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冯友兰







    一直没有读到冯友兰先生的最后遗著《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七册，只从有关冯

先生的传记和年谱中得到一些粗浅的了解，冯先生晚年写了一本不能出版的书，这

不容易。1991年3月下旬，张毕来、丁石孙等7名政协委员向政协七届四次会议提出

提案，呼吁出版《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七册，宗璞为此还给有关领导写过信，但最

终不了了之。人世苍茫，想到当年冯友兰先生的无奈选择，再看今日冯先生的执著，

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冯先生如果没有晚年这部书，也许我们不会更深地理解

冯先生。或者说句大不敬的话，要是冯先生不得长寿，那不知会有多少误解留存世

间。冯先生虽有无奈的时候，但他也终有不需要应付，不需要为谁服务的时候。冯

先生早年是独立的，这种独立曾一度消失，但最终冯友兰又独立了，尽管这已到了

他生命的终点，一个人到了这步天地才“海阔天空我自飞”，让人觉得多么沉重。

在《新编》第七册的“自序”中，冯先生说：“在写八十一章的时候，我确是照我

所见到的写的。并且对朋友们说：‘如果有人不以为然，因之不能出版，吾其为王

船山矣。’船山在深山中著书达数百卷，没有人为他出版，几百年以后，终于出版

了，此所谓‘文章自有命，不仗史笔垂’。”（蔡仲德《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

冯先生“文革”中的失误，有其性格的原因，但更多的是时代的关系。冯先生作为

一个读书人，在那样的环境下，做一些违心的事，常常不得已而为之。冯先生性格

中的弱点，西南联大时有一件小事可见。钱穆在《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一书中

说：“一日，有两学生赴延安，诸生集会欢迎。择露天一场地举行，邀芝生与余赴

会演讲，以资鼓励。芝生先发言，对赴延安两生倍加奖许。余继之，力劝在校诸生

需安心读书。不啻语语针对芝生而发。谓青年为国栋梁，乃指此后言非指当前言。

若非诸生努力读书，能求上进，岂今日诸生便即为国家之栋梁乎。今日国家困难万

状，中央政府又自武汉退出，国家需才担任艰巨，标准当更提高。目前前线有人，

不待在学青年去参加。况延安亦仍在后方，非前线。诸生去此取彼，其意何在。散

会后，余归室。芝生即来，谓君劝请生留校安心读书，其言则是。但不该对赴延安

两生加以责备。余谓，如君奖许两生赴延安，又焉得劝诸生留校读书。有此两条路，

摆在前面，此是则彼非，彼是则此非。如君两可之见，岂不仍待诸生之选择。余决

不以为然。两人力辩。芝生终于不欢而去。然芝生以后仍携其新成未刊稿来盼余批

评，此亦难得。”冯先生比之钱穆，用今天的话，比较活络。



    冯先生又是懦弱的，这种懦弱，不全在自己，更在自己之外的某种压力。这也

有一例可举。1951年，冯先生随中国文化代表团赴印度访问。在德里大学见到他在

西南联大的好友、当年的训导主任查良钊，不但没有说话，而且立刻回避。后来查

良钊在《忆一位失去自由的教授》一文中回忆了此事。当时他怕冯友兰有不便之处，

便提前写了个便条给他。说：“芝生兄，今天何幸在此德里大学相遇，恰值西南联

大第十四周年纪念日，盼望吾兄归去后向我们共同的老朋友和当年同事们代我致意。

弟， 良钊，11月1日。”可当冯友兰见到查良钊时，他们几个没和任何一个人打招

呼，就匆匆离开了会场，让当时所有在座的客人感到十分吃惊。当时负责会议的人

说：“这像我们东方人的礼俗和习惯吗？’我真不懂。”因为查良钊在1949年前先

到印度访问，后未回大陆，而去了台湾。当时在国际场合，有纪律规定，不能和台

湾方面的人同时出现在一个场合，可见一个时代的精神氛围。《冯友兰先生年谱初

编》提到此次出访。当时印度德里大学要授予冯先生名誉博土学位，冯为接受与否，

曾请示了外交部。当普拉沙德总统介绍冯先生的学术贡献时，曾提及两卷本的《中

国哲学史》及“贞元六书”，外交部得知后当即致电代表团，谓此介绍有问题，先

生应于适当时机予以更正。所以随后在加尔各答访问并讲演时，冯先生讲的是“新

中国的哲学”，并应外交部的要求说：“中国革命成功，我认识到我过去的著作都

是没有价值的。”这是50年代初冯友兰先生的经历，想来不会不在他的心上投下阴

影。



    “文革”初期，冯先生本来也是有罪之人，只是由于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随口

说到：“北京大学有一个冯友兰，是讲唯心主义哲学的，我们只懂得唯物主义，不

懂得唯心主义，如果要想知道一点唯心主义，还得去找他。翦伯赞是讲帝王将相的，

我们要知道一点帝王将相的事，也得去找他。这些人都是有用的，对于知识分子，

要尊重他们的人格”（《三松堂全集》第一卷）。在一言九鼎的岁月里，随口提到

的冯友兰和翦伯赞，都因了这句话而改变了命运。虽然翦伯赞不久后自杀了，但据

说在他死后身上发现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毛主席万岁！万万岁！”是感激抑或讽

刺？



    有了这样的经历，谁能不怕呢？冯先生死后，港台一些学者已放弃了对他“文

革”中表现的苛评，倾向于认为冯先生的一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季羡林挽冯

先生说是大节不亏，晚节善终，当是知人之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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