今一旦相见竟是位白发老翁，打碎她多年来内心保存的美好形象，不如不见
也罢。终于未见，又不无遗憾，最后以信代晤。耐得长久孤寂的爸爸特别欣赏别人
评他的诗时所引用法国诗人瓦雷里的一句话：“我的诗，甘愿让一个读者读一千遍，
而不愿让一千个读者只读一遍。”40  年代出版的《夜读书记》是爸爸的书评散文
集，内有一段文字，他自比为罗亭式的人物，如一只断线风筝在天际无根地飘扬着。
我看他的性格是多面的。貌似懦弱犹豫，但在关键时刻却果断决绝。人实在是个矛
盾体。青年时代他有过一次壮举，刚考入大学就遇上“九·一八”事变，大学生们
热血沸腾，他与同学一起卧轨，扒上敞篷火车到南京请愿，要求政府抗日。回校后
他常掩护左派同学，把他们藏在自己的寝室里，其中就有蒋南翔。有同学被捕，他
会带上衣物去探监。我曾问他：“那时你怎么不害怕？”他说因为他不是共产党，
心中坦然得很。抗战期间，他和妈妈把家中的顶楼腾空，冒险代为藏匿十几大箱历
代古籍珍本，这是郑振铎和外公徐森玉等人千辛万苦从日本人眼皮底下抢救出来的
国宝，抗战胜利后完璧送交北平图书馆。1948年上海笼罩在白色恐怖下，夜间大搜
捕，人心惶惶。爸爸也受到跟踪和监视。

    他把妈妈和我们几个孩子送到香港暂避，只身一人在上海东躲西藏，准备迎接
解放。有一次他为银行业务去香港，全家人欢聚一堂。但办完事，他却坚持要回上
海——新生活在等着他。空荡荡的回程飞机上一共只有两名乘客，其中一人就是他。
随后妈妈打点行李，带着我们四个孩子坐海船回来，与他团聚。他执意把祖父留给
他们一代的遗产捐赠国家，支援工业建设，十五万余元美金即使在今天也不是一笔
小款子。而在家里他却不让我们把用完的牙膏管扔掉，他剪开牙膏管的尾部及边沿，
沾在内壁上残余的牙膏够他一人用一星期的……。老托尔斯泰身为贵族，却一心想
做农夫，爸爸也渴望成为无产者，只是他总被打入另册。他这只风筝从天空飘落到
大地付出多大的代价？

    只有他自己知道。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选择。现在人人恨不能成为大富翁，做尽
一夜发财梦，而他依然我行我素，不改其乐。有人请他做名誉董事长，或做个挂名
股东，他一一婉拒，转身回来对我们说：“咱们以前阔过！”听到这话我暗暗发笑，
似曾耳熟，对了，阿Q 最爱说这样的话。可我知道爸爸还有潜台词，他是曾经沧海
难为水，把钱财看淡了。尽管我们姐兄妹几人对他捐钱有各自的看法，但钱是他的，
我们尊重他的意愿。应该感激的是，父母使我们从小懂得万事要靠自己的努力。

    鸟儿总是陶醉在自己的歌声里，爸爸也不例外。他爱在一大清早出示新作给我
们看，诗的灵感总是半夜翩然而至。他躺在床上默诵成篇，晨起落笔。

    已是八十许人，垂垂老矣，步履迟缓，再也不能像70  岁时骑着自行车乱闯红
灯，也无法随心所欲闲逛买书了。不过，若发表了满意之作，他会拄着拐棍兴冲冲
赶到报刊门市部，多买几份有他作品的报刊。回家后反复哼唱的就是自己的诗文，
抑扬顿挫，乐在其中。那种兴致活像第一次发表作品的投稿者。

    至于那份报刊上有什么新闻或别人的大作，他肯定视而不见。在他诗歌创作六
十年生涯里，他几度沉默，几度“复活”，一位美国同行称他为“阳光下的诗人”。
其实不全然，即使在阴霾密布、风雨交加的十年里，他还偷偷写下仅供自我排遣的
旧体诗。这是一些流露真性情的隽永之作，近年来才陆续发表，博得读者的喜爱。
然而他还是看重新诗。他以为旧诗难写易工，有现成的格律，按平仄填字，化用典
故，容易写得言简意深，而新诗变化无穷，不受束缚，可作多种探索，还要符合时
代的要求，新诗易写难工也在于此。

    只是久被禁锢的心灵挣不脱羁绊，嗓音暗哑抒不成调。下笔如有“绳”是他时
隐时显的创作心态，他原本不是多产作家，而世上让他分心的事情太多太多。有时
笔端艰涩，有时又率尔操觚。我为他而叹息。那口心井似乎不再喷涌耀眼的水花，
只有忆及遥远年代的人与事，依然真切；只有真正搅动心灵深处而浮现的文字，依
然鲜活。我期待着，千种风情在他心底化作静水深流，只要诗心不死，还会溅出几
颗晶莹的水珠，闪烁出七彩的光芒来。也许，这种期待对一位八旬病翁来说已属苛
求，还是任其自然吧：

    呵那怅触的轻丝游絮——记忆化作春泥

    问生命能死几次！

    ——引自辛笛：《海上小诗》

    （原载《收获》，1994  年第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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