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看不懂

    适之先生：
    《独立评论》第二三八期刊载了一篇絮如先生的通信，讨论到一个问题，以为
近年来“不幸得很，竟有一部分所谓作家，走入魔道，故意作出那种只有极少数人，
也许竟没有人能懂的诗与小品文”。从那个通信，还可知道絮如先生是一个中学国
文教员，已然教了七年书。他的经验，他的职务，都证明他说那些话是很诚实很有
理由的。但就他所抄摘的几段引例，第一是卞之琳先生的诗，第二是何其芳先生的
散文，第三是无名氏大作。卞之琳的诗写得深一点，用字有时又过于简单，也就晦
一点，不特絮如先生不懂，此外或许还有人不大懂。至如何其芳的散文，实在说不
上难懂。何先生可说是近年来中国写抒情散文的高手，在北大新作家群中，被人认
为成绩极好的一位（其散文集《画梦录》，最近且得到《大公报》文艺奖金）。但
絮如先生看了他的文章，却说简直不知道作者说的是什么。同时您的按语，也以为
写这种散文，是“应该哀矜”的，而且以为“其所以如此写些叫人看不懂的诗文的
人，都只是因为表现能力太差，他们根本就没有叫人看得懂的本领。”我觉得有些
意见，与你们的稍稍不同，值得写出来同关心这件事情的人谈谈。
    一，为什么一篇文章有些人看得懂，有些人却看不懂？
    二，为什么有些人写出文章来使人看不懂？
    三，为什么却有这种专写些使人看不懂的文章的人？
    四，这种作家与作品的存在，对新文学运动有何意义？是好还是坏？
    我想先就这四点来作一个“散文走入魔道”的义务辩护人，先说几句话。
    其一，文学革命初期写作的口号是“明白易懂”。文章好坏的标准，因之也就
有一部分人把它建立在易懂不易懂的上头。这主张是您提出的，意思自然很好。譬
如作一篇论文，与其仿骈文，仿八股文，空泛无物，废话一堆，倒不如明明白白写
出来好些。不过支持或相信这个主张的人，有两件事似乎疏忽了。一，文学革命同
社会上别的革命一样，无论当初理想如何健全，它在一个较长时间中，受外来影响
和事实影响，它会变。（且会稍稍回头，这回头就是您谈中国西化问题时所说的惰
性。适宜于本来习惯的惰性。）因为变，“明白易懂”的理论，到某一时就限制不
住作家。二，当初文学革命作家写作有个共同意识，是写自己“所见到的”，二十
年后作家一部分却在创作自由条件下，写自己“所感到的”。若一个人保守着原有
观念，自然会觉得新来的越来越难懂，作品多“晦涩”，甚至于“不通”。正如承
受这个变，以为每个人有用文字描写自己感觉的权利的人，也间或要嘲笑到“明白
易懂”为“平凡”。作者既如此，读者也有两种人，一是欢喜明白易懂的，一是欢
喜写得较有曲折的。 这大约就是为什么一 篇文章有些人看不懂，有些人又看得懂
的原因。
    其次，有些人写文章看不懂，您的意思以为是这些人无使人明白的表现能力。
据我意见，您只说中一半。对于某种莫名其妙的模仿者，这话说得极有道理。但用
它来评当前几个散文作家的作品，和事实似乎稍稍不合。事实上当前能写出有风格
作品的，与其说是“缺少表现能力”，不如说是“有他自己表现的方法”。他们不
是对文字的“疏忽”，实在是对文字“过于注意”。凡过分希望有他自己的作者，
文章写来自然是不大容易在短时期为多数人全懂。（除非他有本领用他的新风格征
服读者，他决不会与多数读者一致。）不特较上年纪的读者不懂，便是年事极轻的
人也会不懂。不过前者不懂（如絮如先生），只担心文学的堕落，后者不懂（如一
般学生），却模仿得一塌糊涂罢了。
    其三，这可分两方面来说。一是就作者说，他认定一切站得住的作品都必需有
它的特点，这特点在故事处理上固然可以去努力，在文字修整排列上也值得努力。
一是就读者说，读者不懂不一定是多数，只是受一个成见拘束的一部分。既有读者，
作者当然就会多起来了。
    其四，由第一点看去，中国新文学即或不能说是在“进步”，至少我们得承认
他是在“变动”。目的思想许可它变，文体更无从制止它不变。就它的变看去，即
或不能代表成就已经“大”，然而却可说它范围渐渐“宽”。它固然使中学生乐于
模仿，有不良影响，容易引起教员的头痛，对新文学的前途担心。但这些渐渐的能
在文字上创造风格的作者，对于中国新文学的贡献，倒是功大过校它的功就是把写
作范围展宽，不特在各种人事上摆脱拘束性，且在文体上也是供有天才的作家自由
发展的机会。这自由发展，当然就孕育了一个“进步”的种子。
    适之先生，如今对当前一部分散文作品倾向表示怀疑的，是一个中学国文教员，
表示怜悯的，是一个文学革命的老前辈，这正可说明一件事，中国新文学二十年来
的活动，它发展得太快了一点，老前辈对它已渐渐疏忽隔膜，中学教员因为职务上
关系，虽不能十分疏忽，但限于兴趣认识，对它也不免隔膜了。创始者不能追逐时
变，理所当然。但一个中学教员若对这种发展缺少认识，可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所
以我认为真正成问题的，不是絮如先生所说“糊涂文”的普遍流行，也许倒是一个
中学国文教员，在当前情形下，我们应当如何想法，使他对于中国新文学的过去现
在，得到一个多方面的认识。且从这种认识上，再得到一个“未来可能是什么”的
结论。把这比较合乎史实的叙述也比较健全的希望，告给学生，引导学生从正面去
认识一下中国新文学，这件事情实在异常重要。不过关于教员这点认识，是尽他自
己去努力好些？还是由大学校帮他们一点忙好些？中学教员既多数是从大学出身的，
由大学校想办法应当方便得多。
    我这点看法假若还有一部分道理存在，我们不妨就一般大学校中国文学系的课
程表上，看看负责的对这问题有多少注意。检查结果会有点失望，因为大学校对它
实在太疏忽了。
    课程表上照例有“李白”“杜甫”或“文驯的专题研究，有时还是必修课，一
礼拜上两小时或四小时， 可是把明清“章 回小说”的研究列入课表上的就很少。
至于一个学校肯把“现代中国文学”正式列入课程表，作为中国文学系同学必修课
程的，那真可说是稀有的现象。（有的学校虽有一两小时“文学习作”，敷衍敷衍
好弄笔头的大学生，事实上这种课程既不能造就作家，更不能使学生有系统的多明
白一下新文学二十年来在中国的意义。）大学校对这件事的疏忽，我们知道有两个
原因，一是受规则影响，好象世界各国大学都无此先例，中国当然不宜破例，损害
文学系的尊严。二是受现实拘束，找这种教授实在不容易。重要的或者还是“习惯”。
负责的安于习惯，不大注意中国特殊情形。临到末了，我们不能不说各大学负责者
对于这问题认识实在不够。因为他如若明白中学生读的课本虽一部分是古典作品，
其余所看的书大部分都是现代出版物。中学生虽得受军训，守校规，但所谓人生观，
社会观，文学观，却差不多都由读杂书而定。感于这个问题的重大，以及作中学教
员责任兴味对学生关系如何密切，也许在大学课程中，应当有人努力来打破习惯，
国文系每星期至少有两小时对于“现代中国文学”的研究，作为每个预备作中学教
员的朋友必修课。若说教员不容易得到，为什么不培养他？为什么不再打破惯例，
向二十年来参加这个活动，有很好成绩，而且态度正当思想健全的作家去设法？
    我想提出这个问题，请所有国立大学（尤其是师范大学）文史学系的负责人注
意注意。且莫说一个教师对于文学广博的欣赏力，如何有助于学生。只看看教育部
课程标准，在初中一年级教本中，语体文即占百分之七十，高中教本语体文依然还
有一部分。可是那些人之师在学校读书时，对这方面的训练，有的竟等于零。他不
学，怎么能教？这不特是学校的疏忽，简直是教育部的过错。
    我很盼望听听您对这问题的意见。
                                      
                                             沈从文 
                                             六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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